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化的学科意义

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自觉意义上的历史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学科建设大潮而出现的一项学术活动。在横向上，它与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推崇的历史化有关，而在纵向上，则与中国传统的汉学有一定的关联（这一点详见下文），自有其外源性、内源性的根由。它的提出及其实践，对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义，主要是对原有过于主观化的叙述，重新进行排列、辨析和调整，使之呈现出作为学科应有的客观属性。这也表明，当代文学经过大半世纪的自我型构后，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状态，开始向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新阶段推进，有了较为自觉的跻身于中文核心学科行列的思维理念和学术追求。

当然，如果跳出较为狭隘的专业论域，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它的提出和实践，可能还与21世纪以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加快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体系建设的思想有关。[26]这里所说的“三个体系”，当然不是单纯针对当代文学甚至不是针对文学，而具有更为宏大的追求和深刻的现实指向，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历史化同样也是适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学科体系之所以被称为“体系”，除了有主观性在里面，还必然有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客观知识的支撑。这也可以说是构成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个新的、更大的学科背景。其实，如果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借此反思和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历史，这对当代文学学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学科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它有自己的功能价值与评价标准，也有自己内部的学术逻辑与外部的社会响应。当代文学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因为所述内容与当下社会历史密切相关，且处于变动之中，不易把握，具有多种重构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它的一个独特之处。陈平原在谈及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时指出：“对于具体的学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策略，除了审时度势，还须考虑自家的兴趣和能力；可对于学科来讲，则有可能借助于经常的自我反省，调整方向与步伐。每一次理论反省，每一次方向调整，每一次队伍集结，都是为了重新出发。”[27]反思是学科保持青春常在的奥秘，也是观照把握历史化的重要契入点，只有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眼光，才能充分认识历史化。现在有的学者尤其是有的批评家往往只从审美角度来看历史化，这虽不失为一种研究且自有其价值，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因较为单一狭仄，也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陷于另一种“迷津”，而失却其历史化之对学科意义的周彻理解。一个学科推进到一定阶段，总要反思与盘点，而反思与盘点，恰恰是历史化的本义。可见研究角度的选择，它并不单纯是视点问题，还与深层的思想观念密切有关。

不过，这并不意味以往的当代文学就没有历史化研究。一般地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历史化在当代“前三十年”也存在。如文学史、文学选本和文学史料汇编等。但它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当时文坛和学界领导那里，带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学者参与度有限；即使参与，通常也是被动的，更多是基于革命历史的建构，而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写作，更不要说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术转型后才改变。所以导致此前有关成果和积累比较孱弱，很难对当代文学学科产生多大的影响。要知道，历史化是建立在切实的专业和学术基础之上，缺少专业和学术的基础，其所谓的历史化也是有限的。反过来，学科意识的缺乏，它也不能不对历史化带来规限，这是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

众所周知，在目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辖的七个二级学科中，“当代文学的学科可靠性一直让人疑惑和担心”，在教育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委会颁布的“学科或专业名目”上，现代文学被称作“现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不叫“当代文学史”，而叫“当代文学批评”。这一二字之易，差别甚大，它反映和说明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内部的偏见和对学科标准的不同看法，也暴露了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也是令人“困扰”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的功能价值简单地理解为“不停地跟踪现象”，而不是在跟踪的同时“还停下来做一些情理和切实的研究，以及设定边界、积累资料而形成话语共识”。[28]由于缺少学科自觉和自律，所以，尽管当代文学领域人数众多，在思想的敏感活跃和对当下现实的深切关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尽管在“十七年”“80年代”等时段或领域取得了一批不俗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形成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研究范畴，但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及人们的诉求相比尚有较大的距离，只能说刚刚起步，还处于“初级阶段”。

当代文学不同于成熟的传统“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甚至不同于与之具有血脉关联的现代文学，它应充分发挥自身“当代”的优势和特点，不必也无须简单因袭传统学科的方法。但既然是学科，那么它也自然且必然地与其他学科有共通或一致之处，不能以“特殊性”为由反对向传统“三古”及现代文学寻求借鉴。遥想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现代文学就如今天的当代文学一样，在中文系中的声誉并不高，处境也多少有些尴尬，但经过近四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及历史化，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如今在学科建设方面明显走在了几乎与之同时起步的当代文学前面。有的研究者在谈及洪子诚和南帆治学方法时指出：“他们对于观点的限定范围和预设的前提有很清醒的自我意识”，认为这对提升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水准是有贡献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一个学科，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学科经常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很多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借文学为名的公共发言。”这种“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混淆有利有弊，它的“最终的结果是会阻碍学科成果的累积或者说长时段的思考”。[29]这是有道理的。

研究的学科化与学科化的研究，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别。21世纪学科建设根据时代社会需求和遵循自身发展逻辑，借助教育和科研制度突飞猛进。资料显示，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学科专业动态发展方面，呈现出了新的学科与学科群不断涌现、鼓励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重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融合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据美国教育部国家统计中心（NCES）公布的“学科专业分类目录2020版”统计，目前共有学科群50个，一级学科469个，二级学科2179个，相比2010年新增学科群3个、一级学科81个、二级学科459个。当然，这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占比较少，其中一级学科43个，二级学科182个，且因关注普遍共性的东西，相对较稳定些，但受总体背景和趋势的影响也出现幅度不小的变化。[30]中国大体亦是如此。2018年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颁布的“专业或学科目录”显示，现在中国共有一级学科111个，二级学科412个，而在这其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13个，二三级学科50个。这样的数据虽然在整体学科中占比不大，但较之1997年的一级学科6个，二、三级学科45个，也有明显的增加。[31]更为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和学科成果的累积，它们开始形成了许多共识性的东西，需要进行知识的归整和处理，尤其是一些新兴学科。历史化就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学术转型的需要，对之所做的一种调整。

不少学者在论及历史化或史料搜研时指出，将这项不无滞后的工作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有利于学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可以使当代文学史更贴近历史真实和更具学术深度”，[32]且有利于建立“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联系”。[33]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学科建设建立在一定“历史稳定”的基础之上。上述这些基于史料的整体系统研究，它不仅开阔大气，而且的确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这样的“历史稳定”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历史化所做的就是“历史稳定”的工作，至少带有“历史稳定”的功能作用。而“历史稳定”，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蛮重要的，它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越是成熟的学科，其“历史稳定”性往往就越高，形成的共识性的东西也越多。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当代文学学科自然是属于稳定系数不高的一个学科，至今尚处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34]某种意义上，“不稳定”正是它的属性特点之所在。所以，尽管我们勉力从事着“历史稳定”工作，但却完全没有必要为其“不稳定”感到汗颜，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所谓的“历史稳定”总是相对的、动态的。但不能操之过急，这并不等于放弃努力，或以“相对”性为由，轻视或排斥这些“历史稳定”工作，更不能由之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来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也许不是作主观随意或绝对主义的理解，而是在“历史稳定”与“非稳定”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落在具体实践的层面，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变居无常而又繁杂无比的文学历史暂时固定住，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它较为客观和具有历史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种责任。王尧指出：“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学史某个方面的共识，但同时也不断产生分歧甚至会扩大分歧。历史化的过程，是文学研究者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累积共识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是在史学的层面上对当代文学与历史、当代文学思想思潮现象、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作出确定性的论述。”[35]用“史学的层面”和“确定性的论述”来概括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否十分妥帖，也许可以讨论，但他在讲动态即“不稳定”过程同时又强调“稳定”，这个意思应该是清晰的，也是没错的。

说到“历史稳定”之对学科的意义，这里拟有必要对历史化的压抑性机制稍述一二。这种压抑性机制尽管不无残酷性，它“压抑”了不该“压抑”的东西，加之认知的局限，有时甚至会产生误评误判，就像陶渊明、杜甫的诗在当时受冷落，直到中唐及宋代才被人认识“入史”一样，但在历史化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化的表述总是“以简单来征服丰富从而成功地宣告了前一段历史的终结”，没有压抑性机制就无法达到文学历史化的目的，它也“不能圆满地说明自己的正当性”。[36]当代文学历史化亦然。所不同的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属性所致，加之其间跌宕起伏，变化频仍，且作家作品数量令人咋舌，所以“压抑”的问题显得更突出，被“压抑”了的对象可能也更多，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出来，或其所存在的问题在短时间内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无论怎么说，当代文学历史化也是属于“唐人选唐诗”的学术评判活动。它的所谓的“重返历史”是有效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其对知识化与学术化的追求，不仅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机性，而且有时甚至会出现误评误判，这种被遗落而又被发现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可以预料，随着史料的发掘和史观的变化，此种情况将日益凸显出来，被历史化了的对象可能还要“再历史化”甚至“再再历史化”，包括将其降格或剔出文学史（所谓的对文学史的“减法”），也包括对被忽略或湮没了的重新发现和打捞（所谓的对文学史的“加法”）。

需要补充说明，这种“减法”或“加法”本身也是历史的，不能作绝对化和本质主义的理解。因为按照后现代观点来看，“一切历史皆文本”“文本之外无历史”。对于这种将“历史本体”悬置或取消的观点，我们虽难以在整体上给予认同，但它对如何“历史地”认识、理解和评价当代文学历史化，无疑是有启迪的。这里关键是，面对无可回避的“减法”或“加法”，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具有怎样的立场、态度、学养、胸襟、眼光，这是最根本的。由之，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自我历史化”问题。应该说，相对于“研究对象历史化”，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明显偏弱，包括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也包括综合素养等。这自然与长期形成的“重论轻史”和“分科教育”有关，是很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