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自汉代定察举为选官制度并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后，儒士群体逐渐壮大。他们明习经典，通经为官，以经术决疑，倡导德政教化。西汉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思想体系、任人机制、对外关系等方面的长期探索和积累，都与儒士群体的智慧分不开。东汉立国后，在经术之内又强化士人的道德操守建设，奖掖名节，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气节自任的一代士风。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中说：“（光武）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95]
东京风俗之美，尤其表现在东汉中后期“朝政昏浊，国事日非”之时，清流士大夫“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与擅权的宦官群体进行坚决的斗争，正是因为这些仁人君子的尽力所为，东汉政府才“倾而未颓、决而未溃”。此即《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所载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96]之事。桓帝、灵帝之时，主荒政缪、宦官专权，面对朝政日非，士子羞与为伍，太学诸生与士大夫官员联合构成“部党”，以集体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清议运动”，大肆营造舆论抨击时弊、品论人物，竭尽心力维护儒家伦理纲常。“清议运动”在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下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一些名士退至乡野核论乡党人物，对士人进行品藻、识鉴，舆论之大甚至左右当时政局。东汉中后期的政治环境较为昏暗，但后人对此时的士人风俗反而无比推崇，这一时期文化上的开创更是对后世文人文学影响深远。
本书即以东汉中后期的这段历史为研究范围，主要考察在这个阶段产生并为历代史家学者所推重的清议现象，以及受清议的影响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传承与新创。清议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本书截取东汉作为研究对象，属于清议传统的断代研究。因为清议发展到东汉逐渐明朗化，并走向高潮，且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尤其值得我们努力去研究。东汉清议的明朗化，又主要体现在东汉后期士人的清议活动中，所以本书论述的重点是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当然，东汉末年有朝代的更迭，也有清议之士步入三国之现象，甚至魏晋士人某些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也都从东汉末年清议风尚演变而来，所以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部分内容会延伸至魏晋时期。
从党人政治运动和名士识鉴活动层面去认识汉代的清议现象，进而分析东汉中后期的历史状况及士人风貌，历来是史家学者常见的思维模式。由上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去考察东汉末年士人清议的方式较为常见，而清议与士人文化关系的综合性研究却很少。当然，清议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的关系在东汉末年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部分。但是，东汉中后期出现反响极为强烈的清议活动是各种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关注的相关领域也应该有所扩展。东汉末年的清议也不仅是士人的一般性活动或抗争，而且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士人思想观念及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不能对清议现象就事论事，只进行表面性的考察。清议思潮的产生、清议活动的展开，实牵涉面广泛，要想对此作出透彻的研究，必须认真还原东汉中后期那段历史，在把握清议特质的基础上，对清议发生前后的社会制度、教育政策、思想文化、政治形势，乃至士人心理、时代风俗，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透过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进而分析清议本身的文化蕴含及清议活动中士人文化的传承与新创。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将要厘清四个方面的问题：（1）对清议的特质进行分析，把握其历史特征，进而考释士人清议至东汉为何会变得愈加强烈。（2）东汉末年清议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它们有怎样的运作方式、时代特征和文化蕴含。（3）清议活动的蓬勃开展，必会带来连锁效应，其对政治局势、士人思想会有怎样的影响，在此影响下士人文化又有哪些新变。（4）从历史的高度审视汉代清议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在时人和后人对此的评价中挖掘其精神内涵。当然，与清议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清议活动中代表性人物的特征、学者热议的“清议”与“清谈”的关系、清议本身的发展流变等，也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上述问题是研究东汉末年清议与士人文化时都应注意到的。为此，本书欲从五个方面入手，力求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对这些问题进行考释之前，先对“清议”的含义作出分析，充分认识“清议”的性质。第二，对清议活动生发的时代因素进行梳理，以便了解其在东汉后期出现的必然性。第三，具体分析东汉清议活动的表现形式、运作方式及其文化蕴含。第四，对清议风气下士人风貌与社会文化的传承与新创进行重点探讨。第五，探析东汉末年士人清议的历史走向、评价不一问题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以上即为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文思路。通过展现“清议”在东汉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况，及其在发展的同时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对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文人儒士文化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清议传统及在这个传统影响下的士人风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进而增进人们对早期民族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脉络、民族心理成长等方面的认识。
[1] 《新唐书》本传载九龄建言：“……故清议不立，而名节不修，善士守志而后时，中人进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进人，士亦以修名获利，利之出，众之趋也。”[（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27页]
[2] 参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五六《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23页。
[3] 参见（宋）沈作喆《寓简》，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0页。
[4] 参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五三《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05页。
[5] 吕坤《呻吟语》卷二《修身》载：“清议酷于律令，清议之人酷于治狱之吏。律令所冤，赖清议以明之，虽死犹生也。清议所冤，万古无反案矣。”[（明）吕坤撰：《吕坤全集》卷二，王国轩、王秀梅整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4页]
[6]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66页。
[7] 《读通鉴论》卷一〇“三国”条载：“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清议者，似无益于人国者也，而国无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实而后以法饬之，周官、周礼、关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1—282页]
[8] 参见（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八《晋书》“九品中正”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
[9] 郑振铎编选：《晚清文选》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0] 詹福瑞：《东汉士风与个体意识的初萌》，《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7、266—269页。
[11] 高新民：《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2] 聂济冬：《游学与汉末政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3] 卿磊：《儒侠与汉末清议——论游侠之风对汉末清议运动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14] 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264页。
[15]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16]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6页。
[17] 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8] 张旭华：《关于东晋南朝清议的几个问题——与周一良先生商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19] 张旭华：《谈谈南朝清议的发展演变》，《文史哲》1993年第3期。
[20] 葛建平：《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21] 阎步克：《西晋之“清议”呼籲简析及推论》，《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22] 王雪：《略论汉至魏晋的清议》，《考试周刊》2009年第21期。
[23] 张旭华：《两晋时期的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24] 何满子：《汉末清议人物剪影》，《瞭望周刊》1991年第24、25、27、29、31、35、38、39、42、44、45、47、50、52期。
[25] 魏明安：《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26] 张旭华：《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江海学刊》 2001年第2期。
[27] 张旭华：《汉末襄阳名士清议》，《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28] 黄宛峰：《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9]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4页。
[30] 王仲镛：《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31] 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页。
[32] 李世耀：《人物品评与六朝文学批评》，《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熊国华：《论魏晋人物品评对中国美学的贡献和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33] 陈才训：《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天中学刊》2005年第4期。
[34] 张旭华：《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5] 赵昆生：《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6] 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页。
[37] 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7年第2期。
[3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9页。
[39]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2、121—129页。
[40] 逯钦立：《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41] 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文史哲》1981年第6期。
[42] 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略》，《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43] 刘康德：《论东汉魏晋名士的清议和清谈》，《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6期。
[44] 陈引驰：《阮籍与汉魏思潮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
[45]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9页。
[46] 〔日〕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冈村繁全集》第三卷，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47] 曲家源：《论宋代官场清议》，《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
[48] 刘军：《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
[49] 赵轶峰：《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50] 谭平：《〈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1] 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清议”批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52] 赵捷民：《晚清清议派的主张及其作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7期。
[53] 陈勇勤：《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1期。
[54] 陈勇勤：《晚清清流派整顿吏治清议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55] 钟康模：《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学术研究》1997年第4期。
[56] 郑峰：《论晚清前清流之清议》，《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S1期。
[57] 陈勇勤：《官方舆论与依法治国——晚清中央机关“清议”群体现象个案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8] 尤育号：《从黄体芳论同光清流》，《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
[59] 陈勇勤：《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60] 何若钧：《甲午战争时期的“清议”》，《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
[61] 陈勇勤：《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北方论丛》1994年第2期。
[62] 蒋含平：《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63] 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64] 倪琳：《晚清清议向舆论演替的历史动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5] 何佑森：《中国二千五百年以来的“清议”》，《中国文化》2001年第Z1期。
[66] 傅惠成：《“清议”流变略论》，《沧桑》2003年第1期。
[67] 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
[68] 参见（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二《人部》“公平”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402页。
[69]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清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66页。
[70] 比如魏明安《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一文，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述及“清议与党锢”时，牟发松《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一文，皆有“清议运动”的陈述。
[71]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4页。
[72]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
[7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七《傅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7—1318页。
[74]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清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64页。
[75]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三《山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9页。
[76] 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张旭华也有相似的说法，参见张旭华《两晋时期的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77] 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读书》2009年第6期。此外，还有多人持有相似的看法，如《中国古代史纲》：“（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高新民也说：“（桓、灵之际）政治腐败，仕途黑暗，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及庶族知识分子的严重不安，他们著书立说，互为声援，议论朝政，评讥权贵，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思潮，史谓东汉清议”。[高新民：《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类似者还可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5页；〔日〕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冈村繁全集》第三卷，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詹福瑞：《东汉士风与个体意识的初萌》，《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78] 《太平御览》卷二六四《职官部》引谢承《后汉书》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朱）零入闻，资使五伯乱捶困杖，言辞不慑，仰疾言曰：‘范滂清议，犹利刃截腐肉，愿为明府所笞杀，不为滂所废绝。今日之死当受忠名，为滂所废，永成恶人。’滂正直謇谔皆此类也。”而《太平御览》卷六四九《刑法部》又引范晔《后汉书》曰：“汝南太守宗资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断腐朽，今日宁授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35、2904页]一说范滂“清议”，一说范滂“清裁”，考察二处所述内容为同一事件，即范滂反对任用行为不端的外甥李颂之事，“清裁”也就是“清正的裁断”，似更符合此处环境。况且，通行本范氏《后汉书》皆作“清裁”，所以我们不用《太平御览》引谢承《后汉书》中“清议”的说法。另外日本学者冈村繁也说，用来形容桓帝时期批判朝政、激烈政治斗争的“清议”用语，“为当时所无”。（〔日〕冈村繁：《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冈村繁全集》第三卷，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79]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30页。
[80]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4页。
[81]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17页。
[82]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
[83] 参见詹福瑞《东汉士风与个体意识的初萌》，《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7、266—269页。
[84] 参见聂济冬《游学与汉末政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85] 参见卿磊《儒侠与汉末清议——论游侠之风对汉末清议运动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8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六《卫瓘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58页。
[87] 以上示例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卷七六《循吏列传》和卷五二《崔骃列传》。
[88]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89]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3页。
[9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八《符融传》李贤注引《谢承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32页。
[91]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7页。
[92] 如王季友诗《酬李十六岐》：“于何车马日憧憧，李膺门馆争登龙”；杨维桢《览古四十二首》第二十一：“汝南许文休，丧乱一驽士。敢当诸葛拜，合受玄德鄙。士论推指南，无乃失臧否。乃知群公曹，排摈有公是”；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93] （唐）马总：《意林》卷五，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3页。
[94] （清）毕沅编：《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宋纪》“淳熙二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853页。
[95]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
[9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