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卢教务会议的起源与发展

就基督教而言，1世纪中叶召开的耶路撒冷会议（Concile de Jérusalem）很有可能是教务会议的先驱。按照《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的说法，由于教会内部在外邦人基督徒是否应当遵循“摩西律法”（Loi de Moïse）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保罗（Paul）和巴拿巴（Barnabé）便前往耶路撒冷与当地教会的长老聚会，共同商讨此事的解决办法。[3]不过直到4世纪末，这次会面才被君士坦丁堡主教“金口约翰”（Jean Chrysostome，349—407年）等人视为教务会议的雏形。另外，公元2世纪时，教会内部已经出现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教职位交接形式，即，当一位主教去世后，其他地区的主教便会前来参与已故主教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操办继承人选的选举事宜，这类场合也有可能是催生教务会议的一个源头。[4]由此看来，虽然教务会议的起源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但不论其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它的范围一定是地方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èbe de Césarée，265—339年）在其《教会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一书中的记载，教务会议在2世纪中叶似乎已经成为地方教会应对危机的一种手段。当时，小亚细亚（Asie Mineure）的教会领袖们曾聚集起来一同商讨阻止孟他努主义（Montanisme）蔓延的办法。大约190年，围绕复活节的具体日期问题，罗马教宗维克托一世（Victor Ier，189—198/199年在位）发出命令，要求主教们坐在一起共同解决争端。随后，在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以及高卢等地，主教们不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而且还以信件的形式将会议讨论的结果公之于众，这种模式在教务会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5]

半个多世纪之后，也就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en de Carthage，200—258年）为北非教会的发展屡作贡献期间，教务会议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半个多世纪之后，也就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en de Carthage，200—258年）为北非教会的发展屡作贡献期间，教务会议早已成为一种惯例。[6]在与罗马教宗、听忏悔神父（confesseurs）以及背教者的长期斗争中，西普里安极力主张的基督徒之间（特别是主教之间）的“可见合一”，让“主教团合议”在“救恩”的神学要义中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务会议的绝对支柱。另外，跟随西普里安传世信件的足迹，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务会议具备的三个核心要素，即召开前拟定的会议章程、进行过程中的主教合议、结束后撰写的决议文书。因此，不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西普里安在3世纪下半叶主持的教务会议均为随后到来的高卢教务会议提供了可供效仿的典范。[7]

及至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官方化的历史进程中，教务会议的影响力逐渐扩散到帝国境内的每一个行政大区。[8]314年，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授权，西部帝国的主教们在阿尔勒（Arles）[9]召开教务会议，由此拉开了高卢教务会议史的序幕。在法兰克人主宰高卢之前的近两个世纪里（314—506年），包括314年阿尔勒教务会议在内，高卢境内一共举行过超过30次教务会议。事实上，不论是会议召开的原因，还是其公布的结论，人们几乎都能从该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寻觅到或多或少的信息。[10]而且，可以明确的是，它们的召开过程均带有相应的时代色彩，反映出高卢政治格局的演变。

在罗马帝国晚期，皇帝们掌控着教务会议的发展方向，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毫不犹豫地将召开教务会议视为自身的一项权力。即使是强调教权的罗马教宗利奥一世（Léon Ier，440—461年在位）也未对该权力提出过任何质疑。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参与教务会议的主教在身份上等同于帝国官员，其旅途工具、用度开销均由地方政府负责。如此一来，会议讨论的问题、颁布的教规、签署的教令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服从于君主的意志，服务于帝国的秩序。在353年阿尔勒教务会议上，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ce II，337—361年在位）要求到场的全体主教在一份谴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纳修（Athanase d'Alexandria，328—373年在任）的教令上签字。尽管这份出自阿里乌派（Arianisme）首脑的教令违反了“三位一体”（Trinité）的基本信条，但由于慑于君主权威，几乎所有主教都对皇帝的命令言听计从。正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两年后召开的米兰教务会议上所说：“无论我做什么，都要被奉为教会的律法；……你们要么服从，要么被流放。”[11]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打击大公教派的做法引起了普瓦捷主教希拉里（Hilaire de Poitiers，350—367年在任）的激烈反对，他在《反抗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书》（Contre Constance）中公开指责当时已经病故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暴虐的独裁者，并将帝国西部的信仰混乱归咎于他的宗教政策。[12]正是在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信仰斗争中，参加教务会议的高卢主教们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在360—361年巴黎教务会议上第一次以“高卢主教团”（épiscopat gaulois）的名义向帝国东部地区的主教们寄送了一封教务会议的决议信函，要求那些接受阿里乌派的异端分子重返普世信仰。[13]在此合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确认和尊重彼此在其所属教区的至高权力。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高卢主教团成员之间极为默契的权力认同不仅可以有效地对抗异端势力，而且有助于高卢各个教区的稳定发展。

进入5世纪后，罗马帝国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在蛮族军队、罗马军团和地方权贵相互争斗的浪潮中几乎失去了原有的管理能力。帝国西部支离破碎的政治条件给高卢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困难。在这一时期，作为城市和社区中的关键人物，代表文化、历史和政治延续性的主教们开始肩负起照管高卢“基督子民”（peuple chrétien）的重任，其治下的主教管区在地方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实际上，主教管区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地理和法律区域，其范围大小与主教本身的权力欲望、精英思想和掌控教会律法的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自命不凡的阿尔勒主教开始借助教务会议的力量在高卢主教团中树立首席权威。[14]尽管帕特罗克勒（Patrocle d'Arles，412—426年在任）、欧拉迪乌斯（Euladius d'Arles，426—427年在任）、霍诺拉（Honorat d'Arles，427—430年在任）的权力伸张因无法获得合法证明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尝试却为其后继者希拉里（Hilaire d'Arles，430—449年在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借助莱兰隐修院（Abbaye de Lérins）[15]强有力的关系网络，这位被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誉为“帝国建设者”（empire-builder）的罗马贵族，在439年里耶（Riez）教务会议和441年奥朗日（Orange）教务会议中将阿尔勒主教的权威推向顶峰。[16]尽管罗马教宗利奥一世在致高卢主教们的信中表达了对希拉里超越主教权力界限的不满，并对其施以惩处，但个人层面的处置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触动阿尔勒主教在高卢教务会议中的核心地位。

6世纪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新崛起的蛮族政权向高卢教会施加了新的压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寄托了新的希望。506年夏，在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484—507年在位）的授意与支持下，24名主教、8名神父和2名执事在西哥特王国境内的阿格德（Agde）[17]召开教务会议，其主持者是当时享有盛誉的阿尔勒主教凯撒里乌斯（Césaire d'Arles，502—542年在任）。此次会议出现了新的开幕仪式：“以上帝之名，在最荣耀的、最伟大的、最虔诚的国王的准允下，神圣的教务会议在阿格德举行。我们在那里双膝跪地，为他的统治、为他的长寿、为神的子民祈祷。”[18]可以说，该仪式标志着蛮族君王与高卢教会之间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

506年阿格德教务会议结束后，高卢南部教会围绕阿尔勒教省建立起来的一统格局达到顶峰，阿尔勒主教的宗教权威盛极一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变幻莫测的动荡年代，由于参会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其无可比拟的适应能力和行之有效的治国技艺得到了蛮族君王的赏识与认可。为了进一步获取高卢主教团的支持与帮助，阿拉里克二世曾计划在第二年举行一次全高卢的教务会议。尽管这一设想因其殒命于伏伊耶（Vouillé）[19]而化为泡影，但是，这种有望实现蛮族统治者政治诉求的教务会议并未在高卢就此终结。

508年，克洛维接到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e Ier，491—518年在位）的敕书，受任执政官的职务，并获得奥古斯都的称号，其在高卢的统治权由此得到东罗马当局的承认。[20]此后，克洛维接连铲除西吉贝尔特（Sigebert le Boiteux，约496—507年在位）父子、卡拉里克（Cararic，约460—510年）、拉格纳卡尔（Ragnacaire，约470—510年）以及其他威胁他统治的近支亲属，最终成为法兰克共同体的最高领袖。[21]511年，为了进一步证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克洛维在高卢中北部重镇奥尔良（Orléans）[22]召开教务会议。尽管这位依靠武力与权谋为墨洛温王朝奠定百年基业的“新的君士坦丁”（nouveau Constantin）在会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但他与高卢主教团在教务会议中的互动交流却成为其子孙后代争相效仿的榜样。[23]

就本文的研究取向与核心要旨来讲，对于高卢教务会议在墨洛温时代的总体样貌自然应当有所交代。一般而言，在研究和撰写某一群体的历史活动时，计量学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其“数字语言”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文字表达中不可避免的模糊性，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和读者更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要素及其总体发展趋势。鉴于这一特性，对于具有群体历史性的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而言，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对其整体面貌进行定向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显然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仅从教务会议的数量与传世教规的多寡等方面进行单纯的“数字罗列”，其结果只能令人大失所望，这种方法既不利于人们深入理解教务会议的复杂类型，更无法帮助读者领略教务会议与法兰克政治格局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因此，要想真正厘清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历史沉浮，还必须将其纳入到法兰克共同体统治结构与政治走向中进行具体阐释。基于这一设想，笔者利用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数量、类型以及运作流程进行了分类归纳。

其一，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数量。从现有文献史料来看，从511年克洛维召集奥尔良教务会议开始，直到751年墨洛温末代君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éric III，743—751年在位）退位，高卢地区的教务会议从未断绝。但是，由于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渐趋衰败，8世纪上半叶召开的教务会议几乎均处于加洛林家族的控制下，它们与墨洛温王室已无实质性关联。[24]因此，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大体的存在时段应是511年至696年。而这180余年中法兰克境内到底召开了多少次教务却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高卢政治格局的变化。克洛维去世后的20余年里，高卢东部的勃艮第王国和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尚未并入法兰克王国，而这两个地方的教务会议活动又相对频繁。例如，勃艮第国王贡德鲍德（Gondebaud，470—516年在位）、西吉斯孟德（Sigismond，516—524年在位）和贡多马尔（Godomar，524—534年在位）执政时期，勃艮第王国境内召开了516年里昂教务会议、517年埃帕奥讷（Épaone）[25]教务会议、518—519年里昂教务会议和528年瓦朗斯（Valence）[26]教务会议。再如，536年法兰克人占领普罗旺斯之前，尚属于东哥特王国控制范围的阿尔勒教省仍然是高卢教务会议活动的中心区域，作为该教省都主教和罗马教宗代理人的凯撒里乌斯在这里一共召开了5次教省教务会议。这些教务会议均不能冠以墨洛温高卢之名。二是真实性难以确定。对于某些教务会议，要么仅有一则史料与之相关，要么出自带有杜撰色彩的圣徒传记。因此，在综合参考夏尔·德克莱尔克、奥黛特·蓬塔尔（Odette Pontal）和格雷戈里·哈尔丰德（Gregory Halfond）等人的统计数据后，本书只能给出一个“50余次”的估值。[27]

其二，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类型。从教会管辖区域来看，高卢共有15个教省，即阿尔勒（Arles）教省、贝桑松（Besançon）教省、波尔多（Bordeaux）教省、布尔日（Bourges）教省、科隆（Cologne）教省、奥兹（Éauze）教省、里昂（Lyon）教省、美因茨（Mayence）教省、纳博讷（Narbonne）教省、兰斯（Reims）教省、鲁昂（Rouen）教省、桑斯（Sens）教省、图尔（Tours）教省、特里尔（Trèves）教省和维埃纳（Vienne）教省，除纳博讷教省一直处于西哥特王国的控制之下，其他14个教省先后在墨洛温诸王的军事征服下并入法兰克王国版图。[28]正是由于这一“先后”问题，在归纳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类型时，必须参照法兰克王国不同时期的领土范围。基于这一前提，通过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决议文书中相关内容的梳理与统计，将其中所列教务会议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相对较为合理：第一，全法兰克王国教务会议（le concile national de l'État franc）。此类教务会议通常在法兰克王国“一统君王”或所有“二级国王”[29]的同意下，召集法兰克高卢境内所有教省的代表共同参加，如511年奥尔良教务会议、533年奥尔良教务会议和614年巴黎教务会议。第二，联教省教务会议（le concile interprovincial）。此类教务会议一般由法兰克高卢境内多个教省的代表共同参加，其召集人通常是“二级国王”或都主教（métropolitain），如535年克莱蒙（Clermont）[30]教务会议和585年马孔（Mâcon）[31]教务会议等。第三，教省教务会议（le concile provincial）。此类教务会议的参会者皆来自于同一个教省，如551年奥兹（Éauze）[32]教务会议和554年阿尔勒教务会议等。第四，教区教务会议（le concile diocésain）。此类教务会议的组成人员通常是同一教区内的教会人士，如561—605年奥克塞尔（Auxerre）[33]教务会议和663—680年欧坦（Autun）[34]教务会议。

其三，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准备工作。314年阿尔勒教务会议召开之前，君士坦丁在写给叙拉古主教克雷斯图斯（Chrestus de Syracuse）的召集函中，指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等会前事项。对于一向奉行“传统至上”原则的高卢教会来说，由君士坦丁下令筹划的这些会前事项自此成为后世教务会议召开前约定俗成的惯例。及至墨洛温王朝时期，高卢教务会议的前期准备事项大致遵循了罗马高卢教务会议的传统。在会议时间方面，主教们通常会选择气温比较适中的5月至6月或9月至11月进行会晤，而2月、8月和12月则由于其相对恶劣的气候条件，几乎不会举行教务会议。585年马孔教务会议上，参会者曾请求主持会议的里昂主教普里斯库斯（Priscus de Lyon，573—585年在位）加快会议进度，以免即将来到的暴风雨阻碍他们返回各自的教区。[35]在会址的选择上，教务会议主要考虑的是交通情况与地理位置。奥尔良、巴黎、里昂、沙隆（Chalon-sur-Saône）[36]等交通便利的枢纽城市时常成为教务会议的选址，因为绝大多数参会者都可以通过内陆航道或罗马大道较为轻松地到这些地方。如果是地方性教务会议，会址一般会选择在会议辐射范围的中心区域，以此避免参会者因旅行距离存在过大的差异而无法在相近的时间到达会场。图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描述590年奥弗涅（Auvergne）[37]教务会议时提到，此次教务会议的召开地点位于奥弗涅、热沃当（Gévaudan）和鲁厄格（Rouergue）的边境上。另外，如果会议的召集者是国王的话，那么宫廷或王庄等王室驻地自然是会场的首选，国王不仅可以免于奔波，而且还能有效地利用政治权力对教务会议的诸项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最后，有证据表明，至少一部分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是存在会议议程的，内容涉及国王诉求、主教选举与审判、王室赠礼、神职人员生活准则、修道院的设施维护，等等。

其四，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决议文书。对于参会的主教们而言，既然要讨论教务方面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在会议结束之际达成某种共识，而这一共识通常会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最终形成一份决议文书。该文书通常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展现会议基本情况的序言，二是与会者共同表决通过的教会规条，三是与会者共同签署的参会者名单。事实上，虽说文书的格式精致简洁，但其具体内容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宗教政治意涵。首先，会议决议是参会者共同协商的结果，其权威得到高卢教会和墨洛温王室的一致认同，因而对法兰克高卢境内的基督徒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其次，教会教规与世俗法令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一部分规条是受罗马法启发而制定的，另有一些规条则是法兰克君主敕令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加洛林时期，法兰克君主以敕令的形式颁布教务会议法令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最后，与会的主教们在返回各自的教区时一般会携带一份文书副本，并在特定的基督教节日宣读教规，以此教导人民只有遵守教会律法才能实现灵魂救赎，这种做法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深入到法兰克高卢的乡村教区。[38]而不遵守教规的人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有可能被开除教籍，并最终沦为遭受排挤且孤立无援的边缘人。

总体而言，在传统居于统治地位的高卢社会，正是通过求诸既往的做法，高卢主教团在教务会议中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权力才可具备相应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便其制定的教规在某些细节上与前代传统相左，也可因立法者在法律程序上的循规蹈矩而成为约定俗成的“新传统”。可以说，教务会议既是“传统至上”的崇尚者，也是其执行者，甚至是某种层面上的缔造者。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基于前代教务会议的行事原则与立法成果，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逐渐成为法兰克教俗两界共同构建群体规范、实现群体认同、排斥异己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当法兰克正统基督教会受到来自其他教派的威胁时，当作为“教会领袖”（la tête de l'Église）的主教们发现本派信徒违反《圣经》和教会法的训导时，当以上帝为指向的教会与世俗政权相互利用或明争暗斗时，人们总能看到教务会议上那慷慨激昂的演说、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及用心良苦的规条。不过，囿于法兰克高卢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与族群关系，教务会议的部分设想终究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