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动论话语体系

从实践上来看，“行动论”话语体系诞生的最晚，但其现实解释力和理论延展性却是最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的盛行和自由多元主义思潮的滥觞，导致了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被暂时放逐的吊诡现象，彼时学者们在探究国家治理问题时，更多地将研究聚焦在组织行为或集体行动方面，[19]试图通过个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层面理解政治过程。然而，作为千年以来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形态，国家终究是不会从治理研究的视野中出走太久的。20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运动浪潮席卷了包括中、美、法、意、日、西德在内的大半个世界。在这一波国际性社会运动渐趋平和后，精英们开始了对一系列社会自治工程失败的反思并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寻回国家”思潮的勃兴，要求将国家重新带回到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自此国家就没有脱离治理理论的视阈，最近出现的“国家行动”思潮产生于边界日趋模糊的复杂社会背景下，是一次政府对国家治理能力综合提升的主动探索。随后，法默尔的集大成之作《公共行政的语言》就提出了想象、解构、脱域化和他在性等一系列对于治理范式转换至关重要的概念，为行动论话语体系在21世纪的勃兴开拓了空间。[20]费埃德伯格[21]、图海纳[22]、拉图尔[23]和卡龙[24]等人提出了并完善了“行动者理论”，同时期，美国学者拉克曼提出“精英斗争论”，[25]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学生米格代尔则提出“互动论”，[26]在十余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系列带有行动主义色彩的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旋律，将行动论话语体系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总的来说，尽管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话语逻辑，但他们的框架都有明确指向的具体问题（往往是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能妥适地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现实，更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因为国家间权力结构、制度形态、政府规模、经济体量上的差异，都会削弱一个理论模型解释力的广延性。

如果采用了行动论的话语体系，那么马克思关于“国家形态终将消失”的语言——正是这一预言令他饱受后世争议——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全球化强势地将国家理论整合到一起，这一过程令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在形式上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全球化对世界所做的终极改造即消除国家共同体。但是，将这种终极改造变为现实的，应是大量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国际行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行动主义”思潮。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即中文世界在翻译中可能产生的一个谬误：在中文里，行动主义（activism）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只有一字之差，但行为主义主张以个体行为的加总来理解集体行动，行动主义则更关注国家在回应公共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具体能力，要求打破制度框架之于治理行动的重重束缚，强调“干中学”的持续渐进和灵活权变，强调“非期然后果”带来的革新可能。行动主义是一种旨在有序地组织合作的治理变革构想，它无关20世纪后期的新自由主义，亦非一次对“去国家化”或“无政府主义”的过激回退（rolling back），而是治理行动者在对制度主义国家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之后，基于理论推导与实际观察两方面所形成的最终判断。通过考察20世纪末以来欧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崛起的非资源型国家的治理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们均挣脱了制度主义的牢笼，没有将自身嵌套在“比较优势理论”所形塑的传统世界体系之中，而是着力提升国家自身的行动能力，从而在近二十年间引导国家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