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人口變質的世紀挑戰

我曾提及，若本世紀內香港勞動力萎縮之勢不止，經濟就會危在旦夕。事實上，人口急劇老化與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不過是本地勞動力在量變方面的挑戰；香港所面臨的更大威脅，乃在於人口變質。假使變質的趨勢未能及時逆轉，則香港長久以來所享的國際大都會地位勢將不保。

二十年以前，香港年滿25歲人口的平均就學年期一向高於新加坡（【表3.1】）。1991年，香港居民平均就學年期為7.5年，較新加坡平均6.6年為高；但這優勢逐漸褪變，2001年變得平起平坐，二十年後，即2011年新加坡已升至10.1年的水平，香港反居其後，平均僅為9.7年。即使將兩地人口的平均就學年期以性別區分計算，新加坡仍是後來居上。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已成功超越香港。

人力資本　此消彼長

這個發展無論對香港抑港人均有經濟的影響。教育的經濟價值視乎就學機會的罕有程度而定。香港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及新加坡，所以本地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照理應該較高；而「Penn人力資本指數」（Penn Human Capital Index簡稱Penn HCI）顯示的數據也確實如此。Penn HCI是平均就學年期與教育回報率相乘的積數。

新港兩地的Penn HCI值估計見【表3.1】右側兩欄，數據顯示香港不同年份的Penn HCI均較新加坡為高。由於香港人平均就學年期近年有所減少，就學機會亦相對罕有，可以推斷香港人的教育回報率應較高。

Penn HCI可用於衡量就學年期對GDP的貢獻。【圖3.1】顯示新港兩地在1961－2011年期間Penn HCI每年增幅。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Penn HCI每年增幅一直高出新加坡近1.5%，此形勢自1980年代開始逆轉，新加坡Penn HCI每年增幅超出香港約0.5%；至1990年代，新加坡進一步超前比香港多1.5%，新加坡的人力資本儲備終於超越香港。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於經濟不斷增長以至歷久不衰具中心作用（見《香港深層次矛盾》）。透過個人努力及投資可累積人力資本，資本總額更是無可限量，投資回報也會隨經濟生產規模擴充而不斷增長。因此，即使經濟日益富裕，仍有不斷增長餘地。

人力資本不但可提升個人生產力和入息，也能進一步普遍提高整體人力資本及生產力。換言之，人力資本技能可產生外溢效應，惠及整體經濟，但由於其促進生產力的外溢效應並未充份反映在個人收入中，因而是「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

以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分析，新加坡透過增加人口、勞動力、人均人力資本儲備，以產生正面界外效應，加強生產力，維持經濟增長。根據Penn World Table所得新港兩地的總因素生產力（【圖3.2】）估計數字，香港領先新加坡的優勢只可望維持至過去的廿世紀末。

1970－1989年期間，香港的總因素生產力較新加坡高出約13%；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製造業擴展北移，香港逐漸轉型為金融及生產性服務（Producer Services）中心，生產力迅速增長，領先新加坡的差距擴大至24%。新加坡雖然受惠於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較低，但從1980年代開始已積極吸納國內高技術人才，發展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生產力下跌，新加坡生產力反而力保不失，且其總因素生產力與香港的差距更收窄至5%，成為戰後以來兩地生產力的最低差幅。從圖3.2可見，至2011年，新加坡不只把距離拉近，且已超越香港。

得不償失　才荒依舊

新加坡所以能在人均人力資本儲備上追上香港，原因有幾方面。首先，香港在1980－1998年間備受高技術人才外流打擊（【表3.2】）。1980－1986年間，港人外流每年平均在22,000名以上，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之前的十年內，更達每年平均50,550名的高峰。此後，每年外流人數平均約減低至10,088名。

自1980年以來，估計港人移居海外人數約為853,000名；在1987－1997年期間，約有505,500人移居海外，即每年平均約24,371人，且多屬高技術人才，這些人移民的決定很大可能與97回歸前途未明有關，且亦似屬意料中事。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期間，香港大專教育學額有所擴充以填補人才外流，但仍不足以彌補。

其次，中國對外開放，大量內地移民驟然湧進香港。首批內地移民在1978－1980年間的18個月內抵港，促使港府推出單程證計劃。遁此途徑來港的內地移民配額現定為每日150名，而以家庭團聚者居多。自1978年以來，來港內地移民總數近160萬名，每年平均約45,000名。直至近年，內地移民的教育程度、技術水平一直偏低。截至2014年底，「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長期就業的人才，約有86,097人，約佔總勞動人口2.4%。

第三，香港在中學、大專教育方面的投資均告放緩。究竟1981－2011年期間，香港大專教育學額有何變化？【表3.3】列出15歲及以上人口學歷每年平均增長百分比，可見無論大專抑學位程度人口在1981－1996年期間都急劇增加；持有學位者在1981－1986年、1986－1991年、1991－1996年三段時期內，每年淨增幅分別為5.4%、6.3%、12.5%。此一現象在某程度上反映兩家前理工學院、幾所教育學院，以及其他大專學院相繼升格為學位頒授機構的發展；影響所及，1991－1996年間，大專學院的非學位畢業生人數隨之減少。

正如【表3.2】所示，1996年以後，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年淨增長率遠較之前十五年的數字為低。在1996－2001年、2001－2006年、2006－2011年三段時期內分別為4.1%、4.1%、3.1%；而大專非學位課程畢業生的淨年增長率在同時段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4.9%、15.2%、4.3%。至於大專非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增長累積效果，則與1981－1996年期間相同；若自資副學士學位未有於此期間推出，其累積效果相信更會遠差於此。

量變質變　挑戰關鍵

總而言之，以上數據反映1996－2011年期間香港在大專教育方面的投資較1981－1996年期間為低。在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經濟增長放緩之際縮減投資尚算無可厚非，但2003年以後投資仍未見改善，則未免說不過去。本地學位及非學位課程畢業生人數的年淨增長率，現已降至近三十年來的空前低位。

兩家前理工學院、幾所教育學院，以及其他大專學院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大幅資助下逐步升格為大學，實在是開錯了步；由於當時不適當地採用劃一的資助準則去資助有關學院完成升格，不必要地造成過分高昂成本，致令政府引以為戒，不願再以高昂代價進一步資助學位課程發展。學位課程投資停滯不前，高技術人才不足，難以應付科技發展所需，教育回報率上升，既無助改善收入不均，更大大削弱本土經濟的生產力。

面對人口問題日趨惡化，本地民眾及政府倒非渾然不覺，但卻視香港人口數量及質量增長放緩僅為人口老化的結果，是一項資助長者生活的社會問題，因而忽略所產生的種種經濟惡果，例如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政見日趨分岐，以致香港人向所珍惜的自由社會備受威脅。

當前香港在人口範疇所面對的異常處境，可直接歸因於1945－1951年間的移民湧港潮。由於教育投資在各方面都嚴重不足，人口問題更日形嚴峻。除非政府能及時實施入境政策，大舉吸納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移入本地，否則人口問題造成的經濟惡果，勢將禍延本世紀。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2013年10月24日發表題為《集思港益》的政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對策並不足以應付香港的人口問題。下章會探討此一課題。

參考文獻

王于漸：《香港深層次矛盾》，中華書局（香港），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