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时间，

伏波每天夺命连环叩般地拨打我的手机，

我开始忧虑，他的记忆是不是有老化以外的问题……

我正在开会，手机又震动了，开会时我是从不接听手机的。此时我任所长已近六年，业务也早已驾轻就熟，私心窃喜终于即将走下这个职位，再也不必去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备询听训，可以回归我最爱的研究工作。这年我六十七岁，因为已是特聘研究员，可以工作到七十岁，我也已开始规划未来的三年要解出哪些题目，让我专治了二十余年的口语韵律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说法。

电话来时，我正主持两个月一次的所务会议，身为主席，又有重要议题，绝对不容分神。一来在报告事项里，我要向研究同仁详细说明，我们送出的下年度经费概算经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查后，哪些项目遭到删减，我们需如何因应以便研究工作能顺利进行。二来在接下来的讨论事项中，我们要讨论向我们申请研究人员工作的相关资料，根据送给院内、外专家审查收回的审查报告，然后投票决定是否进用。这两项可是学术行政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业务，会议过程中，需要全体与会同仁全神贯注，而身为主席的我，当然不会理会震动的手机。

可是手机震动半天终于停止后，又再度开始震动，且如是一再重复。

我开始不安，因为在上班时间找所长的电话，多半都会直接打到所长室，所长不在也必有人接听处理。直接打手机的，只剩下家人或朋友有急事联络。此时，公婆、父亲皆已离世，家人的急事，只可能是高龄老母急诊入院。我还有两位妹妹，原本也都是职业妇女，但小妹已早早退出全职工作，能干麻利、行动力又极强，母亲有事，总是她第一个行动，一个人就能虎虎生风地在医院将母亲安顿好，再通知两个全职工作的姐姐；就算我没接电话，也会先留话，断不会一打再打。若是伏波失智的兄长有事或急诊，伏波也会先去处理。

打电话的会是谁呢？

我瞄了一眼手机，是伏波。发生了什么事呢？

概算删减报告终于结束了，在进入讨论事项前，我宣布休息十分钟，然后离开会议室，回拨电话给伏波。

接通后，我不免有些气急败坏地问他：“喂！找我有什么事？”

“你在哪里？在干吗？”

“什么？我在上班，在开会啊！”

“喔！没事，就是问问你在干吗。”

“What？好吧！那我回去开会了。”

下班回到家，进门后，我质问他，没事为什么在上班时间不停地打电话给我。他笑眯眯地说：“你那么忙，我哪有给你打电话。你记错了。”

“什么？还否认？那我以后如果在忙，就不回你的电话。”

我得尽快开始准备晚饭，没空继续没有意义的谈话，于是假装生气地撂下不回电话的威胁，就此作罢。

可是自此以后，来自伏波的电话开始越来越多，我从不耐烦变成担心，不忍心不回，尽量回拨。而他的回答，从“你在哪里，你在干吗”渐渐变成“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婆婆在过世前，失智了七八年，伏波的兄长也已失智了好些年，不再能独立生活，由我们夫妇千辛万苦地送进照顾机构。我心底开始忧虑并害怕，伏波的记忆是不是也会有老化以外的问题。

电话之所以是让我焦虑又忧虑的开端，当然是有原因的。

我们夫妇自美返回台湾地区，开始工作后，在职场上各有执掌；上班时间，各自专心工作，几乎不通电话。

1988年公公罹癌后的那两年，伏波在大学任教并兼任系主任，工作忙碌，虽然兄弟姊妹共四人，有兄长、有弟妹，但他一肩扛起照顾公公的任务。他总是说：“我不介意一个人照顾我的父母。”

当时，长伏波一岁的兄长尚在台湾交通大学任教，无论在台北的父母有任何需要，他总是一句“我在新竹”，从不见踪影。小伏波三岁的妹妹旅居美国，比新竹远多了，公公罹癌时，只回来探望了一次；婆婆失智后，小姑每年秋季返台探亲两周，其他时间只是跨海询问病情。在兄长失智后，小姑和他有过争执，从此对长兄不闻不问。与我同年的小叔是第一批跨海的台商，早在1990年前后就远走上海创业，从我们的家族生活中完全消失。

我俩当时还年轻，糊里糊涂地也就处理了。

子女四人中唯一在台北的伏波，终日在南港的家、城南的大学与天母的荣总间奔波。那时，自用汽车才刚开始普遍，台北市的捷运（地铁）系统尚未动工，我除了研究工作、承担照顾女儿及所有的家务，还需支援公公住院化疗的生活需要，如准备了衣物或做了公公想吃的菜，从南港跋涉送到天母荣总的病房去。我们的女儿岚岚还没上小学，不能独自留在家中，好在邻居们都乐意伸出援手，让我奔波时，暂时寄放孩子。

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尚未升任研究员（同教授），工作压力非常大。很幸运的是，岚岚很听话且作息正常，不曾添乱。我每晚虽倦极睡去，醒来觉得又是好汉一条。虽经常疲惫，尚未游刃有余，但毕竟年轻，终究可以应付。

生活忙碌，手机尚未问世，夫妻间的沟通无碍，电话只是一个通信配备。

伏波的行政工作从那时起延续了十五年，他从系主任、院长、教务长，一直做到代理校长，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上班时间，我知道他忙，不愿他分心，有事总是打电话给他的秘书留话。即便秘书说：“师母，他现在没有访客。”或者说：“师母，他现在没在开会。”我也总是说：“不麻烦了，请你转告他即可，我也得上班。”

2010年年初，伏波退休在家，每周四去新竹探望失智的兄长，生活规律，更是极少在上班时间打来电话。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他越来越频繁地在我的工作时间打电话来，终于让我有了警觉。回电给他也越来越少接听，这更加深了我的忧虑：没接电话时，他在家吗？还是到哪里去了呢？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打了电话，又不接听回电呢？

下班回家后，我问他为什么打那么多通电话给我，却不回我的回电。他还是笑眯眯地说：“你搞错了吧？你那么忙，又要写论文，我哪有打电话给你？”

我何曾料到，不久以后，伏波的心智开始退化，短程记忆不再；我下班回家准备晚饭时，打开电饭锅，发现他自己中午放进去加热的食物已经凉透。他定向感的流失也开始明显，出门时瞻前顾后，完全不知要朝哪个方向行走。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会一直问我怎么走；到家时，过家门而不入。

我已不能再把他留在家中，安心地出门去工作，于是在一年后提早退休，离开了我熟悉又热爱的研究工作，一夕之间成为全职的照顾者。

如今回顾，伏波每天夺命连环叩般地拨打我的手机，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没过几年，他已不识手机为何物。

始于电话的担忧，竟是我一步步忧心如焚，踏入悲伤、焦虑又束手无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