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臣之楷模

《尚书》载有不少上古贤臣劝诫、辅佐君主的言行，还有一些圣王训导臣下之语。因此在宋代，《尚书》不仅充当君主的轨范，还提供为臣的楷模与准则。王炎（1115—1178）《尚书小传》后序云：

四代之书，尧、舜言动载于二《典》，禹之治水见于《禹贡》。武王功伐，其略见于《武成》，周公遭变，其要见于《金滕》。其余皆君之格言至论，盖右史之所记也。尧、舜、禹、启、盘庚、高宗、成、康、穆王之为君，皋陶、益、傅说、召公、君牙之徒之为臣，正也。汤、武征伐与尧、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进退去就与皋陶、益、傅说不同，变之正也。正者道之经，变之正者道之权，经权举而圣贤之道尽矣。[121]

王炎认为《尚书》主要记载尧舜三代圣王贤君的政绩和言论，而他着意揭示的是尧、舜、汤、武等为君以及皋陶、益、伊尹、箕子等为臣的方式与原则。在《尚书》中，皋陶、伊尹等人都是贤能之臣，他们向君主陈述修身、治国之道，积极规谏、辅佐君主，具有典范意义。王炎之意虽在于经权异同，但他的《后序》从侧面反映出《尚书》可作为臣的楷模。士大夫解经时，也会着意阐发经文中蕴含的“为臣之楷模”的意蕴。如史浩《尚书正义》提出，在“立言以为天下后世人臣之楷模”方面，皋陶是第一位的。[122]

士大夫面向皇帝阐释《尚书》时，侧重阐释经文中属君主之轨范的内容；而面向士人、学子时，也会着意阐释属为臣之楷模的内容。南宋宁宗、理宗朝名臣程珌，有《尚书》讲义八篇存世，应当是他在嘉定十四年（1221）八九月任国子司业时，向“六馆之士”讲经的讲义。[123]讲义表彰皋陶“不独以陈谟自任，固将以躬行辅禹也”，批评后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强其君”，认为“皋陶之爱君”，堪为后世辅治之臣的典范；又借标举舜时同为臣僚的禹、皋陶二人的相处之道，讥讽“后世同列于王朝者”之间“相忌相克”等。[124]

基于可作为臣之楷模的《尚书》特质，皇帝常通过御赐《尚书》文本的方式勉励臣下。绍兴五年（1135）九月，宋高宗赐左仆射、知枢密院事赵鼎御书《尚书》一帙，并言：“《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125]高宗勉励赵鼎以《尚书》中的贤臣为榜样积极地劝诫、辅佐自己，他表示会效法上古圣王听从辅臣劝谏、践行戒敕之言以期获得治功。其后，陈长方代赵鼎拟作谢词言：

唐虞三代之君与其卓伟光明之臣赞襄之言、为治之要、修身之道具在此书。皇帝万几之余，覃思探讨，既自得之而又以赐臣鼎，是用三代之佐以励臣下也。若阿衡耻君之不如尧、舜，臣与一二在位之臣，其敢不以此自励！然而周公作《立政》，言“缀衣虎贲知恤者鲜”；穆王命伯冏，欲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则凡百执事亦宜以此自励也。故刻之石，颁示中外，庶几无有远迩，一德一心，同成事功。如臣之愚，非曰能之，盖亦其志在焉云尔。[126]

谢词指出，《尚书》记载了上古贤臣襄助君主之言以及圣王贤君施政、修身的方法。受赐的辅臣领会到高宗赐《尚书》，是欲借三代贤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激励辅臣。他们表示将决心效法伊尹，辅助高宗成为尧舜那样的圣王。此外，受赐的辅臣援引《尚书》中周公、穆王的言行，把来自皇帝的激励扩大到整个官僚群体，希望所有官员都能与君主“一德一心，同成事功”。在高宗的这次赏赐行为中，《尚书》扮演了勉励臣下尽心劝诫、辅助君主的角色。

自太宗始，两宋历代皇帝时常赏赐御制诗文、儒家经典给新及第的进士们。御赐的儒家经典篇目有《礼记》的《儒行》《中庸》《大学》《学记》《经解》以及《尚书》的《周官》《皋陶谟》《益稷》《旅獒》，目的多为借篇目内容“激劝士人”,“依此修身、为治”。[127]

乾道八年（1172），孝宗赐及第进士御书《益稷》篇：

先是二十日，上特以御书《益稷》篇宣示宰执。梁克家奏：“《益稷》首载治水播奏艰食事，末载君臣更相训敕之意。学者因宸翰以味经旨，必知古人用心矣。”上语曰：“如所载 ‘无若丹朱傲’等语，见古者君臣警戒之深。”……上曰：“然此篇首以民之粒食，则知务农为治之本。至于告臣邻之言则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候）〔侯〕以明之，挞以记之。’又曰：‘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是古之圣人待天下之人，未尝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则必以刑威之。今为书生者多事虚文而忽兹二事，是未究圣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128]

《益稷》篇记述了帝舜对辅臣的要求（“须臣之事”）以及禹对其君的劝诫（“戒帝择人”“劝帝自勤”）。[129]“无若丹朱傲”属于后者。孝宗赏赐《益稷》的目的有二。其一，孝宗意欲以篇中“古者君臣警戒之深”鼓励进士们以后能直言谏君。绍兴二十四年（1154），高宗赐新科进士《皋陶谟》篇，用意应当也是这样。[130]其二，孝宗借篇中帝舜“告臣邻之言”提醒进士们入仕后应注重教化、刑罚，成为合格的官员，而非仍做“事虚文”的书生。可见在孝宗这次赏赐中，《尚书》充当了诫君、施政的双重为臣典范。

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赏赐新及第进士陈诚之等人《周官》篇。[131]从内容看，《周官》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周代所设官职的名称、职能，即孔传所谓“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第二部分自“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始，是周成王对官员们的训导，包括敬职事、慎出令、秉公正、学古训、勤勉、果敢、谦和、恭俭、戒慎等要求。[132]

高宗赏赐《周官》的用意，在于借成王的教导勉励即将入仕的进士们践行为官之道。而接受赏赐的进士们也明白皇帝希望“于其筮仕之初，导以见经之旨”。他们在谢表中承诺坚守这些原则，并将其贯彻于日常的政务处理当中：“臣等谨以十袭宝藏，三复告诫。不惟逸豫，将终身而由之；奉以周旋，顾从政乎何有。”[133]

除了赏赐新科进士《尚书》作为勉励，两宋皇帝常援引《尚书》勉励臣下。如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令孙奭讲《尚书·说命》。当讲到傅说戒殷高宗“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时：

上曰：“诚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励辅臣，因叹曰：“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耶！”遂饮从官酒，别赐奭束帛。[134]

《说命》的主要内容是殷高宗命傅说进谏之词，和傅说对高宗的劝诫之语。太宗令孙奭讲《说命》，是希望辅臣能够效法傅说，积极地劝诫君主。此处《尚书》的典范意义在于诫君。

皇帝援引《尚书》并不一定完全遵照惯常的经解。治平四年（1067）三月，新任御史中丞王陶入对，神宗“引《书·咸有一德》谕陶曰：‘朕与卿一心，不可转也。'”[135]按《咸有一德》有“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据传、疏，表示圣王商汤与辅臣伊尹皆有“纯一之德”。篇中反复出现“一德”“德惟一”“惟一”“克一”“一哉”等语，传、疏认为均表示“纯一之德”，即“德行始终不衰杀”。[136]

也就是说，据传、疏，《咸有一德》的典范意义是“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宋人也多在此意义上援引、使用该篇。神宗却将经文中的“一德”当作“同心”“同德”，以《咸有一德》勉励潜邸旧臣王陶和他保持一致。王陶心领神会，一个月后，他就以“不押文德殿常朝班”为由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意欲帮助刚即位的神宗收揽大权。[137]

除了称引《尚书》经文，皇帝偶尔还会提高专攻《尚书》考生的排名，以示重视与鼓励。宋理宗朝（1224—1264）初年的一次进士科考试中，知贡举邹应龙本想评定试《春秋》经义的李昴英为第一，但有人对理宗说：“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学。”于是理宗擢拔了试《尚书》经义的王会龙为第一。[138]理宗此举，不仅因《尚书》与帝王之学的密切关系而给予重视，也是为了鼓励读书人多加研习《尚书》，据之谏君、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