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逼在眉睫的人口問題

香港面臨的最大考驗，答案並非2017年特首直選、堆填區飽和或香港電視不獲發牌，而在於，若未能迅速採取有效的解決方案，香港在本世紀餘下日子定會受到人口問題的威脅，並逐漸喪失國際都會中心的地位。

港人未能充分理解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就好比「溫水煮蛙」──由於水尚微溫，水中蛙未察大限將至，及至醒覺已經太遲。

本文將從數量角度探討人口問題，下一篇則以質量為重點，然後逐一衡量各種可行方案的具體成效。為加深讀者對人口困境的認識，以下先把香港現況與新加坡作一比較。

從人口數字及地理位置而言，兩地規模相若，經濟發展水平亦大同小異。2012年，香港與新加坡人口分別為720萬與530萬；人均GDP分別為36,798美元與52,051美元；面積分別為1,104與716平方公里。

人口飽和　人力消長

近六十年來，兩地人口增長路向各有不同。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間，香港與新加坡每年人口增長率分別為3.2%與2.9%，香港增幅略高【圖2.1】；但自1980年代至今，香港每年人口增長率僅為1.1%，遠較新加坡2.5%的增幅為低。

兩地人口增長趨勢不同，導致就業人口的變化。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就業人口增長率一直高於新加坡，期間兩地就業人口每年增長率分別為6.6%和3.9%；從1980－1990年代開始，形勢則告逆轉，新加坡每年增長率為3.2%，香港反而瞠乎其後，僅得1.9%【圖2.2】。踏入本世紀以來，新加坡就業人口每年增幅高達4.0%，香港則僅為0.8%。

時至今日，不少發達國家因「戰後新生代」逐漸老化而面對工作人口日減的威脅。發達國家中，新加坡尤其着力透過入境政策推動人口持續增長，並減輕勞動市場所受壓力；香港在入境政策上卻一直處於被動，以家庭團聚與跨境婚姻為本地增添人口。2012年，新加坡人口530萬，勞動人口高佔340萬；香港人口720萬，但勞動人口僅為380萬。

【圖2.3】顯示聯合國對2010－2100年新、港兩地人口的預測。香港人口預計踏入2030年代將達800萬左右而見頂，新加坡人口則料於2050年代超過700萬而見頂。據此預測，香港人口將早於新加坡近二十年達到飽和。

老化根深　惡化難免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為止，新加坡人口僅為香港人口50%左右，但現已升至75%，更料將於2050年代達到90%。透過入境政策上的積極部署，新加坡人口已逐漸趕上香港。

至於人口組成，香港未來人口中的長者比例顯然將較新加坡為高【圖2.4】。預計兩地長者（65歲或以上）佔工作人口（20歲－64歲）的百分比均會增長迅速；香港工作人口中的長者比例將於2050年代以後達到80%左右而見頂，新加坡長者比例則將僅為50%左右，遠較香港為低。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遠較新加坡嚴重的原因有二。首先，新加坡的積極入境政策向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招手。香港雖然一直理所當然是內地移民的目的地，但一直未有使用類似的入境政策，而僅以家庭團聚兼象徵式的優才計劃吸納內地移民。

其次，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供養長者的重擔只由一小部分人背負分擔。歸根究柢，香港人口老化問題直接源於歷來湧港的移民潮，包括1945－1951年的第一波移民潮，期間香港人口由60萬飆升至210萬；以及1978－1980年的第二波移民潮，在短短十八個月內湧進30萬外來移民。兩次移民潮均對香港人口年齡結構造成重大衝擊，由此產生深遠影響。【表2.1】所示數據說明在1950－2099年期間每隔十年香港人口按年齡組別的百分比變化。

兩波移民潮又以第一波影響最深，因其不但人數眾多，生育率亦高，以致其下一代（「戰後新生代」）為數亦非同小可，足以帶動香港隨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工業化及經濟蓬勃發展。

生育下滑　後浪不繼

【表2.1】顯示1950－1959年間，0－9歲香港居民人數增幅高達106.6%。由於以每10歲為一組，第一代戰後外來移民及隨後世代的人口效應，以對角形式下移向表中右下方，而左起第一列對角方格以黃色標示。

從第一列黃色方格往下移，就會發現1960－1969年期間，10－19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為85.2%；1970－1979年期間，20－29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更高達105.7%。這個戰後第二世代，在香港以出口帶動的工業化階段為勞動市場注入大量生力軍。

再往下移的對角黃色方格，顯示1980－1989年期間，30－39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率為88.3%；40－49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則在1990－1999年期間增長94.7%。由此產生的第二世代勞動生力軍，不但隨之成為珠江三角洲工業化的動力泉源，亦帶動香港發展成國際金融及生產者服務業中心。

及至2010－2019年期間，戰後第二世代不但屆退休年齡，更在隨後數十年間加入長者行列。但由於這一世代生育率低，其下一代人數勢將銳減。【表2.1】顯示1970－1979年期間0－9歲此一年齡組別的戰後第三世代人口增長率跌至－13.4%。

戰後第三世代投身就業市場之際，正是香港經濟因中國對外開放而蓬勃發展。期間由於經濟好景而勞工短缺，香港工資隨之大幅攀升。但在亞洲金融風暴肆虐下，經濟隨之衰退，本地就業前景轉趨不明朗，更有部分人因樓價大跌而飽受負資產困擾，以致信心受挫，不願再承擔風險。

戰後第四世代於2000－2009年期間出生，由於生育率持續下降，這一代的人口為數更少，其中成長於破碎家庭的比率日見增加，來自低收入家庭者亦為數甚眾。【表2.1】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世代對相隔二十至三十年的世代人口數字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戰後第一世代對第二世代人口的影響，可見於【表2.1】第一列黃色對角方格，其對第三世代的影響則反映於第一列綠色對角方格。表中預測推算至2100年，顯示1945－1951年期間湧港人口的影響極其深遠，對後來的人口趨勢影響持續近一個半世紀。

後來，1978－1980年間湧港的移民潮規模則小得多，而且影響歷時較短。【表2.1】中另兩列往下傾斜的黃色對角方格，顯示移民的第二代影響及至2010－2019年，第三代則及至2040－2049年，但對促進人口增長的作用，已顯得微乎其微。

【表2.1】清楚顯示，除卻長者組別之外，各年齡組別的人口均將於下一世紀全面下跌。香港人口老化趨勢難免衍生連串問題，其中包括醫療服務、年老退休後收入及支援服務、住戶人數日減及房屋需求、就業，以及經濟持續增長等，涉及經濟、社會層面，既互為影響，間或互相矛盾；亦包含政治性質，關乎本地政制今後的發展路向。在本書我會逐一探討有關議題，下文先以就業問題為討論焦點。

人力萎縮　優勢不保

【表2.2】就香港與新加坡按年齡及性別計算的勞動參與率作一對比，可見除少數範疇之外，新加坡的勞動參與率都較香港為高。例外範疇限於年齡介乎15－24歲的男女，而新加坡勞動參與率所以在有關範疇遜於香港，大概因為年齡相若的新加坡男女多仍在求學階段，因而未有納入勞動人口。新加坡年齡介乎25－54歲的男性勞動參與率為95.7%，香港則為91%；新加坡與香港同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分別為75.9%與69.6%。

新加坡與香港整體勞動參與率分別為66.1%和57.9%，相差8.8%。雖然箇中原因值得探討，卻一直未見有人深究；實際原因不外乎供與求兩個可能性。需求方面，可解說為由於香港就業機會較少，香港人會寧願選擇不工作；至於供應方面，由於香港社會福利較新加坡優厚，寧願申領綜援而不接受低薪工作的香港人為數日增。不過，單以需求原因解釋實在說不過去，因為香港勞動市場自由運作，工資自然會因應環境調節，而市場供求亦會隨之恢復平衡。

我認為香港勞動參與率所以較低，應與福利優厚以致影響勞動力供應有關。香港大學一位同事曾告知據其最近所作統計，香港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計劃數達221項。我亦於本書第8及36章探討社會福利對勞動參與行為的影響。

假設未來勞動參與率與2011年的數字相若，聯合國人口預測可用以預測適齡工作人口及勞動力趨勢【圖2.5】。香港勞動力現已飽和，而新加坡則仍持續增長；及至2030年，新加坡勞動力應超越香港。香港勞動力將持續下降，預料到了本世紀末更將回復到1980年代水平，屆時香港將優勢盡失，淪為世上數十以至數百個國際城市其中之一，變得黯然無光。即使仍不失為旅遊勝地，恐怕亦只會像威尼斯一般，只餘舊事遺跡可供憑弔。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2013年10月24日發表題為《集思港益》的政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雖然對迫切的人口問題有所回應，取態卻未免過於保守，以致一池溫水中慢煮之蛙，仍在池中樂得逍遙，大難臨頭仍渾然不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