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想象城市的方法

这种意味深长的“空白”不得不归咎于研究界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指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21]城市在其概念上往往被概括为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或一种“生活中心和活动中心”，也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一个“灵魂”[22]。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就是一个其居民主要是依赖商业及手工业——而非农业——为生的聚落”，“在聚落内有一常规性——非偶然性——的交易货物的情况存在，此种交易构成居民生计不可或缺的成分，并满足他们的要求——换言之，一个市场”，“在政治性定义里，城市的特征就是一个特别的‘市民’身份团体的出现”[23]。在韦伯的定义里，他强调了“市场”和“市民”的意义。K.J.巴顿（K.J.Button）也认为城市是“人类经济的集中地”：“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24]。而凯文·林奇（Kevin Lynch）则将城市表达“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25]。无论是韦伯将城市定义为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市场”，还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用“精神生活”来定义“大都市”，抑或是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所认为的，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网络，再或是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尝试的，利用系统理论来理解和研究城市社会中不同层次的网络体系，[26]这些都旨在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城市概念的塑造。正如韦伯反复强调的，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城市。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之上的，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开展而逐渐形成的。而反过来，城市的建立，又促成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和锚定，由此也造就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对城市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只要它（乡村）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7]在他看来，围绕城墙展开的防卫工作，是乡村变为城市的关键。有冲突就需要防守，而当冲突发展为战争时，城墙便应运而生。总而言之，城市起源于阶级斗争。在私有制和阶级论的视野里，城市的负面效应也渐次呈现。就像斯宾格勒在《城市的心灵》中指出的，“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而且意味着金钱”，在此，“世界都会”（Cosmopolis）“就像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每一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终点。文化人在精神上是由乡土塑形的，他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所掌握和拥有，而且变成了城市的动物，成了它的执行器官，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变成了这种恶魔性的石头荒漠的毫无心灵的死物质……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28]他对作为现代文明的城市的绝望可见一斑。

城市既是现代的馈赠，又造成现代性的灾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直接导致了《圣经》之中的“天堂之城”向“地狱之城”（或“上帝之城”向“人之城”）的堕落，“天堂之城”和“地狱之城”的比喻也影响着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在浪漫主义以降的文学表述中，城市作为社会衰败和道德罪恶的代表，不断通过堕落城市的隐喻，来凸显拜金主义与精神危机的“反都市”主题。正如朱克英（Sharon Zukin）在《城市文化》中谈到的，“城市经常因其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低级的本能而受到批评。城市是建筑上的庞然大物与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29]。城市文化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曾谈到，“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是贪婪、贪心、骄傲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恋”[30]。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将城市视为疾病，认为城市“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31]。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城市负面效应的显现，使我们不得不将期待的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城市。那么有没有一种社会主义城市呢？按照汪晖的理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32]，理应包含着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弊端的克服与修正。那么“社会主义城市”是否真像列宁所称的是“人类聚居新模式”？或者如理论者所概括的，“创造没有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城市；有义务使得住房价值保持社会一体化和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设施；城市规划要适应经济规划，而经济规划将决定工业区位，并控制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的城市化速度。这样城市规划实质上就被界定为一种实体—工程—建筑的基础性职业，以被审批的形式进行高度开发”[33]。然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城市及其文学的面貌又该如何叙述？就中国的“十七年”文学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及其文学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但也依然存在着关于城市的诸多想象与表述。综观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在城市个人性、日常性与消费性之外，突出地强调一种阶级性、公共性与国家风格，这显然是社会主义城市想象的重要基础。本书正是旨在突出社会主义城市文学的某种复杂性，彰显其基于不同城市类型基础上与资本主义文化构成的冲突、对抗，甚至妥协的历史关联。由此，本书也旨在通过“城市”这个文化研究的视角，解读社会主义文学，从而揭示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冲突、顺应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