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争风险、国际格局演变趋势以及时代发展潮流是综合研判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因素，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剖析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风险挑战也在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一）大国战争风险相对较低

战争风险是研判大国崛起战略机遇期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捍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国家间战争风险因历史、现实、民族、宗教等因素依然存在，但总体上没有增强之势。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严峻挑战，且将持续较长时间，需要各方携手合作加以应对。相较于大国与小国或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更低。

大国之间爆发体系战争的可能性较小。核武器和技术革命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加，战争的成本难以承受，相互确保摧毁（MAD）和“战争无赢家”的新战争观大大制约和降低了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也因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以及战争爆发后核风险升级等因素受到极大限制。然而，随着竞争与冲突的加剧，大国之间冲突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一是以小国“代理人”形式发生的区域之争。中东地区战争从来不乏大国博弈的身影，东亚地区岛屿争端也难以规避大国区域主导权争夺的战略考量。二是通过一些非传统战争形式展开竞争，贸易战、网络战、金融战等将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其所造成的伤害可能高于传统战争。

当然，战争也可能因战略误判或突发事件而发生。兰德公司研究报告认为，战争风险具有传导性，它带来恐惧和压力，使决策者易于出现误判和作出错误决策。即便如此，这种战争仍可通过各种危机管控机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致引发大国间的世界大战。除战争方式外，霸权国也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崛起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对日本的打压，使后者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当年打压日本经济崛起的政策翻版。

（二）国际格局演变总体有利

国际格局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被认为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被认为是权力转移的风向标。主要大国物质力量对比与组合的变化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也是研判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变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加速，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超多强”局面虽在延续，但呈现“一超走弱、多强易位、中国影响突出”的态势。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整体相对衰弱，导致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东升西降”态势有利于中国等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三）大国关系总体求稳

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大国关系趋于紧张不可避免。当前，虽然“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力量对比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间尤其是大国关系，出现了美国维持霸权地位与其他国家影响力不断发展壮大的矛盾。

目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美国将中俄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两党形成共识，认为过去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即便如此，中美相互依存的局面和长期合作的基础仍将发挥限制冲突的重要作用，两国间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状况仍将持续。对中国而言，积极维护两国间的战略稳定尤其重要。

中美俄三边关系不会形成新的相对两强争夺相对较弱一方的局面。中俄两国并非结盟关系，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有望不断增强。美国同时将中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客观上也会强化中俄之间相互借重。此外，中日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不时出现各种杂音和干扰；中印互为重要的邻国和合作伙伴，但近期一系列事件使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不断凸显。

从当前全球主要力量的经济、军事、科技增长率来看，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大国多将以全方位外交为重，大国关系总体呈现求稳态势。国家间力量对比虽出现变化，但没有达到替代关系。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与传统的多边机制仍将处于并行发展阶段。随着主要大国间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大国间关系呈现复杂组合、相互倚重制衡局面，竞争性接触仍将是大国间互动的主流方式。

（四）全球化进程不会逆转

全球化浪潮整体上加快了世界经济发展，增进了人类福祉。但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其发展演变充分体现了全球势力在此消彼长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均衡。当前，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国等后起之秀不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传统大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潮流盛行，但全球化进程不会因此逆转。

第一，当今全球化出现的变化趋势不应被视为全球化的倒退或逆转，而是一种调整，全球化转型这一表述更为准确合理。资源的自由流动、自然配置被人为阻隔，但难以中断经济全球化业已深入的进程。第二，国家行为体一直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前这一作用被进一步强化。在一些非国家行为体长期共存与冲击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被重新强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在回潮，但还远没有成为各国社会的主流意见或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第三，区域一体化受阻直接冲击了全球化趋势。地区多极化发展导致全球化分化为以区域为中心的局部全球化的集合。第四，相互依存因素对全球化的正向作用有可能下降，但仍将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随着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互依存对于冲突的限制作用可能下降，但对多数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制约作用仍会增强。第五，新一轮全球化集中于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者主要为新兴市场国家。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将引领全球化进入全新模式，不同于以往多关注贸易，新型全球化将更多地关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过去的全球化基本上由西方国家主导，而新型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世界主导，中国、印度等国家将发挥更大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调整，全球产业链和补偿机制、全球治理也将随之出现调整，经济全球化进入转型期。传统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减弱，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新的推动力量，并将由此带来与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相适应的观念更新，例如更加强调公平、公正与均衡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