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大师的悲剧人生
——吕班导演印象

1964年10月我到长影后，即被分配到美工车间，背上工具袋参加拆景、搬运以及起钉子等劳动。那个年代，政治学习安排得很多，每周两三次集中阅读报纸、社论并讨论。

一次学习活动中，一位坐在窗边的师傅在读《人民日报》上批判电影《北国江南》的文章。他读得很精彩，吐字、语气及节奏把握得十分到位。我心想，长影真是人才辈出，美工车间的工人读报都那么专业。出于敬佩与赞赏，我向一旁的工人师傅打探说：“读报的师傅叫什么名字呀，读得真棒！”工人师傅脱口而出：“他？！是吕班，长影大导演，在俺们这儿改造呢，大右派。”

吕班导演原来是他呀！他导演的电影《吕梁英雄》《六号门》《新儿女英雄传》《新局长到来之前》和《不拘小节的人》，都有很大影响。如今这一身装束，完完全全是一个工人师傅的样子。

是敬佩，是同情，还是无奈？说不清。我只觉得这位有名的大导演，30年代在上海滩拍《十字街头》电影，之后到延安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奉党中央之命赴东北又拍了那么多好电影，如今怎么成了右派呢？

回想当初，吕班导演成立了“春天喜剧社”，意在把一些热心于喜剧事业的电影人组织起来，创作、拍摄喜剧电影，希望通过喜剧为广大人民服务。有中国的“劳莱与哈代”之称的殷秀岑、韩兰根也应吕班之邀北上长影。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没有完成的喜剧》和《不拘小节的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拍摄的，受到观众的欢迎。然而，反右风暴袭来，吕班被定性为向党发出的毒箭，是别有用心攻击党。

当时，电影《上甘岭》的导演沙蒙、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和吕班是1957年长影反右的代表人物，即“沙、郭、吕右派反党集团”。历史把这些才华横溢的电影导演推进无情的深渊，在他们最佳的创作时期，不仅不能从事心爱的电影创作，反而要被强迫劳动改造，这是历史的悲剧。

吕班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文革”，再到晚年下乡，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当他得知自己被平反，压抑的心情瞬间释放，或许由于太过激动，导致心肌梗死，不幸逝世，时年64岁。

回顾吕班的经历，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得力干才！1931年，他加入上海联华电影公司。1932年参与发起上海业余剧人剧社，积极从事左翼戏剧运动，并受党的指派与沙蒙、左明等潜入蒋介石御用剧团——国民革命军陆军南昌行营政治部“怒潮剧社”；后来与左翼电影戏剧界同仁赴太原创办西北影业公司，担任演员训练班主任和讲师。1937年，在电影《十字街头》中饰演大学生阿唐，同年参加《青年进行曲》的拍摄，这期间还因宣传抗日被追捕。1938年，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任“抗大”总校文工团艺术指导员（正团职）。1939年，跟随“抗大”总校挺进敌后，进入敌后抗日前线。1941年，调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实验话剧团任团长（正旅职）。

吕班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经过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这段革命文艺生涯，成就了他精彩的艺术人生。然而，反右之后，他的命运跌入谷底。

熟悉吕班的人每每谈起他，无不带着赞赏的口吻说：“那是个潇洒不拘的才子，早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很有名，积极宣传抗日，进国民党的局子也不怕，一直保持着桀骜不驯的性格。”

吕班的性格特点是幽默、诙谐加调侃。他在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很希望在喜剧电影方面做一些探索。50年代中期，中国老百姓以听相声为主要的娱乐方式，中国的喜剧电影刚刚起步。吕班勇于探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受当时环境影响，他的喜剧才华没能展现出来。

纵观吕班先生的艺术人生，他仿佛站在我们面前，是活跃在上海十里洋场的演员；是投入革命走进延安的文艺战士；是我军政治文工团团长、受党的指派跋山涉水来到东北兴山，协助王滨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英雄；是与中国第二代大导演史东山先生一起导演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在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导演奖的第一位中国电影艺术家。他执导的电影《六号门》率先在银幕上塑造了码头工人的形象，也为后来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吕班是多才多艺、激情四射的电影导演，是在党的电影史上留下光辉业绩的艺术家。

历史的一页已翻过，吕班先生在“春天”来临时驾鹤西去。

呜呼哀哉，一代喜剧大师的悲剧人生……

197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