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结语
在宋代，《尚书》不仅扮演君主之轨范的角色，还被视作为臣之楷模，对君臣双方均具有典范意义。《尚书》对于君主的意义在于，研读《尚书》效法圣王、掌握治道，或以之勉励臣下诫君、辅君，成为优秀的官员。《尚书》对于士大夫的意义则在于，一方面援引、阐释经文中圣王贤君的言行或贤臣所述的为君准则，为时君提供行为指南；另一方面，以《尚书》中劝诫君主的贤臣自喻，希望时君效仿听取谏言的圣王贤君，采纳自己的主张。
两宋之际的张九成（1092—1159）有言：
乃以谓“常道”，意欲后世人主读此书者、味此名者，抚心自问，曰：“吾之德果如尧乎？吾之用贤果如尧乎？同天如尧乎？知人识变如尧乎？”……吾侪读《书》，当学尧、舜。尧之德，尧之用贤，尧之同天，尧之知人，尧之识变，果何自而来哉？当亦知所主也。盍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尧、舜之道辅吾圣君，则亦有所据矣。若乃止资为博物洽闻之具，此非尧、舜时史官所望于后世者，戒之哉！[139]
君主读《尚书》时应当反省自己在德性、为政方面是否如尧那样；士人研习《尚书》则需探究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的原因，并据此劝诫、教导和辅佐君主，而非只为增长见闻。张九成指出的君主、士人研习《尚书》的正确方式与目标，显然是基于君主之轨范的《尚书》观。
又，绍兴二年（1132）三月，宋高宗“策试诸路类试奏名进士”。[140]张九成在对策中言：
古之圣人，所以趋众善之门而得改过之要者，不过听谏一路而已。此臣所学于师，盖以为持颠扶危之术也。舜圣人也，而益戒之以“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武王亦圣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以至禹有 ‘善言’之拜，汤有 ‘改过’之称。[141]
据《大禹谟》，禹征有苗，苗民不服，益建议禹退师修德，禹拜受益之言还师，即“禹有善言之拜”。又据《仲虺之诰》，仲虺夸赞商汤“改过不吝”，即“汤有改过之称”。[142]张九成援引《尚书》所载舜、周武王、禹、商汤的事迹，劝说高宗当效法圣王虚心听取谏言；同时以劝诫舜、武王的益、召公自喻，暗示自己是效法上古贤臣而谏君。他这番面向高宗的论述，折射出“为君之轨范”和“为臣之楷模”的双重《尚书》观。
相似的例子很常见。如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经筵讲官进言：
臣等窃惟《尚书》一经，实为人主轨范。尧、舜、禹、汤、文、武之行事，如指诸掌。陛下研精覃思，有年于兹，固已举坦明之制，合前后之揆矣……盖尝蠡测管窥，仰观圣运，如精一之旨，传之尧舜；俭勤之德，无间大禹；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则与汤之检身者无二道。谨庶狱而无游畋，建皇极而无偏党，则与文武之忧勤者无两心。岂非平时留意之久，其效遂至是乎？臣等闻伊尹之告太甲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傅说之告高宗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惟陛下谨终始，如自强不息，则高明光大，悠久无疆，将与天地同其德矣。[143]
讲官认为，《尚书》因详细记载了尧舜等圣王的言行“实为人主轨范”。他们肯定宁宗数年研习《尚书》，不仅熟知经文内容，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圣王们的德性，掌握了他们治国理政的原则。接着，讲官借用《尚书》中伊尹、傅说二人的戒君之语，一方面希望宁宗始终向学、修德，另一方面也以伊尹、傅说自喻。他们希望宁宗能践行伊尹、傅说提出的为君原则，也希望宁宗能效法太甲、高宗，听取臣下的谏言，成为贤君。其中蕴含的双重《尚书》观显而易见。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习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在宋代，《尚书》绝非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援引、阐释《尚书》，实为政治实践的一种形式。
然而，《尚书》经文包罗的原则范围广、内容多，且经文的含义并非不解自明。选择哪部分经文（或选择重点阐释哪部分经文），如何阐释所选经文（包括采用哪种旧说或怎样自创新解），意味着上古圣王贤君具备何种德性，或如何治国理政，也就意味着当朝皇帝应该怎么做。宋代士大夫选择、阐释《尚书》经文的背后通常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和行为指向，蕴含其本人的政见。那么，他们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尚书》表达观点，其经解又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语境，这是接下来将要回答的问题。
[1]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5《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并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1页。
[3]钱穆（1970）认为，经史之学与政事治平之学相表里，而汉代和宋代经学的区别在于“汉儒多尚专经讲习，纂辑训诂，着意所重，只在书本文字上。所谓通经致用，亦仅是因于政事，而牵引经义，初未能于大经大法有建树。宋儒经学，则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经义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此亦汉儒通经致用之意，而较之汉儒，意义更明切，气魄更宏大”。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页。
[4]脱脱等：《宋史》卷398《倪思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14页。
[5]《春秋左传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59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6,《十三经注疏》，第2224页。
[6]奥斯汀（J.L.Austin）提出的关于言语行为层次的概念，表示“在说些什么当中完成的行为”，区别于“履行说些什么的行为”（locutionary act）。J.L．奥斯汀著，J.O．厄姆森、玛丽娜·斯比萨编：《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4—95页。
[7]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最为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参考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136页。
[8]叶梦得语。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177,“《石林书传》十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287页。
[9]黄震：《黄氏日抄》卷5《读 〈尚书〉》，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册，第91页。
[10]此类观点不胜枚举，这里仅引沟口雄三（1987）的总结：“北宋建立以后，《周易》《春秋》《周礼》三经受到重视，有人依据《周易》提出自己的存在论和人生哲理，有人借助《春秋》主张君臣名分和中华的民族意识，也有人依据《周礼》探讨国家理念或政治、行政上的制度、政策实施等问题。”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页。
[11]张邦炜：《战时状态：南宋历史的大局》，载氏著《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页。
[12]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刘师培在《汉宋学术异同论》（1905）中也说道：“宋儒说经，侈言义理，求之高远精微之地，又缘词生训，鲜正名辨物之功。”又说：“汉儒说经，恪守家法，各有师承。或胶于章句，坚固罕通。即义有同异，亦率曲为附和，不复稍更。然去古未遥，间得周秦古义……宋儒说经，不轨家法，土苴群籍，悉凭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亦间出新义，或谊乖经旨，而立说至精。此汉宋说经不同之证也。”刘师培著，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53、357页。
[13]刘师培著，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357—359页。
[14]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95页。刘师培对宋代《尚书》学的介绍，多受《总目》影响。例如，《总目》著录的第一部完整的宋人《尚书》注解著作是苏轼的《书传》，刘师培言“宋儒治《尚书》者，始于苏轼《书传》”。全然不顾苏轼之前还有王安石的《书义》，曾影响极大。再如刘氏言苏轼《书传》“长于议论”，此语出自《总目》。刘氏言林之奇、郑伯熊、吕祖谦“以史事说《尚书》”;《总目》言林之奇《尚书全解》“辨析异同，贯串史事”，言吕祖谦受学于林之奇，言郑伯熊、吕祖谦皆永嘉之学。又如刘氏言夏僎、黄伦、魏了翁、胡士行的经说“间存古训，然糅杂汉宋”;《总目》言夏僎书集二孔等人之说，言黄伦书征引“自汉迄宋”，言魏了翁书“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语”，言胡士行书“解经多以孔传为主”。刘氏言陆九渊门下杨简、袁燮、陈经、陈大猷“间以心学释《书》”;《总目》言杨简受学陆九渊“推本于心学”，言袁燮“之学出陆九渊”，其书“大旨在于发明本心”，言陈经解经“尤近于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言陈大猷之学“出慈湖（杨简）更无疑义”。（《四库全书总目》卷11，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90—95页。）可见刘师培对宋人《尚书》注解著作的描述，多归纳自《总目》。
[15]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95页。
[16]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95—96页。
[17]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18]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67页。皮锡瑞对蔡沈《书集传》的不满，也见于他对阎若璩“多引宋人臆说”的批判。参见吴仰湘《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第二章《皮锡瑞的 〈尚书〉 古文辨伪》、第十章《皮锡瑞经学思想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9]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67、190页。
[20]皮锡瑞还说：“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89页。
[21]民国时期的一些经学史类著作，如江瑔《新体经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8）、陈燕方《经学源流浅说》（文明书局，1922）、徐敬修《经学常识》（大东书局，1925）、周予同《群经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的宋代《尚书》学部分，都明显承袭自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此外，卫聚贤《十三经概论》（开明书店，1935）的《尚书》部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判断今文《尚书》29篇的产生年代，分为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四个时期，而述及《尚书》的宋学派时，却几乎全部袭用刘师培的说法。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影响力无须多言，仅举一例。如陈延杰的《经学概论》甚至援引了皮锡瑞对蔡沈《书集传》的举例批评，认为蔡《传》解经多体会，而孔《传》不通时多改易，却“每多至当者”。陈延杰：《经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0页。
[22]甘鹏云《经学源流考》（1938）与钱基博《经学通志》类似，但更简略。其中有《宋〈尚书〉 学流派一则》，列举并介绍了苏轼、林之奇、夏僎、吕祖谦等九家《尚书》学著作，这九家都在《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中，且甘氏的介绍之词也都取自《总目》原文。甘鹏云：《经学源流考》，广文书局有限公司2012年版。
[23]钱基博著，傅宏星校订：《经学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
[24]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345页。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氏著《静安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26]钱穆：《〈庐陵学案〉 别录》，载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页。
[27]钱基博著，傅宏星校订：《经学论稿》，第403页。
[28]《四库全书总目》卷11，第89页。陈延杰《经学概论》讲到宋代《尚书》学时同样援引了这个说法，并在“今古文《尚书》”下讲吴棫、朱子疑伪古文《尚书》及王柏疑今文《尚书》；在“错简”下讲王柏《书疑》借错简之名任意改动经文；“《禹贡》”下肯定了毛晃、程大昌、傅寅等的经解；“《洪范》”下言胡瑗以象数解《尚书》殊不可取。陈延杰：《经学概论》，第110—112页。
[29]钱氏注意到了王安石的《尚书义》（书中称《新经尚书》），不过因为《尚书义》已经散佚，当时并无辑本，所以他只介绍了王安石《洪范传》的特点。
[30]钱基博著，傅宏星校订：《经学论稿》，第405、407页。
[31]新式经学史著作主要有：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弘文堂书房，1927）、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松云堂书店，1933）、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大明堂，1934；中文本，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41）、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1940）和《经学讲演录》（《中国哲学》第一辑， 1963）、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许道勋等《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其中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学通史。书中《宋之经学》一章，以学派为纲，分别介绍了两宋程朱道学、王安石新学、陆九渊心学以及学派之外的其他经学著作。此后直到最新的经学史类著作，如许道勋等《中国经学史》和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仍然采用以学派为主体介绍其经学的写作体例。不过虽然都是以学派为纲领，早期经学史侧重介绍学派之人的经学著作，晚近的经学史则侧重介绍学派的学说。
[32]日文版本作 『支那経学史論シナケイガクシロン』, 1934年出版的江侠庵译本作《经学史论》, 1935年出版的孙俍工译本作《中国经学史》。
[3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201页。
[34]本田成之笔下的宋代经学史部分从胡瑗开始，《尚书》学部分也先提及胡瑗《洪范口义》，认为其性理化的解释，启示了宋学的方向。与之相似，大多宋代经学史、思想史的叙述都从胡瑗开始。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这是《宋元学案》建构的体系，他反思道：“（《宋元学案》）对待11世纪的思想发展，是依据他们对程朱学派出现的贡献，或者是与其类似之处，并通过援引那个学派成员的正面评论，来印证他何以把这些人收录进来”;“宋代思想的故事，不必仅仅因为程颐称赞了胡瑗和孙复，就从他们二人开始”。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35]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第201—205页。
[3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37]《四库全书总目》卷26，第213页。
[38]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载许纪霖、朱政惠编《史华慈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58—359页。
[39]关于《周易》和“四书”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巨大贡献，参见杨儒宾“新五经”的说法。（杨儒宾：《从 〈五经〉 到 〈新五经〉》，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新式经学史中，诸桥辙次提出宋代经学的三大特征之一，是经解的哲学化和形上化。他提出这一趋势中贡献最大的经典是《周易》和《中庸》。哲学化的《周易》和《中庸》用以批驳与对抗佛老的哲理，并且带动了其余经典解释的哲学化。（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连清吉、林庆彰合译，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45页。）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940）宋代部分也讲到了经学的哲学化，并介绍了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的经学。（范文澜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99页。）吴雁南等所著《中国经学史》的宋代部分，分“宋代经世致用的功利派经学”与“宋代经学的性理阐释”两部分，后者介绍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的义理学解经。（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姜广辉等所著《中国经学思想史》宋代部分，也分“宋初经学”与“理学化经学”两部分，后者介绍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胡安国、朱熹等人的经学。（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此外，还有蔡方鹿的著作，特意介绍周、张、二程、邵雍、朱、陆等人的经学。（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0]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连清吉、林庆彰合译，第135—142页。
[41]这种注重，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相关，如马克思主义学者范文澜、章权才等都强调《春秋》学、《周礼》学与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形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思想史界对聚焦道学家的哲学思想这种认识和书写模式的反思有关。参见李华瑞《宋代思想的新诠释》，载氏著《宋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2]如范文澜《经学讲演录》（1963）中提到李觏、王安石等人的《周礼》学。（范文澜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00—336页。）思想史著作也普遍认为《周礼义》与王安石新法的联系更密切。如韦政通《中国思想史》（1980）指出：“新学是新政的理论依据，但与变法直接相关的，只有《周礼义》。”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9页。
[43]思想史作家也这样认为，例如钱穆提出北宋前期有了新经学的曙光，“其时所注意者，要在《易》《春秋》两经”。钱穆：《初期宋学》，载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第2页。
[44]如诸桥辙次（1933）认为宋代经学的三大特征之一，是宋儒对经传采取极为怀疑的态度。他介绍了宋人的疑经、疑传、改经，其中涉及程颐对《洪范》、苏轼对《顾命》和《胤征》、朱熹对《书》序（小序）、吴棫和朱熹对伪古文《尚书》、赵汝谈等对今文《尚书》的怀疑，以及苏轼等人对《康诰》《武成》《洪范》篇的改动。（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连清吉、林庆彰合译，第131页。）马宗霍（1936）也提出，宋人治经，“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经，其一曰改经”。在介绍宋人疑经改经时，他提到了吴棫、朱子、赵汝谈针对《尚书》的疑经思想，以及龚鼎臣、刘敞、苏轼、王柏改动《尚书》经文的著作。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4页。
[45]古国顺指出，“乾嘉之际，考据盛行，说《书》者率宗马、郑，是为经古文学复兴时期。道光以降，阳湖派兴起，学宗西汉，主以大义说经，经今文学由是复兴”，因此，清代《尚书》学经历了“由宋而东汉，又由东汉而西汉”的历程。（古国顺：《清代尚书学》，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这种学风自然与辨明两汉今古文《尚书》的篇目与传承、以及辑佚今古文经说等内容相呼应。伪古文《尚书》辨伪在清代《尚书》学中的分量则不待多言。许锬辉总结，1912—1971年《尚书》研究的热点有：1.“疑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并辨明其著作时代”;2.“运用地下史料，驳正《书》序之误说”; 3.“运用甲骨、彝器之史料，解说《尚书》”。（许锬辉：《六十年来之尚书学》，载程发轫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一“经学之部”，正中书局1972年版，第213—214页。）由此可见，今文《尚书》篇目的时代考订、《书》序的辨析、石经中的《尚书》研究等都属于民国时期的《尚书》研究热点。
[46]程元敏将陈梦家、蒋善国的著作也算作《尚书》学史类著作，他指出“（《尚书》学通史类著作）多着重《尚书》之纂集、题解、两汉今古文《尚书》、辨伪古文经传暨反覆于《尚书》学少数专题之讨论，而于历代《尚书》学沿革、《尚书》说之于政教、《尚书》学者之撰有专书或仅有相关言论散见于子史文篇之《尚书》学者，等事，多阙略未及”。程元敏：《尚书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47]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7页。
[48]李学勤：《朱子的 〈尚书〉 学》,《朱子学刊》总第1辑，1989年。
[49]邓潭州：《论苏轼 〈书传〉 的政治思想》,《求索》1989年第6期。
[50]蔡根祥：《宋代 〈尚书〉 学案》（上中下），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51]陈良中：《宋代 〈尚书〉 学研究的资料及困境》，载林庆彰、钱宗武编《首届国际 〈尚书〉 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31—556页。
[52]张建民：《宋代 〈尚书〉 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53]王汎森：《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读 〈吴志仁先生遗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54]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193页。
[55]阮元校刻：《阮刻尚书注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40页。
[5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39页。此为吕公著之言。
[57]徐经孙：《宋学士徐文惠公存稿》卷2《崇政殿经筵 〈尚书〉 讲义（九月初一日进讲）》，舒大刚主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83册，第248页。
[58]司马光言：“上古帝王政事之迹于《书》为详焉，此《书》所以为政事之本也。”（黄伦：《尚书精义》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8册，第145页。）王禹偁也称：“闻二帝三王之道，无《尚书》则泯而不见。”王禹偁：《小畜集》卷22《请撰大行皇帝实录表》,《宋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687页。
[59]学者已指出，经筵（或东宫讲堂）当指皇帝（或储君）有计划、成规模地从中学习儒家经典的讲授活动，有常设的讲官和固定的讲期、场所，不当包括皇帝临幸国子监的视学讲经，以及其他偶然的、单次的，核心目的并非皇帝学习儒家经典的召讲。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
[60]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卷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76—77页。
[61]李焘：《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亥，第1635页。
[62]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卷3，第84页。
[63]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26《帝学》，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1册，第556页。
[64]李焘：《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第1675页。
[65]李焘：《长编》卷43，咸平元年正月甲戌，第908页。
[66]田锡著，罗国威点校：《咸平集》卷27《进撰述文字草本》，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00页。
[67]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卷4，第87—88页。
[68]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69]吴国武：《北宋经筵讲经考论》附表《北宋经筵讲经简表》，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0—452页。
[70]学者指出：“从宋代经筵的实践来看，《论语》始终是帝王或皇储教育的初始教材之一。”（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第153页。）六朝时，《孝经》《论语》便是“知识分子家庭幼童教育的课本”，在其经典学习的次序中居于首位；并且“在属于晚学一类的人们那里”,“也被选择为最先要掌握的课本”。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422页。
[71]李焘：《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第4839页。
[72]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31《乞讲尚书劄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2页。
[73]朱弁撰，王根林点校：《曲洧旧闻》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74]哲宗生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七日。《宋史》卷17《哲宗一》，第317页。
[75]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112页。
[76]高宗朝经筵始于建炎二年（1128）三月，首讲《论语》；绍兴九年（1139）七月，讲《论语》终篇。（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7之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5、2887页。）绍兴五年三月，因高宗喜好《左传》，故“诏侍讲朱震、范冲专讲《春秋左氏传》，孙近、唐煇仍讲《论语》《孟子》”。[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丁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59页。] 可见当时《孟子》已开讲。最晚至绍兴八年八月，《尚书》也已开讲：“诏……侍讲吴表臣讲《孟子》，张九成讲《春秋》，吕本中讲《左氏传》，崇政殿说书尹焞讲《尚书》。”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丙寅，第2263页。
[77]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丁酉，第2147页。
[78]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9，第2889页。
[79]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1《故工部尚书焕章阁直学士朝议大夫赠通议大夫谢公神道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90—4691页。谢谔兼侍讲在淳熙十五年（1188）冬。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68《朝议大夫工部尚书赠通议大夫谢谔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6页。
[80]谢谔尝曰：“吾自得颐正先生简易之说，终身用之不尽。”《宋元学案》置于“兼山家学”之下，“兼山”即郭忠孝。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2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9页。
[8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27，第3219页。
[82]《宋史》卷34《孝宗二》，第640、650页。
[83]按光宗的东宫讲堂首讲《尚书》，终篇后孝宗于乾道八年（1172）三月下诏续讲《周易》。九年闰正月，因李彦颖的建议，在讲《周易》期间又令庶子、谕德轮讲《礼记》。淳熙二年（1175）正月《周易》终篇，续讲《春秋左氏传》。六年三月《礼记》终篇，续讲《周礼》。十年八月，诏“皇太子宫讲堂见讲《周礼》外，庶子、谕德更轮讲《尚书》”。十二年正月《周礼》终篇，在谕德讲《尚书》的同时，诏令侍讲讲《毛诗》。此外，《春秋》的进讲不甚明确，淳熙三年三月似已开讲，由权侍读萧燧进讲，当在十年八月第二轮讲《尚书》前终篇。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29—33，第3221—3224页。
[84]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8—19，第2894—2895页。
[85]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41—42，第3226—3227页。
[86]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34，第2902页。
[87]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385—387页。
[88]治平四年“四月壬申，同知谏院□□请开经筵，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3,《宛委别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701页。
[89]范祖禹著，贾二强等点校：《太史范公文集》卷24《乞节讲 〈礼记〉 劄子》,《儒藏》精华编2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页。
[90]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92，第2933—2934页。
[9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1，第2890页。
[92]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3，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5页。
[93]据刘克庄《坡公进紫薇花诗真迹》，理宗淳祐六年（1246）十月二十七日，经筵讲《礼记》彻章。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0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册，第4366页。
[94]李焘：《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月甲午，第2838页。
[95]李焘：《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戊戌，第3746页。
[96]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卷6，第131页。
[97]韩琦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写给刘易（著有《春秋经解》）的赠诗中称誉其可怀《春秋》之学，戒君主居安思危、谨防僭乱。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读刘易 〈春秋新解〉》，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3页。
[98]胡安国也提出：《春秋》作于“王迹既熄”后，不同于《尚书》的“上世帝王纪事之例”,《春秋》“凡庆瑞之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胡安国著，郑任钊点校：《春秋传·进表》,《儒藏》精华编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5页。
[99]李焘：《长编》卷405，元祐二年九月庚午，第9872页。
[100]范祖禹著，贾二强等点校：《太史范公文集》卷14《进经书要言劄子》，第233—234页。
[101]周斌点校：《无锡县志》卷3上《人物》,《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3，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102]范祖禹著，贾二强等点校：《太史范公文集》卷14《乞置 〈无逸〉 〈孝经〉 图劄子》，第230—231页。
[103]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29《进 〈无逸〉 图》，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93页。
[104]范祖禹著，贾二强等点校：《太史范公文集》卷14《进 〈尚书·说命〉 讲义劄子》，第237页。
[105]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31《进 〈尚书〉 〈孝经〉 解》，第817页。
[106]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31《进 〈尚书〉 〈孝经〉 解》，第818—823页。
[107]陈文蔚：《克斋集》卷6《进书编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44—45页。
[108]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69，第2320页。
[109]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110]黄伦：《尚书精义》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第145页。
[111]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52《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705—706页。
[112]蔡戡：《定斋集》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619—624页。
[113]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戊戌、甲辰，第413—414页。
[114]《阮刻尚书注疏》卷13，第721—730页。
[115]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己亥，第144页。
[116]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第190页。
[117]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丁卯，第266页。
[118]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丁巳，第283页。
[119]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第297页。
[120]淳熙五年（1178），孝宗赐新科进士御书《旅獒》，或有模仿高宗之意。（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23，第5278页。）受赐者姚颖的行状言：“时远人有献驯象者，上因思不宝远物之戒，书《旅獒》一篇赐君等。”（袁燮撰，李翔点校：《絜斋集》卷15《通判平江府校书姚君行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页。）可见孝宗赐《旅獒》也有自我昭示之意。
[121]王炎：《双溪类稿》卷24《尚书小传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712页。
[122]史浩：《尚书正义》卷4《皋陶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册，第199页。
[123]黄宽重：《程珌年谱》，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册，第7390页。八篇分别为《尚书序》《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的讲义。
[124]程珌：《程端明公洺水集》卷7《讲义》,《宋集珍本丛刊》第71册，第67页。
[125]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庚寅，第1789页。
[126]陈长方：《唯室集》卷2《拟御书 〈尚书〉 跋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638页。
[127]文彦博认为，太宗雕印《儒行》赐予新科进士和宰辅近臣等，“意欲激劝士人敦修儒行”,“依此修身为治”。此语虽是针对御赐《儒行》，但也适用于其他篇目。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30《奏赐 〈儒行〉 〈中庸〉 篇并七条事》，第807页。
[128]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20—21，第5276—5277页。
[129]《阮刻尚书注疏》卷5，第268、280页。
[130]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8，第5275页。《皋陶谟》记述了皋陶向帝舜陈述为君、治国之道。今天所见的《皋陶谟》与《益稷》两篇内容相连、性质相似，本为一篇，东晋孔传本《尚书》分为二。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274页。
[13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6，第5274页。
[132]《阮刻尚书注疏》卷18，第1063、1074页。
[133]陈诚之：《谢状元以下赐 〈周官〉 表》，叶棻编，魏齐贤校正《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12,《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页b。
[134]李焘：《长编》卷36，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第801页。
[135]李焘：《长编》卷209，治平四年三月，第5078页。
[136]稍需辨析的是“惟一”。经文有“惟和惟一”四字，孔传释为“群臣当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孔疏认为，孔传所言“一心”即“一德”。《阮刻尚书注疏》卷8，第470、474页。
[137]王陶也曾作诗言“本是储王羽翼客，今为天子腹心人”，表示与神宗同心。（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夏广兴整理《全宋笔记》第1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册，第287页。）关于“宰相不押班”事件始末，参考朱义群《宋神宗即位初期政治研究（1067—1070）》，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第5—9页。
[138]李昴英：《李忠简公文溪存稿》卷19《李忠简公行实》,《宋集珍本丛刊》第85册，第549页。
[139]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书传统论·尧典论》,《横浦集》卷6,《张九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册，第67—68页。
[140]李心传撰，胡坤点校：《系年要录》卷52，绍兴二年三月甲寅，第1077页。
[141]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横浦集》卷12《状元策一道》,《张九成集》第1册，第140页。
[142]《阮刻尚书注疏》卷8，第463页。
[143]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34，第29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