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培“五朵金花”的人
——王家乙导演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十部献礼片中，长影电影《五朵金花》是其中之一，这部影片的导演是王家乙。同批献礼片中，长影还有《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北影有《青春之歌》《风暴》，上影有《聂耳》《林则徐》等。
拍摄《五朵金花》时，王家乙导演别出心裁地带领摄影师王春泉、作曲家雷振邦等主创人员深入云南，仅用四个月即完成影片的拍摄，并把长影作曲家和美工师也编在影片中。此片是一部轻喜剧音乐片，描写了当时那个火红的年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金花和阿鹏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年轻人美好的爱情生活，艺术地再现了白族人的民族风情，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中，不仅山美，水美，音乐美，而且人更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美妙动听的《蝴蝶泉边》更是至今萦绕耳畔。
1960年，在埃及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王家乙获得最佳导演奖。自1959年起，此片先后在四十多个国家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纪录。
1964年，王家乙导演正在执导另一部少数民族影片《景颇姑娘》，剧组仍然是他的老班底——摄影师王春泉（时任长影总摄影师）、作曲家雷振邦、美术师史维钧。我有幸领略到这个创作组现场拍摄的风采。王家乙导演拍戏，话语不多，坐在摄影机旁，那双大眼睛一直盯着演员的一举一动，关注着演员的表演分寸，在关键的时候会到演员跟前轻轻提醒几句，真是贵语不言多，点到为止。摄影师王春泉高高的个子，站在摄影机旁更是少言寡语，偶尔会轻声提示照明师。拍摄现场静悄悄的，只有演员对台词的声音和摄影机的马达声。
我与王家乙导演真正接触是在“文革”后期，长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吉林省文艺界人士都集中在长影，我、王家乙导演、林农导演、郭维导演、严恭导演、张辛实导演等被安排在一个班。这期间，我对长影的历史和前辈们的艺术造诣有了新的解读，特别是王家乙导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9年，王家乙出生于南京，最初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学医。但他热爱文艺，于1937年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在鲁艺演出队学习和演出。1945年抗战胜利，又随东北文艺工作团赴东北参加战地演出，在歌剧《白毛女》中，他扮演穆仁智，其夫人林白扮演喜儿（后来是长影著名翻译片导演）。解放战争时期，他随东北电影公司战略大撤退，进入兴山，参与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是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开掘者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主要演员——在影片中扮演炼钢厂工人梁日升。
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和法国合作拍摄了电影《风筝》，这是我国第一部与国际合作的电影，王家乙担任中方导演兼编剧。影片通过中法两国儿童和一个画有孙悟空的风筝，浪漫地串连起北京与巴黎两个城市间人文交流的故事，中国艺术家谢添参与演出。这部影片在中法两国产生了很大反响。王家乙导演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大使，在巴黎期间代表中国艺术家拜访了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毕加索。王家乙向毕加索赠送了一幅四尺开的中国国画——齐白石大师画的虾，毕加索手捧齐白石的画作，惊赞道：“太神奇了，一支毛笔和水竟然在纸上创造出如此奇妙的作品，把虾画活了，它简直要从纸上跃然而下。”毕加索对中国独特的绘画艺术赞不绝口。兴奋之余，他在白盘子上用七彩画笔画了一只大公鸡，回赠中国艺术家王家乙导演。齐白石的笔墨大虾与毕加索的七彩大公鸡，成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象征。
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影恢复了生产。落实政策后，王家乙导演搬进刚刚落成的位于厂西门的高知楼。新春佳节，我与桂云到王家乙导演家做客，两位老师十分高兴，林白老师沏茶，王导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布包，面带笑容地说：“前宽呀，我说你是个善人、好人，仅说了一半，另一半你还是个聪明有本事的人。你在电影学院是学美术的，你一定知道在法国巴黎有一位了不起的大画家叫毕加索，世界和平大会上标志性的‘和平鸽’就是他画的。”我连忙说道：“当然知道，他是我崇拜的现代绘画大师呀，他的画风一直在变，由开始的写真派到后来的立体派，从黑白调到蓝色调，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巨匠。”
“好！今天你不白来，让你见识见识这位大师的真迹。”说着打开布包袱皮，露出约有8寸直径的白瓷盘，上面画有七彩线描的大公鸡，真是精彩绝伦，妙笔生辉。这是毕加索大师用七支不同颜色的油笔，一气呵成的。七彩交融在白盘上，那仰天长鸣的大公鸡，既概括又变形，很具现代感。王导讲述了当时毕加索作画的风采。能亲眼观赏到大师的真迹，让我眼界大开。
70年代末，王家乙导演住在北京灯市西口公安部招待所，同住的还有曾为长影多部影片作曲的刘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即是他谱曲。他们是延安鲁艺的战友，又是一起赴东北建设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老同志，当时他们正筹备新片《豹子湾的战斗》。我去看望王家乙导演，他留我与刘炽夫妇一起吃饭。没多久，刘炽风风火火地回来，说：“我夫人有事不来了，今晚去人民大会堂看川剧她也去不成了，这还有一张票呢！”王家乙高兴地说：“正好前宽陪我们一起去嘛！”
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由四川省川剧院表演“变脸”等川剧折子戏。王家乙、刘炽和我三人坐在礼堂右侧靠门口的位置。不一会儿进来几个人：邓小平与夫人，小平同志还领着小孙女。他们刚好从我们眼前走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邓小平，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令人高兴。能与小平同志一起观赏原汁原味的川剧，真要感谢王家乙导演。
80年代初，我和肖桂云首次联合导演电影《佩剑将军》。此时，王家乙导演已进长影厂的领导班子，担任艺术副厂长，负责全厂影片的艺术创作。当时，以苏云厂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支持年轻人勇挑重担。我们以52个工作日拍完了这部战争大片，在长影引起不小轰动。厂领导第一次审看《佩剑将军》混合双片时，发生了一段插曲。
影片放完，厂长苏云掩饰不住喜悦，说：“看完《佩剑将军》混合双片，在座的领导有什么意见呀？”苏厂长开门见山让领导先表态是不多见的。
厂领导班子也都是长影中很有资历的老同志，其中一位著名导演说：“有的镜头轴线不对！有的场面调度有些乱。”
此话一出，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这话从这位著名导演口中说出来，令人吃惊和不解。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轴线是我们的强项，这位前辈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苏云厂长也立刻严肃起来。
王家乙导演是影坛权威，他不紧不慢地回身对这位导演说：“你说这片子的轴线有问题，是哪一场戏？场面调度有问题，问题在何处呀？”
王家乙导演要跟这位导演当众讲讲理了，或者说就长影后生新作的是非问题要他当众说个明白。此话一出，这位导演答非所问地说：“影片里有个小胡子演员，我看他就不顺眼……”
王家乙导演毫不相让，说：“你看哪个演员不顺眼是个人所好，并不是导演处理的问题。这部片子没有轴线问题，更不存在场面调度问题。相反，这部战争大戏的场面调度和镜头运用，是何等精彩啊，从开篇的‘授剑’，到后来的‘运兵’，尤其是‘杀巩’那个重头戏，处理得恰到好处，是大家手笔啊。在众多士兵面前，严军让被强奸的女学生认人，从台阶上到台阶下的操场上，用两个360度的镜头加以调度。轴线始终没有因众多人物的变化而‘越轴’，长镜与短切，以及对运动镜头的把握很有分寸，张弛有度，十分精彩而老道。对这个十分难驾驭的场面的把握，很见导演的功力。我们老同志应该为年轻导演能拍出这样的好影片而高兴！”
我第一次见到王家乙导演如此义正词严地维护一位青年后生，心中十分感动。我清楚记得王家乙导演发言时那有些气愤的表情。当时我想，他们两位可是从延安到东影的老战友啊，王导宁可得罪老友，也要尊重艺术规律，为年轻人说公道话，这种品格令我终生难忘。
王家乙导演对于我们的电影创作一直十分关心，也为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1986年，我们拍摄的由独幕话剧改编而成的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在长影小礼堂放映，王家乙导演专程赶来观看。他坐在小礼堂后面的桌前，边看边赞赏我们把众多国内一流演员请来参演，其中有40年代以《小城之春》走红的上影李纬老前辈，有因《青松岭》闻名全国的李仁堂，有北京人艺的黄宗洛老艺术家，有总政的王寅申。当中国评剧院著名演员赵丽蓉出现在银幕上时，王家乙导演惊喜地说：“你把她也给‘挖’来啦，她在评剧《花为媒》中扮演的与新凤霞对戏的‘阮妈’多有彩呀，她还是第一次在故事片中出现呀！”另外，河南省话的演员颜彼得、赵抒兰，北京人艺的宋丹丹、仇晓光，沈阳话剧团的方青卓、吕晓禾，承德话剧团的李树楠，八一厂的洪学敏，长影厂的刘廷尧等演员也都出现在片中。
王导兴奋地说：“这真是群星荟萃呀！每个演员都很称职，表演得体，很有喜剧味。”他吸了口烟，继续说道：“这是台独幕话剧，是从早到晚一天内发生的事，全剧没有绝对的主角，却都是一群有着不同性格的人物，像赵丽蓉扮演的六婶戏很少，宋丹丹扮演的村姑娘没台词，却很有人物特色。全片没有舞台的痕迹，而是电影化地把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北方农村的事生动感人地讲出来，很有喜剧色彩，很有美感，且真实朴素。影片中出现的几个青年测量队员与几台推土机，不仅烘托出改革开放的时代新貌，他们与那几位老爷子的思想观念也形成鲜明对照，很有寓意，有象征意义。时代在发展，先进的事物必将取代陈旧的事物，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部电影肯定会给长影带来荣誉的。”
果然被王导言中，此片在北京审查时即受到国家电影局领导的表扬，认为这是长影反映改革开放农村题材影片中又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
1987年秋，苏云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携带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北影改编的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另一部就是长影的《田野又是青纱帐》。这部影片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电影界欢迎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大会上，作为开幕礼影片放映，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赞扬。他们说，中国优秀艺术家拍摄的优秀的电影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精神风貌，中国的好演员太多了，电影画面也是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1988年深秋，我们在北京拍摄《开国大典》时，突闻王家乙导演因病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我与桂云立即赶往医院探望。当时他已不省人事，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王导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突然生病？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在拍《开国大典》的过程中，我们心里始终牵挂着王导的健康状况，并派组里人员不断前去探望，帮助解决困难，以表我们对王家乙前辈的敬意。
不幸的是，王导住院月余，终因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操劳一生、为人民创造诸多优秀影片的著名艺术家王家乙导演永远地走了……他去了“蝴蝶泉边”，他去了“凤尾竹下”，他去了“风筝”飞过的地方，那里有“金花”“景颇姑娘”和“大小伙子”们与他相伴，在另一个世界，王家乙导演依然继续着他的梦想……
198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