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类组织的理论比较
(一)企业组织理论
1.实体观的企业理论
(1)新古典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发展起来的。马歇尔认为，企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演化的动力来自两方面，即外部的竞争压力和内部的利益冲突;企业必须适应环境及其变化，并通过组织的变革解决内部利益冲突。在萨缪尔森等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是一个以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为变量的生产函数，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选择生产函数上的(最佳)点，获取必要的投入，根据生产函数将它们转换为产出，然后将产出销售出去。新古典企业理论以信息充分、完全竞争、产权界定完备和零交易成本为假设前提。
(2)管理主义理论:管理主义理论是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假设由于股份公司中股权分散，公司的所有者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而由管理者掌握控制权，管理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目标从事管理活动。以下理论就是在管理者主导企业的前提下提出的。
销售收入最大化理论:这种理论用销售收入最大化的假定代替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假定。认为管理者对销售收入更感兴趣，而不是利润，因为他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销售收入，而不是企业利润，片面追求高的销售收入有时会以利润的损失为代价。然而，经理的自由行为要受到一定的制约，那就是要保证一定的最低利润，否则他就会遭到股东的反对。也就是说，管理者是在最低利润的约束下追求销售收入的最大化。[40]
成长最大化理论:这种理论同销售收入最大化理论唯一的区别，在于假定管理的目标是成长最大化而不是销售收入最大化。[41]
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管理者倾向于效用最大化。影响其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收入、权力、名望和安全。尽管这些因素(除了收入以外)不能直接被量化，但它们却可以被间接地量化，因为它们反映到了企业成本中，管理者会花费很大的成本用于管理机构、薪水和自由利益。然而管理者的这种自由行动同样受到须保证某个最低利润的制约，即他只能在最低利润的约束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42]
(3) X效率理论:所谓X效率是指非配置低效率，即在不改变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仅通过组织的变化尤其是管理的变化就取得产出的增加。X效率理论是作为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对立物产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假设企业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的，即从一开始就排除了非配置低效率的产生。而在现实的企业中，非配置低效率却是普遍存在的。X效率理论本身包括以下要素:个人动机效率、内在动机效率、外部因素效率和非市场输入的效率。个人动机是最主要的相关因素。[43]
2.契约观的企业理论
契约理论最早是由科斯开创的，该派别理论的共识是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所构成的。其中最具影响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主要范式是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重点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上;而非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研究由于契约的非完全性而产生的产权、交易的边界、机制设计、雇员激励等问题。[44]
(1)代理理论:代理理论侧重于研究企业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根据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代理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如果管理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就会减少或消除代理成本。举债筹资可能会对代理成本的减少有所帮助，因为管理者的剩余份额会随着举债投资部分的增加而增加。为产生最小的代理成本，应让管理者持有全部股份，并通过发放债券的方式变股权为债权来筹资。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20年中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在这一理论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重要的契约安排(即委托权的安排)完全是外生的，资本家是委托者，劳动力是代理者。讨论的核心是委托者如何通过有激励意义的合约设计，而达到控制代理者的目的。
(2)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又可以分为间接定价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
间接定价理论:所谓间接定价，是指要素所有者以企业制度形式间接地进入市场，并确定交易条件比各自分散进入市场更为节省交易成本，而不是简单地以企业替代市场。该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可降低市场的直接定价成本即交易成本，企业是间接定价的工具。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是由杨小凯和黄有光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模型包含自给自足、产品市场组织、中间产品生产者享有剩余权利的企业组织、最终产品生产者享有剩余权利的企业组织四种产品生产的组织结构。其中，企业与非对称剩余权利可以将交易效率相对低的活动卷入分工，以避免对这类活动的投入产出直接定价所形成的高昂交易费用，这类活动价值的大小由剩余收益来反映。[45]
团队生产理论:团队生产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提出的。他们指出很多生产活动都具有团队的性质，因为生产活动需要不同要素的参与，而这些要素属于不同所有人;并且每一种要素对其他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都有影响，整个产出并非各要素贡献的简单之和。他们认为企业是为了克服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团队生产过程中的“搭便车”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实质是团队生产，生产团队之演变为企业的原因是团队生产带来的高效率产生了激励需求与产出难以计量这一矛盾。企业的特征不是拥有优于市场的权威权利，而是企业对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的计量能力以及对内部机会主义的监督能力优于市场，能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46]
资产专用性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交易成本，把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作为衡量交易成本属性的主要因素，进而把企业制度的选择看成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研究如何匹配交易和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资产专用性理论认为，由于交易各方投入资产的专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背景，为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使交易费用最小化，让重要的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可以确保企业契约的效率。[47]
(3)不完全契约理论(产权理论) :哈特指出，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48]:第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们不可能预料到未来的所有情况;第二，即使能够预料到，缔约各方也很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将这些情况写入契约中;第三，即使缔约各方可以就未来的计划达成一致，也很难把计划写入契约并得到第三方的证实。不完全契约理论建立在契约的非完全性前提下，通过建立严谨的模型，分析了企业剩余控制权和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研究产权边界的界定对交易双方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方面的影响以及不同资产属性的企业之间的最佳所有权安排。
3.资源观的企业理论
(1)企业资源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把企业看作是寻租者，企业战略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与众不同的战略来建立持续竞争优势，获取经济租金和超额利润。该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每种资源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外部的市场结构与市场机会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企业的内部资源才是企业成长的动因。该理论认为识别优势资源并对其进行开发、培育、提升和保护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彭罗斯(Penrose)是资源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构建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指出企业是依据一定管理框架使各种资源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资源集合体，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企业有意识地利用各种资源而获利的组织过程。由于企业拥有资源的利用情况总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企业成长也是不断挖掘未被利用的资源，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49]
(2)核心能力理论: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 and Hamel)正式提出了核心能力的概念，将核心能力定义为组织中关于如何协调、结合多种技术的积累性学识，随后，许多学者相继对核心能力进行了研究。核心能力理论强调了企业所特有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知识、技能的重要性，它们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价值。企业的核心能力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价值创造性，核心能力能够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竞争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获得领先优势;第二，异质性和难以模仿性，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应当区别于其他企业，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第三，衍生性，核心能力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扩张空间，使得能够凭借能力和知识优势不断扩张和发展。[50]
(3)企业知识理论:知识理论最早来源于阿尔钦(Alchian)，他提出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企业知识理论把企业看作知识的载体，试图从知识角度来重新阐述企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在不断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该理论对知识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将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对企业的特征和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期，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较为有效的阐述[51]:第一，企业的存在，企业是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生产活动需要各类专家的共同协作和努力，组织的优势或功能之一就是用共同表达的方式进行交流，使得知识的交流、转移与共享更为经济;第二，企业内部的协调，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转移、交流与共享即知识的一体化是企业生产有效进行的条件，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协调使组织成员目标一致，推动知识一体化;第三，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企业的异质性起因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和积聚的知识的差异性，知识的差异导致各企业在从事同类生产活动时，具有不同的生产成本、利润，形成不同的竞争优势。
(二)政府组织理论
1.守夜警察政府理论
该理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斯密认为，政府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他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所以该理论认为作为“守夜警察”的政府具有以下五种职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制定和维持法律，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及公共工程，提供公共物品;界定并维护私有产权;维护契约自由并保证其执行。[52]
2.政治与行政分开理论
政治与行政分开的理论着眼于政治统治与公共行政的关系，探讨政治与行政能否分离、如何分离、分离到何种程度等问题。最初提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是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古德诺。威尔逊的著名论文《行政之研究》(1887)和古德诺的名著《政治与行政》(1900)中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的观点，被公认为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传统。威尔逊和古德诺在对政治与行政加以区分中指出了行政活动的特征，表述了行政概念的基本含义。威尔逊认为，与制定法律的组织、程序、过程相关的政治领域属“国家意志的表达”，主要关注“重大而带普遍性的事项”;与执行法律政策的机构、程序、过程相关的行政领域则属“国家意志的执行”。古德诺的表述是，“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在决定政策，行政在执行政策”;行政是“政府官员推行政府功能的活动”。[53]
3.传统官僚制政府组织论
传统官僚制政府组织论是政府组织理论的传统范式，来自伍尔德·威尔逊的行政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威尔逊认为政府组织应当具有以下特点:(1)在政府中总是存在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中心，一个社会的政府为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控制;(2)权力越分散，就越难以负起责任;(3)宪法结构决定了权力中心的构成，并确定与立法和行政控制有关的政治结构;(4)经职业化训练的公务员队伍为“良好”行政提供了积极条件;(5)等级制组织的完善使政府效率最大化。[54]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与威尔逊有许多一致之处，他认为政府的组织结构应当遵从机器大生产的组织原则，强调组织内部的分工，包括横向部门分工、纵向层级分工、权力分工、职能分工、岗位分工、程序分工等等。官僚制强调以可计算的规则为根据的客观的组织活动，不顾及人。官僚机构内的官员行事不涉及爱憎、形式上不对个人，把规则应用于实际情况。官僚制的支配地位来自信息的垄断和官员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垄断社会中存在的职业专家的权力。[55]
4.无缝隙政府论
无缝隙政府概念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传统政府组织模式的弊端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政府组织，主张政府的组织结构应当进行细致的分工与部门、层级划分，对法律制度十分推崇。这样的组织结构虽然将复杂的事物小型化、简单化，使政府工作规范化，但过多的分工和约束也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冲突、职能交叉或不清、排斥竞争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陆续开展政府变革，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质量。在此背景下，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官僚制的政府机构不同，无缝隙政府以顾客为导向，组织更具透明度，雇员行使其全部职责，和最终的用户直接接触，试图以低成本、高效率、面对面、多样化的服务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政府流程再造是无缝隙政府理论的一个核心，通过再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组织设计和工作模式。[56]
5.企业政府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一场改革政府和政府再造的运动热潮，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公共部门引入了市场竞争，公共部门内部管理借鉴了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企业政府论者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既然政府的力量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那么反过来也一样，即市场的力量也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防止“政府失灵”。企业政府论的主导理论是以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为基础的，该书把企业等私营部门经营的一些成功的理念和管理方法移植到政府的公共部门中来，主张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引入竞争机制，树立顾客意识;也就是以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参照标准，借鉴或者仿效它们的做法来结构性地重塑行政体制。[57]
虽然企业政府论能够提高政府效率，但是该理论也招致了许多批评。许多学者批判企业型政府改革是滥用经济学的主观性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还有许多学者批评政府的企业化改革具有“管理主义”倾向，另外也有批评者认为，该理论忽视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基本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是不正确的。[58]德里昂(L.Delcon)认为，企业型政府的理念有着本位自我主义、自私性、刚愎自用、统治倾向和机会主义的特征，而这些特性不仅可能导致官僚体制的空洞化，更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贝伦(C.Bellon)和戈尔(Goerl)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存在的四大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企业的自主性与政府的民主性之间的价值冲突;公共企业的愿景与公民参与之间的矛盾;企业运转的隐秘性与民主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企业管理要求企业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矛盾。[59]
(三)非营利组织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非营利组织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而同时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中形成了几种比较权威的理论。
1.政府失灵理论
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的。他采用了需求—供给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解释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原因。韦斯布罗德认为，个人需求数量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个人对于税收制度等公共物品需求的差异性，而政府提供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不例外。这种决策过程往往只能够满足中位选民的需求，而留下了大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选民群体，这就为其他组织机制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性及私人市场追求利润的本质，企业也没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
由于上述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志愿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在韦斯布罗德看来，志愿部门是专门提供集体类型物品的，它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政府部门能够满足选民的多样需求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需求越不满意，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大。对于特定的政府输出，消费者需求的差异越大，志愿部门的输出就越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消费者需求的同质性越高，不满意的需求就越少，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小。[60]
2.契约失灵理论[61]
这是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提出的理论。他是在传统的经济学和法学对于非营利组织还缺乏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提出该理论的。
汉斯曼从营利性组织的局限性入手开始他的分析。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消费者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包括产品、价格、生产者信誉等信息，营利性厂商会以体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数量和价格来提供商品和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生产者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厂商承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最初不能达成最优的契约，即使契约达成，也很难实施契约。在这种情况下，由营利性厂商构成的市场竞争只能是无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契约失灵”现象。
汉斯曼认为，在契约失灵的情况下，如果这类商品或服务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生产者的欺诈行为就会少得多。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受到了“非分配约束”。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个人，包括组织成员、管理人员、理事等。净收入必须得以保留，完全用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特征使得非营利组织在提供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和服务时，尽管有能力去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而且不用担心消费者的报复，但他们仍然不会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由于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参与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产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从而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3.第三方管理理论
这是美国公共政策学者、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赛拉蒙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在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作为资金和指导提供者的角色出现的，但是在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时候，政府往往由于过度科层化而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而且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人们对政府力量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相比之下志愿组织比较有弹性。它们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更多依靠大量的第三方机构——州、市、县、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通过这些第三方机构来实施政府功能，于是出现了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
在这种治理体系中，政府与第三方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联邦政府在福利项目提供中更多的是充任管理者的功能，而把相当程度的处理权留给了非政府部门。这种政府行动的方式反映了美国政治思想中，对于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与对政府机构的敌意之间的矛盾。而第三方管理模式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一方面，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得到了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为公共福利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一个不符合美国治理传统的、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出现。[62]
4.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
这是罗伯特·伍思努提出的。他认为，在概念上，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比较清楚，但在实践中，它们关系正变得日益模糊。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由于政府和商业部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共同投资，以及政府以管制、税收等方式介入市场，彼此之间的界限已经很难分清了。在政府和志愿部门之间，由于政府把一些福利项目承包给志愿组织，并为它们提供资金，政府与志愿部门之间的项目合作也模糊了彼此的界限。在很多情形下，复杂的组织计划把营利性活动与非营利性活动置于同样的管理体制下，志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也很难分清了。不同社会中这三个部门重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63]
在伍思努看来，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换关系，这包括:竞争与合作、各种资源的交换、各种符号的交易等。当不止一个部门的组织提供相似服务的时候，就存在着竞争关系。当集中不同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是合作关系。伍思努以城市中给老年人提供食品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合作关系:由政府出钱购买食品，营利性的组织如饭馆等负责准备食品，非营利组织协调这些活动并负责组织志愿者来发送食品。各个部门之间还存在着资源交换关系，组织和管理人员、技术、法律保护、公共关系、资金等往往在部门之间相互流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