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学界的新贡献

当前，中西方学者针对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前期研究，而更基础的研究（如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等）则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话语体系与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二元化倾向：西方话语一贯表现得盛气凌人、不容置疑，而中国话语则长期未能与世界形成有效对话，中西方的治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我们应当着力建构一种中西方研究的沟通桥梁，而不是一味跟随模仿西方，我们需要自己的治理话语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批判、反思西方政治学流行话语了，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反思浪潮。[27]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是在借鉴了西方经验之后，探索一种能够平衡治理难度、服务质量、政府规模和行政成本多重目标的治理模式。在回望与前瞻中，学者们提出了诸种机制用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如兼有行政权威和分权理念的“公私伙伴关系”，[28]聚焦组织弹性的“项目制”，[29]揭示“层层加码”现象的“行政发包制”与“锦标赛制”，[30]强调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合作治理”“协同治理”与“第三方治理”，[31]主张新社会运动的“草根动员”[32]等。

客观地看，西方学者对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多有贡献，但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解读中国的经验，因而中国学者在近年来努力开拓，以国内优秀期刊为平台，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研究成果。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究了治理的话语体系的构造及其作为一种政治发展范式的价值。[33]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目前处在一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激烈交锋的时期，带来的是知识体系的分化。[34]采用大历史观的学者将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变革归纳为“统治—管制—服务”的演进过程，而服务是依靠促进性的行动帮助行动者达成合作[35]，需要采用一套“合作治理”和“社会共治”的话语来解读中国现实[36]；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虽然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在很多领域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从国家治理的制度惯性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制度中时常显现出前现代的某些顽固特征。即是说，即便是在面对高度流动化、高度风险化的后工业社会的诸多复杂问题时，“执政者在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之间对后者有着更为强烈的偏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人事安排、节制监察、资源汲取、配置流向、重农抑商政策等）都反映了这一偏好”，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依然潜藏着适应性危机，[37]国家治理系统在很多方面具有现代性形式和相对较高的效能，但是后面又偶尔浮现“帝国影子”，处于“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中，[38]国家治权被分为治官权与治民权，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掌。[39]当然，这些学者的“指控”是否成立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但他们指出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治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些现象更为凸显。还有一些聚焦新中国历史的学者，将治理话语区分为“全能型—发展型—服务型”三个阶段，[40]也有学者认为治理话语的变迁遵循“革命国家—发展型国家—监管型国家”的脉络；[41]而着眼于路径方式的学者则认为国家治理是“运动式、项目化和合作式”三种话语依次转换的，[42]有的学者则将这一路径变迁视为“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过程；[43]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经验在于采用了不同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三权统一”模式，[44]也有学者未使用权力视角，而是从权利视角出发，将中国的治理逻辑定义为权威体制下的“规划性政治”。[45]

在杨光斌、杨开峰、敬乂嘉、马亮等一众国内学者的不断努力下，近五年国际期刊刊载了更多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中国的治理话语渐渐受到国际关注，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聚焦中国经验，如贝淡宁等提出了“贤能政治”的概念来归纳所谓中国模式。应该说，用中国的理论言说中国经验，无论是在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正在朝着新时代大步迈进，这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型，它意味着传统工业社会历史的终结和新历史阶段的开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工业社会及其治理的整个话语体系都必将为新的话语体系所替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也将成为一种指引发展型国家快速提升国力、走向共同富裕的“正典化”范本被广泛使用。然而，当前我们尚缺乏一套从新时代社会主义宏观视角出发、基于话语体系变迁和中国本土经验的治理话语体系研究，本书正是旨在治理话语体系创新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略尽绵薄之力。基于此，深入探究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实质及其保持自身活力的创新机制问题，可谓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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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2] 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3] 整全世界指完整的客观世界图景，与之对应的即海德格尔的“周围世界”（Umwelt），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存在者都是通过操作“上手事物”并为之操劳，以此来与他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海德格尔谓之“打交道”），形成一个个以此在为中心的整全世界的切片——周围世界。在他者试图冲击并刺入此在的周围世界之前，此在是不可能意识到周围世界与整全世界的巨大差异的。

[4]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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