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唯物主义迷失及其后果：一个心灵观念史的速记
“世界是物质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但也是一个在与唯心主义共处时经常受其排挤压制的观点。因为唯心主义在历史上基本上是统治阶级思想，这与它所依附的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关。然而，不管如何被压制，唯物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哲学观点。因为只要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而不得不继续从事劳动实践和物质生产，那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唯物主义就必然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
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的全面迅速发展，唯物主义在改造世界中越发彰显出理论优势和实践能力，唯物主义的地位在当今社会之所以牢牢确立也是得益于此。不管怎么说，唯物主义开始接管这个世界，正致力于驱散这个世界的神秘性，包括心灵的神秘性。相反，唯心主义则逐渐式微，因为它失去了神秘主义的庇护，并在人类的种种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将自身的无能原形毕露。因为常常散布虚假信息或对种种现象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神秘主义屡遭世人唾弃，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
唯物主义信仰尽管一开始是朴素的、本能的或习惯的（即未加哲学反思的），也许还混杂着各种包裹着唯心主义内核的自然宗教的思想，但是唯物主义依然能在改造世界、创造物质文明以及满足人的社会现实需要中，正确发挥观念指导的作用。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制造生产工具的历史活动时说：“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4]当然，外部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观点，符合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常识，而心灵是物质的这一观点，则出乎人们对心灵有别于物质的常识的理解。
在人民大众的感性劳动和感性实践中，心灵和身体或意识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尚不成为一个需要迫切加以讨论的问题。因为感性的生产劳动生活使人民大众还没有彻底地接受形而上学思维和与此相关的宗教信仰，他们只是在与他者的行为交往过程当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还有在自己的睡梦中，发现心灵似乎就是一种可以脱离肉体的灵魂，可以自由地游荡于物质世界的时候，便不时地萌芽出心灵的观念。他们所构想的心灵的观念与心灵世界跟他们所直观到的物质性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因而自发形成了一幅心灵与世界二元对立的世界图景。
经常制造出虚假意识形态的玄想家和僧侣在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之后有了一定的纯粹个人时间。在这闲暇之余，他们对世界与心灵的认识才有可能就此脱离现实的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这就使得想象在绝大部分时候占据这些形而上学家的大脑并在他们从事哲学思辨的时候发挥自主性和建构性的作用[5]。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阐发，这些形而上学家头脑中本来留存不多的唯物主义思想遭受到严厉的挑战和批判。
唯心主义者除了喜欢假定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精神之外，还假定某种特殊的精神情况存在，这就为神秘主义心灵观与有神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他们认为这种“特殊的精神”主宰自然界和人的心灵，物质本身只不过是对某种特殊精神的显现和外化。正如黑格尔所言，精神外化为自然界。人的心灵既对立于物质也优越于物质，它能认识到某种特殊的精神。
马克思剖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之谬误及其历史根源，“……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6]。经过统治阶级在一定时期的宣扬和教化，劳动人民在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唯物主义观念受到了严厉的挑战。唯心主义理论凭借统治者的力量占据了主导性思想，并隐蔽地为统治阶级利益提供合法性论证。
当然，唯心主义僧侣也在幕后默默地发展出属于个人的、思辨的形而上构造。在唯心主义兴盛时期，劳动人民的精神被彻底异化了。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自己，却不能理解自己，他们接受了把自身引向神秘主义的种种唯心主义教条。正因为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种种唯心主义观念，劳动人民一旦在日常生活中试图对其所遭遇的事件进行解释时，他们很容易折向唯心主义。
因为人们在诉诸物质性的解释失效后或缺乏足够的唯物主义解释机制，很容易转向唯心主义解释，即胡乱地认定事物的本质以及编造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也是封建迷信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当苏格拉底号召认识论转向，即号召古希腊人把对自然的认识转向人的内心，而不去考察道德伦理所产生的物质根源时，有哲学理论品格的唯心论开始产生了。
柏拉图在心灵世界当中发现了世界的二重性，即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在脱离世俗、脱离生产的形而上学沉思中，相信了万物皆有其理念的泛灵论。柏拉图主张不能单纯地从现象世界本身来理解现实世界，而应该从理念世界当中的表达理念的概念运动当中去理解世界的运动与过程。这样一来，人们对世界现象的认识很容易被引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毋庸置疑，唯心主义固然有其合理的意义，因为它通过对人类的心灵活动的能动反思把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认识规律和情感价值给揭示了出来，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神秘主义则往往依附了宗教，视信仰高于理性，结果变相地压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理性的发挥。因此，神秘主义解释很容易成为宗教的守护神和黑色外衣。这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基督教创立之初附会推崇理念世界的柏拉图主义，以此告诉万民上帝的存在与解释上帝何以万能与至高无上。
当然，神秘主义未必导向宗教信仰，比如现在心灵哲学当中涌现出了唯物主义的神秘论，如托马斯·内格尔、科林·麦金等。这些哲学家坚持神秘主义并不是想否定乃至推翻唯物主义，而是基于康德主义立场考量人类关于意识认知所不可或缺的概念装备。他们作为认知主义神秘论者，认为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是妨碍人类对心灵的彻底认知的根本性原因。
这一根本性原因显然受制于我们当前的自然科学图景及其理论体系下的概念认识。有鉴于此，揭开心灵的神秘面纱还需要在科学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尤其是从量子力学、脑科学、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中吸收关于心灵认知的哲学概念，以便获得某种关于心灵认知概念性或理论性突破的灵感。
因为没有这些理论或概念上的发展和突破，我们的社会实践就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即没有具备解释人的心灵的条件和能力，那么我们只能暂时认为心灵是神秘的和不可知的。作为对心灵的神秘性的理解补充，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原则的宗教信仰则基于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蒙蔽，如统治者的精神统治需要和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的现实需要等，被有效地联系起来。
如此一来，“心理学问题常常是宗教的领地。希波教区主教圣奥古斯丁生活于4世纪。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上帝是终极真理，而认识上帝是人类心灵的终极目标。……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并且稳固创立了经院哲学，这门学科重新把接纳人类理性作为在寻求真理道路上对宗教信仰的一个补充”[7]。
神秘主义往往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而宗教信仰通过烦琐的宗教仪式反过来巩固了神秘主义的权威。这一后果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最根本的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跟宗教的铁血联盟牢牢地垄断了真理，扼杀了人类理性，扑灭了社会历史领域可能出现的不利于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任何变动。
这个世界在走向宗教意义上的“永恒”“不朽”的同时，也走向了毫无活力的沉寂，生产力的停滞和经济衰败，甚至社会的腐朽与堕落——欧洲中世纪僧侣的腐朽与堕落就是对失去竞争与活力的社会的可怕写照。神秘主义、宿命论和决定论所带来的愚昧呆滞犹如瘟疫一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慢慢流行开来。这反过来也让孤寂苦坐于冰冷高深的修道院中的经院哲学家们凭借其出神入化的哲学思辨驰骋于当时神学、科学与医学等一切领域解释中。
神秘主义世界观对于科学的戕害和真理的探索是致命性的。陈修斋先生在论述欧洲实体学说的流变时，证实了中世纪的神学对科学研究和追求客观真理的危害：
这些经院哲学家们认为，每一类的实体，都各有一种特殊的“实质”（entity），构成其实在性和“种差”，而与这实体的各部分的关系无关。这种实质也就是所谓“实体的形式”。例如火之不同于水，不仅是由于其各部分所处的境况不同，而是由于火具有与水截然不同的某种“实质”或“实体的形式”。当一个物体的状态改变了时，也不是它的各部分有了变化，而是一种“形式” 取代了另一种“形式”。如水之变成冰，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新的形式取代了先前的形式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物体。不仅那种实体之间带根本性的不同是用这种“实质”或“实体的形式”的不同来解释，而且那种微小的和感觉性质方面的变化，也用所谓“偶性的形式”的不同来说明。[8]
我们可以从这看到，唯心主义者理解世界万物的模式，即形式。首先对世界万物进行归类，这种归类当然得依赖于概念定义。归类之后的实体就不总是真正的实体，而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对规定物质的概念冠以“特殊的‘实质’”，这些“实质”就是充满了种种关于隐秘的质的奇奇怪怪的猜想的心灵产物。这样，唯心主义就容易否认社会历史与自然科学规律，随心所欲地歪曲现实，裁剪历史，甚至伪造历史和制造虚假的病理学和社会学原因。
比如，唯心主义者并不从物质对象，如鸦片的物理化学功能当中去理解鸦片的性质，而是从鸦片在吸食它的人身上的效果上发明出某种“隐秘的质”来说明物质本身。癫痫病应该从病理学上去寻找癫痫病发病的原因，而不是归咎于他们所发明的“魔鬼附体”。这一纯粹依靠思辨炮制出来的关于万物的自然本质的唯心主义的说明方式是一种徒增实体的说明方式，它只会使得我们远离对事物的性质本身的认识，增加我们对神秘世界的恐惧和对宗教的越发依赖。
总之，用通过奇思妙想得来的虚妄不实的实体猜想以及由此发展一套关于这些纯表达于概念实体的理论来解释客观的物质性质和物质的运动规律是当时形而上学家的惯用手段。这些手段会把我们从探求真理和真正对各种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道路上引开，由此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并给普通百姓平添无妄之灾。
因此，如软、硬、轻、重、冷、热之类，也都是一些和它们所属的物体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众所周知，经院哲学家们就用无数所谓“隐秘的质”来解释事物的各种现象。如鸦片之所以能使人麻醉入睡，就因为鸦片具有“使人入睡”这种“隐秘的质”。这样，对于任何一种未能解释的现象，都只需用一种同名的“隐秘的质”来搪塞。这当然就完全阻塞了人们探求真理和真正对各种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道路。因为经院哲学的这种解释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往往导致种种错误见解而妨碍了对事物现象作出正确解释。例如有些物体落在地上而有些物体升入空中，经院哲学家们就说“重”是落地物体所具有的“实体的形式”，而“轻”是升空物体所具有的“实体的形式”。这样，重的和轻的物体就被说成是两类具有本质上不同的特质的物体，从而阻止人们去研究这些表面上不同的现象是否出于同一原因，并能用同一规律来解释。[9]
由此观之，脱离了与社会物质产生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唯物主义的引导，我们容易迷恋神秘的“形式”来解释世界。这样我们就很难获得更多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真正知识，我们只能在思辨的神秘王国中被种种不可证伪的神秘解释搞得云里雾里，失去了发挥理性思维的能力。有鉴于此，马克思强调，知识从认识论上讲不应该完全脱离感性，这样容易陷入胡乱猜想和空洞抽象的危险。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知识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应该严格地限定在服务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的经验层面，理论问题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才能解决，才能实际地增加和积累人类知识。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和从事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而“天命观”与“目的论”之类的解释历史发展过程的抽象的思辨形式只能对历史之外的文学叙述做一些于事无补的点缀。
马克思强调，事实相对于观念而言具有优先性。观念解释绝不能改变事实本身，除了作为一种蒙蔽人民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通过一个现实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0]。美洲的发现是一个偶然的经验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就应该追溯到美洲大陆之所以被欧洲人哥伦布发现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等这些被叙述者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物质事实。
而唯心主义者们基本上却无视这些基本事实。他们擅长倒果为因，通过发明了一些无法通过实证予以辩驳的逻辑术语，把法国大革命和美洲大陆的发现因果解释性地关联起来，从而论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把法国大革命视为美洲大陆发现的目的性原因，从而宣扬法国大革命所昭示的理性精神是一切社会现象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不过，唯心主义并非毫无益处。它的应该被认可的优点在于为唯物主义的理论抽象提供相应的概念工具，从而增强了唯物主义深刻地认识世界的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考中发现不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实证能力，也发现不了基于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解释社会现象的唯物史观，因为它的能力在于“过分地”[11]思辨。
过分思辨容易造成随意地解释历史，任意地（或根据他们自己的心理需要或他们所倾向的政治现实需要）诉诸天命般的目的论的局面。这样，过分思辨的哲学批评就突出精神的历史解释作用，这一心灵活动的主要工作是驾驭概念与范畴，如把“目的”“绝对精神”等概念强加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事件，赋予这些事件之间以因果必然联系。过分思辨对于唯心主义者犹如属性或功能对于实体，即便是前后两个时间顺序颠倒的历史事件也因为天命论的哲学思辨色彩而戴上因果关联的概念枷锁。因此，过分思辨不让物质运动规律染指唯心主义者的精神活动，以便完成哲学这样的自夸，即“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