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主义城市类型学

在《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将城市分为若干类型，在他看来，城市就其居主导地位的不同经济要素，可以划分为“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商人城市”[34]等诸多类型，这样的划分给人许多启发。就1949年以后的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界碑意义所造成的城市类型的分野同样引人注目。从城市变迁的角度来看，这里也涉及不同城市类型的替代与转化。在“社会主义城市”历史建构的过程中，城市类型的变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消费的城市”到“生产的城市”

众所周知，当历史的序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而缓缓拉开之际，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其实早在1949年春天，《人民日报》接连发文讨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问题，1949年3月17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1949年4月2日又发文《如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消费的城市”意味着连接资本主义腐朽与堕落的旧有统治遗迹，而“生产的城市”才是基于劳动与建设之上的健康的“乌托邦”远景。因此，将“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逻辑在于，只有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才能巩固人民革命政权，使中国人民彻底翻身。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分野清晰可辨：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城市只是消费性的寄生/剥削城市，从而在“城市—资本主义—罪恶”的逻辑视野中被打入另册，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城市”，则“与建立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在社会主义城市中，一切建设都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基本特征”[35]。就拿上海来说，这个“消费城市”的典范，在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势必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序列之中。“无论是一般由外国殖民势力枢纽、金融中心变成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外滩，或者由西侨、豪客专属购物街转变为社会主义消费场所的南京路，或由殖民者的娱乐空间转而成为群众集会活动的文化广场，这些旧有的上海城市地标不仅被新的规划与设计，也被新的活动所改造，空间的性质被重新的规定”[36]。这种历史变革的伟大力量势必带来文化想象的剧变。

就此基础上的文学创作而言，“生产城市”的建构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市民都市题材走向没落，而“车间”成为城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正面意象。“车间文学”的勃兴带动着“生产的城市”的建构，一时间新的工业城市的作家类型也横空出世：草明的《火车头》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表现了铁路工人开天辟地的劳动热情；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良思的《飞雪迎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则展示了矿山工人的壮志豪情；张天民的《创业》体现了石油工人的创业精神；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胡万春的《钢铁世家》、罗丹的《风雨的黎明》、冉淮舟的《建设者》、程树榛的《钢铁巨人》等集中叙述了钢铁工人忘我的生产和斗争，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文学类型。

二 从“个人的城市”到“集体的城市”

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37]其中“高度组织性”的城市无疑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行政对社会的控制息息相关。按照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愿望，这种“集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目的在于以组织化的方式，克服旧中国散漫无序的状态，用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因此，这里就包含着一个从“个人的城市”向“集体的城市”转变的问题。

新的人民政权对于“组织化”的谋划是极为明显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就转载了《东北日报》的长篇社论《坚决改变城市政权的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文章强调一种“组织化”的城市。在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而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城市政权的基础。政权工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方式就是“组织化”，即把不同产业的职工组织到各种工会中，把工商业者组织到同业公会，把居民组织到合作社、文化馆，而妇女则被组织到妇女代表会中，各级机构正是以这些组织来联系群众的。1954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相继出台。城市的组织政策开始逐步体现出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所总结的三重特征：“（1）建立政治调控网络（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2）利用城市居民的经济潜力（诸如通过建立街道企业和居民区企业）；（3）建立具有集体联系和集体意识的固定集体，类似于乡村或者‘单位’、企业部门。”[38]这种政治控制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式，势必引起研究者有关福柯主义“全景敞视”的遐想，但这种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充分的“社会动员”机制其实并不同于一元化的“集权主义”[39]，尽管它所激起的是有关“单位”和“政治化大工厂”的政治抱怨。[40]从文学方面来说，“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弊端的克服（抑或压制）所引起的城市文学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剧本《万紫千红总是春》便是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想象）居委会作为调节“个人的城市”与“集体的城市”之间关系的权力（说服）工具的故事。[41]另外，从《我们夫妇之间》《红豆》《在悬崖上》等小说对“资产阶级情调”和“个人主义城市”的批判，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城市公社”，以及60年代“上山下乡”等文化想象的方式，都是对“集体主义的城市”的建构和实施。

三 从“市民的城市”到“人民的城市”

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之际，刚复刊的上海《文汇报》就爆发了一场关于“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作为作品主角”的争论。这场争论从表面来看，是关于文艺的表现对象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包含着生死攸关的政治背景：是以“小资产阶级”（市民）为政治主导，还是以“工农兵群众”（人民）为政治主导的关键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从“市民的城市”向“人民的城市”的转型。众所周知，在新中国的政治预设中，“人民”的概念并没有排除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在此“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之中，最后的结果是争论的挑起者被略显粗暴地批判为“为保卫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在文艺上的地位而战”，是“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一种含有阶级性的抗拒”[42]。这就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化焦虑：由于习惯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包括人们所划分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如果以他们为文学的主角，那么，“市民的城市”理应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这势必会蚕食传统匮乏的“人民的城市”的文学空间。意识形态的紧张造成的结果是，随着争论的最后定性，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的城市”从文学作品中消失了。

然而，“人民的城市”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其实并不牢靠。它在压倒“市民的城市”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这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复杂面向。就有研究者指出，对城市生活的排斥，并不能完全杜绝以“变相的形式”出现的早期城市生活场景，并且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资产阶级的城市情调。用研究者的话说，“城市及其某种生活情调附身于革命出场，革命要颠覆旧城市的统治者，要改造旧社会的城市，城市以其幽灵化的形式模仿死亡从而获得新生”[43]。甚至是像《上海的早晨》这样声称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和“人民的城市”建构的叙事文本，也出人意料地流露出对“市民的城市”的留恋，“表现了色彩纷呈、千姿百态的现代大都市生活”。“透过这些，我们似乎看不到作者对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所谓城市生活的厌恶与批判，从小说的描写中反而透露出作者对城市生活几丝欣赏乃至羡慕的眼光。”[44]这种叙事的裂隙使人得以洞见“市民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之间的矛盾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