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服制与国家的结构

早期国家的结构问题，是早期国家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据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一般是指国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相互关系所采取的制度形式，具体就是国家的各个部分以何种方式整合为国家的问题。现代国家理论将国家结构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24]世界范围内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不尽相同，并且其国家结构非常复杂，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不能以现代国家理论划分为单一制或复合制。

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服制建设密不可分。可以说中国的早期国家结构是通过建立服制的途径逐步形成的。最初的国家结构是诸族的政治联合或以一个核心族群主导多个族群组建形成的族邦国家，如黄帝族邦国家，各个族群在国家事务中承担不同的职责，各个族群首领担任各层次国家机构的管理者。再由不同的族邦间的联合或一个核心族邦征服诸邦形成更高级的族邦联盟国家，族邦联盟国家的首领由势力最强、能力卓著的族邦首领担任，其他族邦的首领担任国家各种职事，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制定，如尧舜时期的族邦联盟国家。中国早期国家至舜时期有较大的发展，舜命禹治理洪水，伯益与后稷辅佐禹，治水成功的同时，区分天下为九州[25]，记录了九州山川、物产、风土，进一步强化九州内邦国对于舜为首的族邦联盟国家的臣服，确立了各州内族邦献纳贡物的制度，若按照各州族邦对于国家的责任义务来划分国家结构，舜时期族邦联盟国家结构亦可称“九服”制。禹治水成功之后，舜对于天下九州内臣服的族邦进行了册封，《尚书·禹贡》称“中邦锡土姓”，亦即舜时期进行了赐姓氏封邦建国的政治活动，这里的姓未必是姓氏制度，可能更多的是族氏徽号之类，舜规划各族氏以徽号称谓和封地，似舜时期已有王权萌芽。禹继任族邦联盟国家首领后，征服三苗，大会天下族邦首领于涂山，并铸造九鼎，逐步确立了王权及禹的夏王地位，但禹似并未称王，禹为族邦联盟国家向夏代王权国家过渡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学文化演进分析，公元前21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受到洛阳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重要影响，考古学者一般认为与文献所载禹征服三苗之事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万邦并存的状况，逐渐过渡到多元一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夏商王朝国家内部由王所在族邦为主封建诸邦，并联合异姓族氏构成内外服国家结构；周武王克商后，一度以内外服制为建构国家结构形式，至周公、成王时期通过平定四方，重建国家结构，形成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的五服制国家结构形式。但是五服制并非稳定不变，如荒服和要服在西周后期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时叛时服。平王东迁重构东周国家结构，形成以成周王都为政治中心，周边为甸服朝臣，成周四方为强大侯服、宾服诸侯及淮夷戎狄方国包围，形成异于西周的国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