电影《初升的太阳》没有升起
——与金山、孙维世导演的难忘合作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我们经常观看京城四大剧院的彩排，看彩排是不用花钱买票的，这是给青年学子的学习机会。这四大剧院是北京人艺、中国青艺、中央实验话剧院和解放军总政话剧团。这些剧院每次排练新剧时，都会让我们前去观摩学习，譬如北京人艺排练话剧《蔡文姬》时，我们就坐在编剧郭沫若和大导演焦菊隐的身后，近距离地聆听两位大家亲切的交谈，他们谈艺术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中央实验话剧院观摩话剧《黑奴恨》和《大雷雨》的排练时，我们荣幸地见到著名戏剧大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先生和总导演孙维世：前者讲话慢悠悠的，但内容朴素而深刻；后者是侃侃而谈、激情澎湃的女艺术家。我们感叹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导演，听说她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金山。那个时候，在京的艺术青年在北京东单北角看青艺话剧也是极大的享受。金山在《风暴》中扮演施洋大律师，舞台上传出“施洋大律师到”，人未出场，全场就掌声雷动。金山身穿长衫肩搭一条长围脖在台上对警察局局长那一大段道白，台词处理之精彩、节奏与舞台调度分寸把握之得体，令观众叹服。我和肖桂云还一同观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总政话剧团距电影学院只有一站路，他们演出的《万水千山》很有军人特质。
金山的处女作是1935年拍摄的《昏狂》，次年拍摄了史东山导演的《长恨歌》和《狂欢之夜》，1937年他在影片《夜半歌声》中扮演主角宋丹萍，红遍大江南北，同年还出演古装电影《貂蝉》中的吕布。1947年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导了电影《松花江上》。1959年他编导了电影《风暴》，并在影片中扮演施洋大律师。
金山的经历尤为特殊。1964年，我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听说了不少金山的往事。他早年从军于国民革命军，1932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章泯大导演组织东方剧社，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抗战期间，多次率中国救亡剧团赴南洋、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抗日募捐义演。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委托，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的亲属关系，秘密地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来到长春，接收“满映”，并利用这一阵地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因为受周总理的秘密委托，他长期遭受着不白之冤，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松花江上》也不予宣传。但金山自己从不做任何解释，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品格。解放战争后期，金山以国民党谈判代表团顾问的身份来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他白天参与国民党的会议，晚上单独向中共情报部李克农汇报，为我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提供了重要情报。
《松花江上》由金山编导，张瑞芳、浦克等主演，以饱满的情感歌颂东北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抗战的故事。影片在全国赢得巨大声誉，一致认为它是中国电影“极珍贵的收获”。这是一部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完成的抗战影片，金山的艺术才华和为人处事的热情令大家称道。在拍这部影片时，金山导演发现并启用了当时还是录音车间助理的方化，后来方化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成功地扮演了日本鬼子松井，演得入木三分。
1965年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金山和孙维世夫妇率先深入远在黑龙江省北部的大庆油田，与大庆石油工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他们把北京的家搬到大庆萨尔图，读小学的女儿小兰也转学到大庆与油田工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们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完成了反映大庆精神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话剧全部用大庆油田石油工人和家属来演，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轰动了北京文艺界。后来文化部和石油部责成长影拍电影，导演还是金山和孙维世。
电影剧组首先到北京观看了在西单长安剧场演出的话剧，话剧呈现给观众浓郁的大庆油田生活气息、生动的人物形象、奋进的大庆精神。让京城观众大饱眼福。
在北京和平里石油部招待所，金山和孙维世导演与剧组主创见面，他们好像见了老故旧，感到极为亲切。金山导演说起长影，真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他还打听长影许多老同志的近况，说近年看了许多长影拍的影片都是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深受全国观众欢迎。最后金山夫妇还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位于长安街南河沿红墙内的家中做客，那是座舒适而温馨的小四合院，典雅且有书香气。
当时金山导演已五十六岁，微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一股子大艺术家的气质和独特魅力。他随身携带一个氧气枕头，随时把通气胶管送到鼻子前。他弯下身系皮鞋带时很困难，起身后有些喘。只要我们在一起，我总是帮他拎包，扶他上下车。每每这时他都向我微笑以示谢意。
孙维世导演比他小十岁，美丽大方，热情好客，不笑不说话，身上有艺术家的气场。
剧组同导演一起乘火车前往大庆油田，在地图上很难找到萨尔图这个地方。火车走过山海关，途经沈阳、长春，过了哈尔滨还要继续往北跑大半天的路。一路上，金山、孙维世的软卧包厢里被挤得满满的，两位大导演与剧组主创聊得很开心，我带着耳朵听，不时为他们添茶水，从中享受着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大庆油田周边全是矮矮的土坯房，看不到一座楼房，荒原上出现无数高耸的钻井塔，十分壮观。大庆格外寒冷，剧组每人发一套“48道”，这是石油工人穿的棉袄，为不让棉花滚包，用线扎成一道道纹路，据说一共是48道。多少道不重要，穿在身上是真的暖和，还给每个人发了狗皮帽子和大头鞋。我们电影人与石油工人的打扮一模一样了。
剧组与金山、孙维世导演同住在萨尔图五号院，这是专门接待外来人员的招待所，一个大大的院子，四周清一色的“干打垒”。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一侧是一个挨一个的单人土房间，一屋住两到四个人。走廊尽头是个套间，一间会客屋连着卧室，这里是金山与孙维世导演的住处。
制片主任孙明珠早就跟我打过招呼：“小喜子，你是刚来厂的大学生，又是组里最年轻的，往后工作时多关照一下导演夫妇，特别金导行动不便，你就多劳点神吧！”我应声道：“没问题。”还是在《战洪图》剧组时，我与组里各个部门打交道总是嘻嘻哈哈的，副导演孙羽干脆给我起了个绰号“喜子”，不知从谁开始，在“喜子”前面又加了“小”字，我也就默认了。金山导演问我：“小喜子，来大庆感觉如何？”我说：“很好呀，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有意思。”我还纳闷，是谁把我的绰号告诉导演的。原来孙羽副导演向导演汇报工作时，说：“今后工作、活动，组里安排年轻力壮的李前宽多在您身边照顾一下，他是刚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来的，请两位导演不要客气。大家都叫他‘小喜子’，热情能干，都喜欢他。”金山导演特意对我打招呼道：“我们就住在最里头那间屋子，可到我屋坐，我有好茶。”金导话不多，却让人倍感亲切。一天，两位导演在门口散步，见我手拿画夹从外面回来，便热情邀我到他们屋。孙导为我沏上茉莉花茶，他俩看了我画的大庆油田钻井塔和油田工人肖像。孙导演说：“速写很有灵动感，能描绘出生动的瞬间，画得真的很棒呀。”我立刻表示：“您喜欢哪一张，拿去。”她笑道：“这是你的创作素材，工作还未开始就夺你所爱，你留着有用。”金导演在一旁鼓励道：“小喜子好聪明呀！将来能成大器！”那时候我“手很大”，谁喜欢我的画就拿去，要不是孙导演让我留下，这批大庆的速写怎会保留至今。
我们访问了大庆石油工人家属、全国劳动模范薛桂芳和她的“娘子军”们，她们种植各种蔬菜，加工农产品。如果说男人们是在地下开掘财富，她们则是在大地上开发丰硕成果。有意思的是肖桂云到长影报到不久，也被派到大庆油田女子采油队深入生活，和我一样穿上了“48道”。剧组到离萨尔图较远的铁人王进喜的1202钻井队劳动，我们不能上钻井台，只能在井台下干一些零碎活，但能近距离地看钻井刹把的操作。不大的钻井台上，仅有四五个工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各负其责，其他人根本插不上手。孙维世导演习惯穿女子采油队工作服，还特别在腰间扎上一条宽皮带，更加凸显她苗条的身段。她把秀发收在帽里，行走如飞，艺术家的风采格外抢眼。
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金山、孙维世导演的会客屋开会，二位导演谈如何把话剧《初升的太阳》电影化。孙维世导演满意地说：“这个创作集体是长影厂特别强的团队，希望大家多发挥聪明才智，把这台话剧通过电影镜头反映到银幕上，就是以电影手段把舞台剧搬上银幕，是二次创作升华的过程。大家千万别客气，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提出来，这次实践也是我们向电影行家学习的好机会。”
因为金山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厂领导向我们打招呼让心中有“数”，但大家还是很尊敬两位导演，把金山视为长影的前辈。
一次，金山导演突然笑眯眯地问我：“小喜子，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肖桂云，就在萨尔图女子采油队深入生活，你知道不？”我说：“知道呀，她晚我一年来厂的。”他又说：“人家可不认识你这个小喜子呀！”我一时怔住。金导笑道：“我告诉肖桂云‘小喜子’就是我们组的美术助理李前宽，她这才说认识。”接着又说：“你俩是老同学，又同在大庆，不相见可不近情理呀。正在大庆拍纪录片的上影厂张骏祥大导演见到肖桂云时，说她很像秦怡年轻时候的样子，连说话的语调也像，我倒觉得她更像孙维世年轻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方便的时候，你要请人家到咱这儿见个面呀。”听了金山导演的话，我心里觉得好亲切。
难忘的是1966年5月3日在大庆油田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景。一早吃了饭，大家都到萨尔图操场集合，偌大的操场坐满了石油工人，我们在第一排席地而坐。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一行来大庆参观。贵宾们见金山和孙维世导演陪同周总理和领导人一起出现，就坐在主席台第二排周总理身后，这让《初升的太阳》剧组格外高兴。
正在大庆女子采油队深入生活的肖桂云是长影派来实习的，被安排在长影剧组，坐在第一排。大会结束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走下主席台，同坐在第一排的石油工人代表握手。金山和孙维世导演在周总理身旁，特别向周总理介绍了长影《初升的太阳》剧组的主创干部，周总理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道别。
离开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直升机还特意绕萨尔图操场上空多转了一圈，向大庆石油工人致意。
这里春来晚，虽已进入五月，但我们依然“48道”不离身，尤其是早晨和晚上，仍是寒气逼人。
1205钻井队队长殷二强说，当年十几万石油工人一下子涌进望不到尽头的北大荒，我的妈呀，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寸草不生的荒原和无情的冷风。大家席地而卧，以天当被地当床，一心想向大地要石油。铁人王进喜曾豪言：“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可是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现实的困难是严酷的，这里要比甘肃冷得多，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扎在脸上，荒原里有一个破旧的马厩，长长的土炕上挤满七八家带家属的同志，每家之间用绳子拉起挂上水泥袋子，睡觉时翻身都困难，一过劲就翻过水泥袋子到了隔壁“家”。男人们干脆到地上铺上稻草睡。大多数石油工人在荒原刨个坑当家。石油工人就是荒原上的“刺儿草”，风吹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扎根活下来，光活着不成，还要干活，向地球打洞要油。
殷队长的讲述朴实又真切，让我们了解了石油工人平凡又伟大的工作。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硬汉、铁人，他们是新中国“初升的太阳”。
金山、孙维世是何等的伟大，他们义无反顾地放下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了最艰苦的北方荒原，艺术家的情怀值得敬佩。
同石油工人当年初来大庆相比，我们眼下的境遇好太多了，住在温暖的“干打垒”，吃着二合面的发面卷子，每顿饭都有大葱炒肉片。
按计划我们要在夏季六七月份前去甘肃、延安等地选外景。这时候，报纸上发表了批判电影《兵临城下》的文章，美术师王兴文正是这部电影的美术设计，金山导演所赞赏的林农导演、王启民摄影正是《兵临城下》的导演和摄影师。一时间剧组空气有点紧张，发言不咸不淡，不痛不痒，大多是走过场、空表态。王兴文老师性格很倔，一言不发，坐观风云；金山、孙维世导演则面无表情，心事重重。
五月上旬，金山和孙维世导演与剧组道别，说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北京参加“学习”，拍电影《初升的太阳》的事往后放。孙主任想派两位同志陪同两位导演一起回京，被他们谢绝了。
分别时金山导演还幽默地说：“小喜子，后会有期，听孙羽说你的歌唱得很好，《东方红》你唱得很有味道，还未来得及听呢，下次见面可不饶你！”
很快，剧组也接到厂里来电：“立即返厂，参加政治学习。”我们立即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在油田女子采油队实习的肖桂云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用说欲拍摄的电影《初升的太阳》早已夭折，1968年，才华横溢的中国第一位戏剧女导演艺术家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关押在另一监狱里的金山一点都不知道爱妻被害的消息。“文革”结束，金山出狱后得知这一噩耗，悲痛欲绝。青艺为孙维世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金山望着爱妻的照片，照片中的孙维世含笑看着丈夫，永远定格在了相框里。金山痛苦地哽咽着，在场的同志无不流下悲痛的泪水。
1977年6月9日，文化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维世举行遗骨安放仪式，给这位人民艺术家平反昭雪。
1978年，劫后余生的金山又站了起来，他亲自导演了揭露“四人帮”的话剧《于无声处》，受到观众的好评。演出结束，观众围拢在金山导演周围表示敬意。他双手合掌向演员和观众表示感谢。我走到金山导演面前恭敬地向他鞠躬：“金导演，您好啊！”金山导演略停了停，双眼注视着我，似乎在努力辨认眼前的人。我说：“我是小喜子呀。”这时，站在一旁的男主演石维坚向金山介绍道：“李前宽是长影《熊迹》电影的副导演，我走上银幕主演这部戏就是他一手经办的。”
金山导演兴奋了：“我怎么能忘记小喜子呢，在大庆分别时，我说会再见的，没想到再见时，已过去十二年了，太长啦，我老了，你成为导演啦，当时我就说过凭小喜子的机灵劲将来必成大器，这不，成了呀！”他一边说，一边高兴地与我双手相握。
回到招待所，我久久不能入眠，想了很多很多……历史的，现实的，听来的，想象的，乃至未来的，时空叠化成一幅幅令我不能忘怀的场景。金山与孙维世二人亲切和善的双眸似乎一直在看着我，激励着我。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有一对杰出的艺术家伉俪——金山与孙维世；人们不会忘记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第一部故事片——《松花江上》；人们更不会忘记他们夫妇联合编导的最后一部话剧——《初升的太阳》。才貌双全、高尚圣洁的两位人民艺术家金山与孙维世，正如他们联合导演的话剧名字“初升的太阳”一样，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书写了最初的华章。
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