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創香港奇跡

面對環球經濟變局，其中宗主國中國又以新興強國的姿態出現，香港社會對自身以至未來在中國、全球發展所擔當的角色，一直有所爭抝，自我定位模糊。半世紀以來，香港經歷盛世，成績有目共睹，期間政局平穩、社會安定，無論在生活水平與個人自由兩方面均有長足進展。

香港正面對種種嚴峻挑戰，經濟方面：一、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未見改善；二、收入及財富差距日益拉闊；三、各行各業的經濟創新進展緩慢；四、由於製造業北移後服務業當道，本地經濟重心變得日趨內向；五、自由市場與小政府等已證實行之有效的政策取向備受挑戰。

本地社會人口急劇轉變、家庭結構徹底改變，在在構成各項挑戰：一、人口老化；二、勞動人口增長停滯不前；三、人口質素落後於其他國際都會；四、破碎家庭比率升勢驚人；四、社會向上流動趨勢受阻；五、首次置業者難以實現置業願望；六、對往後醫療服務供應不足之憂慮日深。

政治方面，決策能力備受到此等因素左右：一、尋求切實可行政改方案仍未有頭緒；二、少數意見及利益日漸抬頭，政治爭議不休；三、公共政策綱領日趨支離破碎，難以整合；四、身份認同危機促使向來開放的社會轉趨內向而保護主義，因而產生本土主義傾向；五、以往逆境自強、當機立斷的本色日形減退，反而在無關宏旨的小問題上寸土必爭。凡此種種，無助於正處萌芽階段的民主政制茁壯成長，反成民粹政客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而加以利用的煙幕。

雖然多番挑戰看似難以克服，但身為啟蒙運動擁護者，我對人類理性一面的信心從未動搖。二戰後香港所創的經濟奇跡足以證明，新時代應可為經濟帶來嶄新希望。戰後不少親歷其境的後現代主義者，都因飽受財經危機以及動蕩不安的政局、社會衝擊而猶有餘悸，由於對理性信心盡失，以致瑟縮於自設的文化圈及社區之中。我對如此取態不敢苟同。本文將集中剖析香港應如何正視當前各種挑戰，從而制定全面而具策略性的有效對策。

新港困境　大同小異

我所想的對策，可先從香港與新加坡兩地對比說起。香港的內憂外患，新加坡也不能倖免。誠言香港所受的挑戰遠較新加坡嚴峻；參照新加坡的情況有助釐清有關構思，並就本地面臨的種種挑戰設定適當衡量基準。

香港與新加坡同樣面對收入不均的問題。國際競爭日益加劇，製造業外移至低技術工人供應過剩而工資偏低地區，各地難免受到此一趨勢影響；在發達國家中，技術水平較低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一直停滯不前，新、港兩地的低技術工人正面對相同困境。造成低技術工人工資增長墮後的另一原因，在於現今科技發展較有利於高技術工人的趨勢。近三十年來，發達國家中教育回報差距日漸擴闊，香港亦面對同樣情況，以致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人之間工資差距擴大，導致收入不均情況加劇。

世界各地中等入息家長致力增強子女教育機會及成效，在發達國家之間已成普遍現象。不但名牌大學入學競爭激烈，就連中小學以至學前階段，以至各種有助升學的課外活動，家長也爭相為子女報名參加。弱勢家庭子弟入學機會不均，加上不少地區社會的教育投資不足，收入分散程度自然變本加厲。

新加坡一向採取介入市場措施，以吸引並挽留製造業、促進技術發展以創造優質就業機會、輸入高技術移民，並投資教育以維持增長及提升生產力。此等措施雖能保持人均GDP增長，卻無助於制止近三十年來發達國家中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人之間日益擴闊的收入差距。

置業難關　禍延後代

低技術工人收入增長停滯不前，亦有礙其實現置業目標。由於土地供應有限問題難以解決，新加坡與香港的樓價不斷攀升。環球宏觀經濟的低息趨勢，更引致樓價通脹加劇。兩地的「無殼蝸牛族」不但難以分享樓市繁榮的成果，與有樓階級的差距更愈見拉闊。不過，相對於新加坡人高達九成的置業率，本地置業率只得五成左右，未免瞠乎其後。

不少年輕人都抱怨難有足夠積蓄置業，甚至婚事、生育大計亦被迫延遲。造成部分年輕人遲婚現象更重要的因素，大概在於本地離婚率迅速上升，這使房屋需求上升，也令私人樓市的劏房大行其道。

新加坡離婚率亦呈上升之勢，但仍遠較香港為低。2012年，新加坡離婚宗數共計7,727，平均每千居民有1.9宗；香港離婚總數則達21,125宗，平均每千居民3宗，箇中原因有待研究。離婚趨勢有助長跨代貧窮之虞，因此香港離婚率趨升更令人擔憂。離婚現象往往在弱勢社群間尤其普遍，對窮家子弟的成長更會產生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

人才凋零　收入分化

此外，新加坡、香港同樣面對人口老化，亦即工作人口老化趨勢。兩地生育率及死亡率不但偏低，更有持續下跌跡象，香港情況尤為嚴重。2010年，受供養長者比率，亦即年滿65歲以上長者對20－64歲工作人口比率，新加坡為0.123，香港則為0.187。據聯合國預測，於2025年，新加坡的受供養長者比率將升至0.25，香港則升至0.37，於2065年臻於頂點；屆時新加坡與香港的比率將分別達0.5及0.8水平。

此外兩地均有勞工短缺情況，而香港遠較新加坡嚴重，其中尤以高技術工人為然，可歸因於四方面。第一，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資不及新加坡。第二，1997年之前的十年間，香港因面對前途不明而出現人才外流，以致高技術工人大量流失。第三，部分行業及專業對人才輸入處處設限，無助解決問題。第四，香港飽受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潮衝擊，其中以低技術者居多。自1978年起的三十五年間，抵港的內地移民為數已近160萬。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技術水平不同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以致香港難以獲得有力帶動經濟增長所需人才。不過，隨着內地與香港兩地人才跨境婚姻漸趨普遍，一直困擾香港的人才荒才得以略為紓解。

撥亂反正　社福過度

相反，新加坡卻嘗試以輸入外勞及吸引外來移民的措施，減輕人口老化造成就業人口縮減的壓力。在2004－2014年期間，新加坡的就業人口增長將在33個發達國家中稱冠。不過，外來移民帶動經濟增長之餘，也會為當地房屋資源帶來壓力，對技術水平較低的居民及年輕人構成威脅。

面對社會壓力日增的形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大選中遭遇重大挫折，新加坡政府必須為重訂國家發展策略急謀對策。2013年8月，總理李顯龍宣佈該國發展策略的重大轉變，並稱之為該國發展史上的「轉捩點」。其中推出的醫療、教育、房屋等重要新政策如下：

首先，新加坡政府將加大力度，透過房屋新政，務使國民能充分享有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其中措施包括資助月入一千新加坡元以上的家庭以低於市價置業。由於國民置業率已達九成，改善置業資助措施的困難自然遠較香港為小。

其次，政府將增強社會醫療保障，以提高保費方式提供全民醫保福利，並為無力負擔高昂保費者提供資助。

第三，新加坡政府將為促進社會流動性而大開方便之門，讓弱勢社群子弟分享通過教育出人頭地的機會。除為每名年齡介乎7歲與16歲之間的學子提供較高教育儲蓄資助額以外，亦將增設兩萬個學前教育學額，藉以促進該國學前教育發展。

香港部分論者指新加坡上述各項改革壯舉，對在房屋政策上猶疑不決的香港政府，實無異於一記耳光。不過，也有論者認為新加坡的社會福利式新政，對奉行自由市場經濟並講求自立自強的香港並不合適。

李顯龍深明有關改革不無風險，並指出國際上早有國家即使用心良苦，推行類似福利政策，最終亦難免慘淡收場。例如芬蘭雖有完善就業保障及教育制度，該國年輕人失業率仍高達20%。美國醫療開支之高雖為全球之冠，但醫保成效猶遜於不少發達國家。

李顯龍又堅稱新加坡政府會照顧低收入者福祉，但卻不會削弱其自立能力，並告誡須防為求支付眼前消費開支，而不惜後代為此背負沉重債務；言外之意，即要求新加坡國民甘願接受政府加稅，為擴充社會安全網付出代價。在總理本人立場而言，此舉所涉風險早在預計之中，新加坡政府自當小心行事，對其中陷阱提高警惕。作為民選政府，對此亦別無選擇。

至於香港，又會否被迫走上社會福利主義之路？事實上，香港面對的社會、政治壓力有增無已。2017年，沒有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很可能繼續四分五裂，亂局不變。鑑於香港人口老化程度尤甚於新加坡，走社會福利路線的代價只會更為沉重。

人口老化　開支深潭

此外，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大部分合資格選民並非納稅人。香港選民中非納稅人比例，在本世紀內勢將持續增加，因為據聯合國預測，受供養長者比率將於2065年達0.8而臻於頂點；及至2100年，亦即聯合國預測範圍內末年，仍將接近0.8水平。假使本地人口政策繼續維持不變，香港本世紀後期的施政方針，勢將受七八十歲的長者選民所左右。

新加坡向有公積金之設，投資回報低而又規定在職者將入息中一大部分（現為36%）撥作供款，並設普遍消費稅，市民為獲取社會安全網增強保障而付出較高代價。至於香港，至今既仍未有全民公積金及消費稅之設，短期內倒也難望為求加強社會保障而推行同類措施。要在香港強行引進有關措施，只會引起社會各界群起反對。

香港所面對的人口問題，一言以蔽之，實為「戰後新生代」逐漸老化的結果。這一代人也是人口年齡金字塔中的異數，在其他發達國家並不存在。究其原因，在於戰後大量移民湧進香港，以致1945年僅得60萬的本地人口，在1951年激增至230萬。這批第一代香港移民生育率極高；其下一代（亦即「戰後新生代」）的生育率則遠較上一代為低。在兩種因素相加的影響下，香港人口年齡金字塔遂突顯出一時暴脹的跡象。

如今「戰後新生代」將屆退休年齡。這一代人特別長壽，對本地醫療資源及退休開支的壓力日形沉重。政治上，這一輩今後亦將長期主導輿情，民主選舉更會進一步鞏固其社會影響力。

不過，這批高齡選民在行使其投票權時，未必人人深明大義，以審慎理財為原則。這輩人自會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卻已無入息為政府稅收帶來進賬。在精於弄權的民粹政客鼓動下，高齡選民自會投票贊成增加公共開支，漠視勢孤力弱，而又技術水平參差的工作人口何以負擔開支日增的壓力。可惜高舉「耆英萬歲」的旗幟，只會像西方發達國家及日本般，長期依賴赤字開支與持續累積公共債務，落得慘淡收場。香港耆英高度密集，其心意也就更加明顯。

雖云赤字開支有違《基本法》量入為出的規定，但政客若無法以加稅方式支付公共開支，勢將草率通過種種相關法規，迫令私營企業資助有關開支，從而繞過憲法限制。事實上，稅務式收入轉移，可以立法式收入轉移取而代之，例如政府可透過立法方式規定僱主資助醫療及房屋開支。以法規方式介入，所收效果尤較稅務手段負面，因為營商成本負擔因而大增。

至於最低工資立法，則為另一種立法式收入轉移，因為當局不再以徵稅方式，而改以規定僱主直接支薪方式補貼低薪工人。雖然最低工資不會直接將收入轉移給非工作人口，但若供養非工作人口的低薪工人為數眾多，則會間接將收入轉移給非工作長者人口。一旦政府屢屢以立法方式將其不願或無法以公帑支付的開支，改由收入轉移方式支付，則勢將有損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行政與立法機關更會在立法過程中寸土必爭，而陷於難以化解的僵局。

香港四分五裂的政治生態，只會滋生繁雜政令。香港政府若在房屋、醫療、教育增加開支方面承受壓力大於新加坡，而《基本法》又明文禁止赤字開支，則以法規轉移收入的方式，就勢成政治上唯一可行方案，可惜如此形勢只會對香港經濟更添沉重打擊。

香港有何善法既可以承擔需求日增的公共開支，而又有助本地經濟增長，使新增開支在經濟及政治上同樣可行？本書將就這問題作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