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化的“内源性”资源与“文学中国”问题

为什么讲“内源性”资源与“文学中国”问题呢？道理很简单，作为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场历史重构活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如何历史化，它的存在及种种表现，固然与西方理论引进密切有关，但同时也必有其自身的深刻内因，尤其是与“内源性”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学中国”的现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血脉关联。只有将这一切纳入“中国化”的语境中作历史的、现实的考察，才能对其历史化做出真实准确的评价，我们的研究也更有新意和富有现实价值。

首先，是关于历史化的“内源性”资源问题。

当代文学历史化尽管受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但从“内源性”角度考察，仍可从本土传统那里找到自身的发展线索和学术传承，它是中西两大源流在当代相互碰撞、对话与融会的产物。熟悉历史的也许都知道，从孔子著《春秋》开始，到司马迁的《史记》、班超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再到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清代乾嘉之学，直到梁启超、章炳麟的新史学，顾颉刚写古史辨，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层积，中国文学已逐渐形成贯通古今的两大历史化诠释系统：一个是重疏证的汉学，又称朴学，它强调用训诂方法治学，注意发掘历史对象的本义；一个是重达意的宋学，则更倾力于发明本心，讲求于引申义的阐释。它们彼此尽管有古文与今文之别，也有程朱与陆王之分，但都自觉以“义理、考据、辞章”为鹄的，打破狭隘的文史哲的界限，将载籍和考据之法作为历史化的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与建立在形而上学、知识论、纯文学基础上的西方的历史化是很不一样的。西方20世纪开始探讨的很多问题，包括历史化问题，中国很早以前就在探讨——某种意义上，他们探讨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汉、宋两学的“本义”与“引申义”及其选择，或者说是“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平衡点的协调与把握问题，只不过探讨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收藏最为丰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它不仅具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史评、史论等诸种体例，而且在整理和研究方面形成了目录、版本、辨伪、考据、辑佚等一套异常丰富自洽的体系。尤其是在审源流、阐幽微、辨真伪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更是达到了至今无法企及的精深境地。这对我们置身十分浮躁而又崇尚“文本之外无历史”后现代语境的当下，如何正本清源，建立具有学术自信的中国学术话语，无疑是有启迪的。回到上述历史化的话题上，多少可以弥补詹姆逊等西方学者理论的凌空蹈虚，至少为其历史阐释提供一种新的参照，一种融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于一体的新的参照。

当然，不必讳言，中国传统历史化存在着局限，像清代乾嘉学派在将朴学研究推进很高水平的同时，延至末流，把学问引向偏离人文和整体的烦琐考证，所有这些都有必要清理。而且随着研究对象和环境、观念的变化，要充进新的内涵（比如仅仅讲“二重证据法”已不够了，还要引进历史化研究的新的路径与方法）。但无论如何，不能轻率地排贬中国本土传统的思想和学术，不能认为只有像西方那样的理论才叫理论。相反，应该像任何理论一样，将其摆在与西方平等的地位给予重视。大量的事实表明，真正的学问是不分中西古今的。作为历史对象化的一种产物，中国文学的历史化，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等多方面原因，它的确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而又带有通古鉴今价值的完整自洽的体系。20世纪初，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开始引进西方学科建制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就郑重地提出横移不忘直承的主张，认为有些西方的学科其实中国也有相应的学问，这体现了先辈学者开阔的学术胸襟。因此，他们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在历史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于当代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开始赶上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学者们的眼睛都是盯着西方的，某种意义上，盛行的是“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加之知识结构方面的局限，所以在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疏忘或忽略了本土传统的固有价值。为什么迄今为止的历史化研究，大多只讲西方“外源性”理论的影响，而不讲中国“内源性”思想的作用，在对历史化源流的认识和评价上存在着明显的偏执，笔者以为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有人说，“学术发展中，既有大突破时期，也有集大成时期，往往交替着出现”。[37]当代文学历史化亦然，它既有大突破时期，也有集大成时期。而现在，可以说是历史化的集大成时期，尤其是中西两大源流的集大成时期。这时候，在经过“重西轻中”的大突破之后，我们应该沉下心来，很好地总结经验。如此，方能有效地整合中西历史化所固有的丰富而深厚的资源，创建集大成的新成果，在研究上充分显现作为中国文学历史化应有的深度、厚度和质感。

其次，是关于历史化的“文学中国”问题。

如果说“内源性”思想属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时间问题，那么“文学中国”问题则属于历史化的空间问题。从研究实践着眼，众所周知，落实到历史化的具体运作，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关系的问题。它不仅在研究的范围，而且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应该具有的特殊的当然也是更大的延展性和包容度。在过去，可能与大陆中心的思维观念有关，我们往往对台港澳地区文学抱持较多的批评态度，将其视为大陆文学的边缘。其实，从海洋中心的角度来看，台港澳地区文学可能是另一种状态，甚至是文化前沿状态，它们与大陆文学都属于“同根同源”的命运共同体，在血脉的深层是可以打通的。从更大的范围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既要打通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又必不可少地要联通台湾文学和香港澳门文学。唯其如此，才能以文化地缘性，透视本是同根生的文学同源性，透视它们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从不同的方向生成各自的文学果实和文学生态，在某种时期互相对峙、封锁，在变化了的另外时期又相互接纳、启发，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既自足，又相互影响”。[38]所以，不仅可以纳入，而且还为大陆文学历史化提供相互建构的可能和可行性。而香港文学呢，由于1949年前后大批学者旅居于此，然后北返大陆文坛的左翼文化人士，曾在这里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各种异己思潮，更是为大陆文学体制作了预演，甚至可以视为与延安文学相提并论的两个“源头”之一。[39]前些年，刘登翰从“华人性”立场出发，曾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概念，认为随着时间推演，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批评的重心将出现两个转移：“一是从重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向突出华文文学中的华人主体性的转移，二是从以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整合的转移。”[40]这值得我们审思。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想要将大陆文学与台港澳地区文学作异同并置的融通与勾连，就要探寻一种与之相适的新的历史化的“分流与整合”方式，对大陆固有的当代文学学科体制、秩序与理念进行调整，而不像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多数文学史那样，在大陆文学之后，再“附录”一个台港澳地区文学。尽管在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采用“大陆本位文学”+“附录”（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形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带有很大的无奈和不得已的成分）。并且在笔者看来，这种形式有其合理性，如果将其做好，这也是对历史化的贡献，至少为大陆文学历史化打开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和结构性的框架，为将来大陆文学与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分流与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因此，在对此进行历史评价的同时，有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给予历史的审视。在当下，重点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下。

其一，如何进一步做好文本和文献收集、汇编和整理等工作。这也是整合大陆文学与台港澳地区文学这“四度空间”，对之进行历史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在这方面，由于长期隔绝，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软肋”，一个想摆脱而一时又无从摆脱的“苦恼之源”。所以，这有必要通过跨区域跨文化协作、现代传媒等多种方式和途径，逐步予以缓冲和解决。其二，与之相应，是如何对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港澳地区文学历史化及“分流与整合”等重要问题，根据异同并存文化共同体实际，在理论上做出合历史合逻辑的阐释。如近年来，美国学者史书美提出的带有排贬大陆华文文学（当代文学）意味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41]就很值得追问。

当代文学是“当代史”，也是文学的“国史”，它的历史化不仅有一个“断限”的问题——因为文学不像政治，改旗易帜便会迅速出现变化，文学风气的转移与改变是很慢的。对“当代”中国来说，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及当下所处的全球化的语境，所有这一切，它都驱使和决定了当代文学历史化是需要而且应该超逸狭隘的大陆本土地域的界限，将思维视野投向台港澳地区乃至与大陆本土地域具有血脉关联的域外。这当然很难，并且在笔者看来，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实践，至少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样理想的“分流与整合”之作的出现，包括台港澳及海外学界，因为它涉及史料与史观等一系列问题。但唯其如此，更有必要引起我们重视，并将其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对待，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历史责任。陈寅恪当年在解读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时，曾提出这样三个二重“互证”的观点：“取地下之遗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42]在这里，他补充的“异族之故书”和“外来之观念”两个层面的证据，就包含了跨地域跨文化的观念，很值得我们历史化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