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日渐成为国内学界，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1]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热点。学者们在对“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归属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也给出了很多以“历史人类学”命名的经验研究，但众说纷纭，内容庞杂，角度各异。无论是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多以社会史研究者为主），都试图从对方汲取“养分”，走出一条历史人类学学术创新之路。而汲取什么，怎样汲取，如何将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这种状况，与对历史人类学这种学术现象本身缺乏深入认识有关。
从西方学界来看，历史人类学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累积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人类学不断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2]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源流与最新发展，不仅与我国的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中西对比、比照，事实上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启示乃至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我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
对西方历史人类学进行研究，了解历史人类学在西方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观其成果、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局限性，目的不在于照抄照搬西方学者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现成解释和答案，也不是为了把我国当成西方历史人类学简单验证及应用的“实验场”，而在于获得准确把握当前西方学界变动趋向的背景知识，深入洞悉外部世界及由此来反观我们自己，[3]同时对其提出的问题及其理解方式做出新的思考，学习他们是如何创造性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为提高我们的思想力提供借鉴，[4]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创新提供理论和方法参照，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累积必要的基础条件。
就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而言，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丰富历史文献资料，在借鉴和反思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其精髓有机植入我们的学术土壤，以历史人类学为探索路径实现人类学的本土化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就我国史学界而言，如何与民族学人类学联姻，走出一条史学创新之路，也需要考察和参考西方的有关经验。
关于西方历史人类学（国内学界一般沿用英文中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来指称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国内外学界见解不一。据台湾学者林富士的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历史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结果；其二，历史人类学是某种形式的历史学，是西方“新史学”中的一部分；其三，历史人类学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历史学，而是结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一种新的“学科”（discipline）或新的研究“领域”（field）；其四，历史人类学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学科或亚学科（sub-discipline），也不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方法，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途经（approach），既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可归入人类学的版图，它代表着西方历史学和西方人类学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的合流（convergence）或复交（rapprochement）；其五，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既显示了西方历史学的“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ation），也显示了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historicized）。[5]
在笔者看来，西方历史人类学并非西方人类学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与西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能在“最新发展趋势和结果”层面等量齐观。[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历史人类学不外乎是西方人类学与历史学互相交流和借鉴的产物，因此，既存在一个西方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也存在一个西方历史学学科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尽管“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已为历史学“抢注”。[7]
一方面，上述相关见解各有所长，因为研究者各有自己的学科背景，有具体而独特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这些见解属于宏观性概论，有待细化深入，并未系统全面回答西方历史人类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术现象的问题，并未细致揭示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来龙去脉、内涵及特点。
从国内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来看，西方历史人类学也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以世界史学界、人类学界为代表）关注的热点。世界史学界多把西方历史人类学当作西方新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点关注法国年鉴学派、英美社会文化史学派等；而人类学界则多把西方历史人类学视为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重点关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过程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事实上，西方历史人类学既是西方新史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贯穿于西方人类学之中的西方人类学不断“历史化”的一种演变趋势和结果，代表着西方史学和西方人类学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逐渐合流或复交，既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也展现了西方人类学的不断“历史化”以及二战后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日益加深，是西方史学、西方人类学两个学科发展脉络由各自“独奏”到不断“协奏”的产物。西方史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共同构建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自身独特的知识传统。
在美国学界，ethnohistory，即民族史学（按照ethnology译为“民族学”的逻辑，本文将ethnohistory相应译为民族史学[8]）这种学术现象，其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同时涵盖美国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美国人类学的“历史化”，从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两个学科各自变化和彼此“协奏”的双重学科维度，以特殊案例的形式具体展示了二战以来西方史学、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相互趋近的发展态势，清晰展示出一种活态的历史人类学嬗变类型，在反思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形成与建构过程及特点中具有特殊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二战以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在少数群体族裔意识高涨、多元文化主义滥觞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民族史学（ethnohistory）不仅受到美国国家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直接干预，成为政治力量深刻影响下的重要产物，而且越来越重视与族裔政治之间的联系，重视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日渐成为为印第安人等土著代言的“族裔政治”的一部分，成为反思和解构“白人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以及重塑印第安人等他者历史主体地位的重要场域。
21世纪初“9·11”事件之后，美国白人极端主义活动日渐频繁，白人极端主义组织不断出现。复燃的白人极端主义现象（White Extremist Phenomenon）使得美国社会日趋对立化，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9]“白人中心论不断解构”与“白人极端主义复燃”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也构成了一种“悖论”。民族史学在美国学界的百年历史演变，不仅展示出受到社会政治力量制约的美国民族史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白人中心论”及“西方中心论”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不同意义的解构，也为如何看待“白人中心论解构”与“白人极端主义复燃”的“悖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历史反思视野，对于深入认识美国历史和社会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基于美国民族史学对于反思西方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形成与建构的特殊意义，基于美国民族史学在反思白人中心论不断解构、白人极端主义复燃的美国历史和社会中所展示出的特殊价值，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于美国民族史学（American ethnohistory），由此反思西方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形成与建构过程及特点，并以此推动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为推进我国历史人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为反思美国的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洞悉日趋对立的美国社会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这既是本文所要追索的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 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一词的翻译、使用及相关研究
（一）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一词的翻译与使用
从形式上看，与ethnography、ethnology、ethnic group等一样，ethnohisto ry一词是ethno类学术概念中的重要一员；与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history等一样，ethnohistory一词也是西方历史人类学概念群中的重要一员，是表征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工具之一。[10]
国内学界在涉及ethnohistory、nation history、nationalities history等相关概念的翻译及使用问题上，缺乏统一认识。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一般将ethnohistory译为“民族历史”（“民族历史学”）[11]、“民族史”（“民族史学”）[12]、“族群史研究”[13]，也有学者将之与西方“历史人类学”对等看待；[14]国内的外国史学界，有学者把ethnohistory译为“人种历史学”，[15]也有学者将nation history与中文学术语境中的“民族史”（“民族史学”）等量齐观，[16]也有学者将ethnohistory译为“族裔史”，认为在美国学界的实际研究中，ethnohistory主要关注较小的部族社会，尤其是北美土著群体的研究，因此，将ethnohistory译为“族裔史”可能更为符合20世纪50年代以后族裔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实际情况。[17]
此外，国内的民族史学界，对“民族历史”（“民族历史学”）或者“民族史”（“民族史学”）一般有两种英译方式：其一，20世纪80年代的译法多为history of nationalities或nationalities history。如，“中国民族史”被译为“history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18]“中国民族史学会”被译为“Chines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ities History”。[19]其二，近年来的译法多为ethnic history或ethnohistory。如系列丛书《中国历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的书名被译为Series of Chinese Ethnic History in Past Dynasties。在郝时远、罗贤佑主编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书名被译为Festschrift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Yuan period and ethnohistory，即用ethnohistory来表达中文学术语境中的“民族史”，ethnohistory与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Yuan（蒙元史）被并置在同一层面上。
在本文中，按照ethnology译为“民族学”的逻辑，将ethnohistory译为“民族史学”。
鉴于丁见民《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一文在论述ethnohistory译为“族裔史”的时候，参考了拙作《对西方学界“ethnohistory”一词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中的有关分析，并对国内学界的“民族历史”“民族历史学”“民族史”“民族史学”等译法提出“质疑”，[20]这里有必要对丁见民的“族裔史”译法进行回应，同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将ethnohistory译为“民族史学”的合理之处及不足之处：
族裔是中国学界的学术概念，主要用来指称和分析美国的印第安土著族群与大量移民群体，如印第安裔、华裔、日裔、意大利裔、非裔、西班牙语裔等。中文语境中的族裔既可以对应英文语境中的ethnic groups（强调群体性），也可对应descendant或origin（强调后裔），也可以对应于ethnic minor ities（强调少数族裔）。[21]
美国印第安裔的历史，称为“族裔史”自然没有问题。ethnohistory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印第安人早期历史，是可以称为“族裔史”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印第安裔”本身的用法是有问题的，易形成一种误解，即有可能把作为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误认为与华裔、日裔、非裔等一样的外来移民群体。严格意义上讲，“印第安人”并不等于“印第安裔”，使用“印第安裔”是对美国历史发展中印第安人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22]
就美国学界尤其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ethnohistory研究而言，不仅指涉美国印第安人等北美土著族群，还涉及南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土著族群。1966年“美国印第安民族史协会”（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AIEC）更名为“美国民族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ASE），充分展示了其研究对象从美国印第安人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土著族群。[23]对于美国之外的这些土著人群的历史而言，若用“族裔史”来指称，则有些牵强附会。
从词源上看，ethnohistory（民族史学）、ethnography（民族志）、ethnology（民族学）等词的前缀ethno-，源自希腊语ethnos。希腊语中的ethnos，一般被用以指称原始族群、野蛮人（barbarian），即“他者”（the Other[24]）。此类含义被保留进上述英文词汇之中。ethnohistory中的ethno不仅依然含有此类意指，还增添了“少数族群”（minority）的含义。[25]事实上，ethnohisto ry指涉的是包括美国印第安人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他者、土著、原始族群的历史，与移民群体无关，用族裔史这样一个涵盖美国印第安裔、华裔、日裔、意大利裔、非裔、西班牙语裔在内的学术概念来对应指称，并不准确，同时会陷入“少数族裔史”“族裔史”“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土著族群历史”之间关系的复杂纠结之中。
ethnology是专门研究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土著族群的学科。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用“民族学”来对应英文语境中的ethnology，已经约定俗成。按照ethnology译为“民族学”的逻辑，ethnohistory相应可以译为“民族史学”。
当然，用“民族史学”来指称ethnohistory也并非完美，也容易引起一些歧义。后文将专门检视和反思国内民族史学界在把中文“民族史学”概念译为“ethnohistory”中所存在的种种负面问题。事实上，中国民族史学界使用的民族史学，无论是研究视野、关注的问题，还是理论和方法，都与美国民族史学有着较大的不同。[26]
综上，中文语境中并无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翻译ethnohistory。本文用“民族史学”这样一个中文概念来“姑且”对应美国学界中的ethnohistory，更多的是基于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用“民族学”来指称“ethnology”，以及用“民族史学”来相应指称“ethnohistory”的一种“约定”。在本文的具体表述中，根据不同语境，为了体现或者说兼顾民族史学、民族史学概念、民族史学（经验）研究在表述“ethnohistory”上的差异，适当使用ethnohistory（即不进行翻译）、民族史学、民族史学概念、民族史学（经验）研究等不同方式来表达“ethnohistory”不同层面的内涵。
（二）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的认识与研究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的认识与研究处于零星介绍、简单触及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界主要借助苏联学者对国外民族学史的一些研究成果获得对ethnohistory的初步了解。[27]
近些年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内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者，在讨论历史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对ethnohistory有所涉及，开始关注ethnohistory。黄应贵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中，在述及ethnohistory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时指出：“在美国鲍亚士历史学派理论的影响下，有关被研究民族的历史之探讨，一直是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工作。虽然，民族历史学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并没有重要的成就与影响力，但其悠久的研究领域，终究累积出一些具理论意涵而属抽象层次的研究提纲，成为历史人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正可见于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孔恩（Bernard S.Cohn）的研究上……孔恩虽然集民族历史学研究的大成，提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之研究领域的提纲，但这些想法，必须等到萨林斯发展出文化结构论的理论观点来处理库克船长造访夏威夷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才开花结果。”[28]在叶春荣主持的台北“中研院”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研究群网站（2004年成立）上，也有一些文章，在对西方历史人类学进行介绍时，也间或涉及了ethnohistory。文章指出，人类学自博阿斯（Franz Boas）以来，无论是马克思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对历史面向的研究从未忽略，譬如ethnohistory在人类学里就有悠久的传统。庄孔韶在论述西方历史学和人类学关系的时候，提到了ethnohistory的含义和名称问题，认为“由民族史（ethnohistory）的术语及其实际研究的传统引出的问题依然涉及上述人类学和民族史/历史学的关系与内涵”[29]。张小军在论述被历史“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时强调，“20世纪30—50年代的民族史（ethnohistory）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30]。
此外，我国的一些外国史研究者，尤其是一些美国史研究者，也有一些初步的探讨。张友伦在对美国印第安史学（Indian History）进行评述的过程中，间或涉及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的一些发展情况。[31]丁见民的学术述评《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系统地展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学界（主要是美国的史学界）在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与新的阐释框架（如“边界地带”“中间区域”“相遇”等），探讨了族裔政治与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与意识形态的纠葛。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涉及并探讨了“族裔史”（ethnohistory）研究的兴起。[32]孙丽萍在国外史学名刊介绍中对美国的专业学术刊物Ethnohistory进行了简介。[33]
杨生茂[34]、郭圣铭[35]、罗凤礼[36]、李剑鸣[37]、张广智[38]、杨豫[39]等外国史学者，在对美国史学史进行评述的过程中，虽未涉及ethnohistory，但为认识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发生发展的学术环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
另外，在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很多前辈民族学人类学家，如吴文藻[40]、杨成志[41]、林惠祥[42]、孙本文和黄文山[43]、林耀华[44]、戴裔煊[45]等，在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进行引入和介绍的时候，曾深入探讨了美国人类学界的博阿斯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以及台湾又有许多学者（以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为主）对战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新变化进行介绍，对美国博阿斯学派及美国人类学的今昔发展展开综述和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吴文藻[46]、吴泽霖和张雪慧[47]、施正一[48]、杨堃[49]、陈永龄和王晓义[50]、宋蜀华[51]、李绍明[52]、乔健[53]、黄淑娉和龚佩华[54]、王庆仁[55]、何星亮[56]、孟慧英[57]、张海洋[58]、夏建中[59]、林开世[60]、陈山[61]、王铭铭[62]、和少英[63]、施琳[64]，等等。这些研究，虽未直接与ethnohistory相关联，但对深入研究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源起与流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近年来笔者曾发表了与ethnohistory相关的系列研究论文：揭示了美国“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重要影响；[65]就西方学界有关“ethnohistory”一词的诠释给出了历史考察；[66]从ethnohistory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及兴起进行了深入考察；[67]对二战前制约ethnohistory发展的美国博阿斯学派进行解析；[68]对国内学界有关“ethnohistory”的研究与认知进行综述和评析；[69]对国外学界当代民族史学观进行揭示；[70]对美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溯和反思；[71]等等。笔者的这些阶段性研究成果，一定意义上讲，开启了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的深入探究。
（三）国内学界对民族史、民族历史学的理解与英译困境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翁独健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的内涵给出了高屋建瓴式的界定：“中国民族史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当代民族和古代民族）历史的总称。……中国民族史包括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族别史，各个地区的民族史，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专史和民族关系史等项目。”[72]这种见解，基本上代表了国内民族史学界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看法。随着20世纪90年代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族群概念与民族（nation）概念差别的不断挖掘，国内民族史学界认识到中国民族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族群层面上的民族史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对外翻译中已经逐渐由原来的nationalities history转变为ethnohistory或eth nic history。[73]
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民族历史学的理解与对历史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解相伴而生：在宋蜀华看来，“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则是按照时代的顺序，运用具体的历史事实，研究和阐述某一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规律，因而是纵向的探索和研究”，同时他指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称历史民族学（historical ethnology），主要是对历史上某一民族和社群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和信仰、习俗等方面进行横向的剖析和比较研究，而且资料的来源往往是亲身经历和当事人对当时的事情的描述”[74]。杨圣敏认为，“民族历史学以古代的和已经消失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民族学的分支；历史民族学是民族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解释当前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角度和方法”[75]。白振声指出，“民族历史学是以对民族社会历史过程的纵向研究为主，不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区域内的全体民族，也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着这一程式，尤其重视对人物、事件的叙述及其因果关系的探讨。历史民族学是着眼于对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某个民族和某些民族的社会的横断面的研究，强调的是对这些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和思想文化等现象的具体描述记载，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或者是相互比较研究”。他还指出，民族历史学和历史民族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阐明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的规律。[76]
从我国教育部门的学科设置来看，民族史也主要作为专门史（二级学科）被列在了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77]
如前所述，“ethnohistory”是西方学术概念，中文语境中并无一个合适的概念与之对应。用“民族史学”来指称“ethnohistory”只能算作一种“约定俗成”。那么，中文语境中的“民族史学”用“ethnohistory”来指称是否合适？
一般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在理解和运用ethnohistory时，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记载相对缺乏的土著族群（不仅包括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包括拉丁美洲、澳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土著族群）的历史研究上，彰显的是战后以来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它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关系相对更为密切，无论是它的发生发展、还是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成果，都深深嵌入在民族学人类学脉络之中。目前而言，它并非一个独立而成熟的学科。[78]西方的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藏史（history of the Tibetan）等研究，体系相对成熟而完善，往往不被纳入“民族史学”（ethnohistory）的研究范畴，它们可能多是各自国家的外国史、世界史或者东方学研究的一部分。
相比而言，我国的民族史则主要侧重研究我国的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少数族群”的历史，如蒙古史、藏史等均属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范畴。中国的民族史涵盖范围更为广泛，研究体系更为完善，有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丰富，是一个成熟独立的隶属于历史学的学科。
就美国民族史学研究范畴而言，美国民族史学研究中有与我国传统民族史相近的部分，如从古到今的专门史研究；也有我国的民族史不能涵盖的部分，如从今到古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以及他者如何认识与建构自身历史及为什么这样建构历史的俗民史研究。[79]
因此，在笔者看来，目前国内民族史学界用Chinese ethnohistory或Chinese ethnic history来指称、来翻译中国民族史学，本身值得进一步商榷。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指称和翻译方式，还有可能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史产生理解和认识上的误区。西方学者见到Chinese ethnic history或者Chinese ethnohistory，有可能将中国民族史理解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新近发展态势，与目前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等同起来，尤其是可能将中国民族史纳入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畴，不一定能与我国历来成熟发达的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藏史（history of the Tibetan）等隶属于史学范畴的民族史研究联系起来。另外，由于ethnohistory在词源上具有“野蛮人的历史”等种族歧视色彩，本身暗含“西方中心论”思想，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批判与反思，主张换用其他词汇或者赋予它新的含义。[80]就我国的民族史而言，主要侧重研究我国的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少数族群”的历史，并无任何“野蛮人的历史”的含义。若将中国民族史译为Chinese ethnic history或者Chinese ethnohistory，有可能让西方学者误以为中国民族史内具这层意涵。
总之，中文中的“民族史”“民族史学”或“民族历史学”怎样译为英文才恰当，而ethnohistory又如何准确译成汉语，是一个仍需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81]
综上，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尚缺乏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在相关问题的认识上较为模糊，存在一定的争论乃至一些认知误区，未能看到其潜在的重要研究价值。以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形成与演变及其意义作为问题聚焦中心进行专题研究，可以促进国内学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三 国外学界对ethnohistory一词的诠释及相关研究
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界就已出现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1909年，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引介考古学系列报告《大纽约和哈德逊河下游的印第安人》时，从方法层面简要揭示了ethnohistory在那个时代的内涵。[82]总的来看，20世纪上半叶，由于当时以博阿斯为首的美国人类学界对其并不赞赏，此类研究一直发展缓慢。[83]这一时期，无论是与ethnohistory相关的经验研究，还是对ethnohistory的理论阐释，都处于原初使用阶段。西方学界对ethnohistory的广泛关注、集中介绍与深入探讨，始自其日渐凸显的20世纪50年代，与其在美国的兴起相伴而生。伴随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生发展与流变，这些追踪性的关注，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一）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的探讨，多来自民族学家，多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中出现的新方法的角度来展开。1954年女人类学家沃格林（Erminie W.Voegelin）在Ethnohistory期刊创刊卷（1954年卷）第2期上，发表专题研讨文章《一个“民族史学”家的观点》（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从民族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方法的角度对ethnohistory进行阐释，同时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兴起的一些具体特点。[84]1952年民族学家芬顿（William N.Fenton）对战前美国民族学家从事档案研究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总结了这一时期ethnohistory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85]1957年达克（Philip Dark）对ethnohistory经验研究中综合（synthesis）方法的运用进行了系统回顾。[86]1959年尤勒（Robert C.Euler）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揭示了ethnohistory在当时美国学界的具体表现。[87]
（二）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有关ethnohistory的介绍和研讨多体现在相关学会的年会论文之中。1960年11月12—13日，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举办的“美国印第安民族史学协会”（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AIEC）[88]第8届年会上，专门召开了关于ethnohistory概念的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on the Concept of Ethnohistory）。民俗学家多尔森（Richard Dorson）、历史学家沃什布恩（Wilcomb Washburn）、考古学家贝雷斯（David Baerreis）、民族学家卢里（Nancy Lurie）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专门讨论了ethnohistory的含义及其与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89]在1961年卷第3期的Ethnohistory上，利科克（Eleanor Leacock）、瓦伦丁（Charles A.Valentine）、尤尔斯（John C.Ewers）等民族学学者分别发表文章，对研讨会中的上述论文进行了集中评论。[90]在这届年会的晚宴会议上，埃根（Fred Eggan）对二战前有关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酝酿情况进行介绍，并简要回顾了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概况。[91]
1961年10月 20—21日，在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Rhode Island）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举办的美国印第安民族史学协会（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第9届年会上，召开了题为“世界其他主要地区‘民族史学’研究方法”的研讨会（symposium on Ethno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Other Major World Areas）。其中，简·范西纳（Jan Vansina）对ethnohistory在非洲开展的情况进行了介绍，[92]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N.Adams）对ethnohistory方法的拉丁美洲特色进行了总结。[93]在本届年会的晚宴会议上，民族学家芬顿（William N.Fenton）还就ethnohistory的性质、方法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94]另外，在1969年，科里斯（Peter Corris）对ethnohistory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进行简介，[95]威廉·亚当斯（William Y.Adams）对ethnohistory与非洲伊斯兰传统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96]进一步深化了这届年会的主题。
1966年 10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的第14届年会上，赖特（J.V.Wright）的论文对ethnohistory中所谓的“直接历史方法”（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进行了集中探讨。[97]
另外，在1966年卷第1/2期的Ethnohistory期刊上，斯特蒂文特（William C.Sturtevant）对人类学、历史学和ethnohistory的关系，[98]赫德森（Charles Hudson）对俗民史（folk history）与ethnohistory的关系，[99]芬顿（William N.Fenton）对田野调查、博物馆研究以及ethnohistory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100]其中，斯特蒂文特（William C.Sturtevant）的文章，是这一时期对以往ethnohistory研讨进行回顾与总结的一篇代表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斯特蒂文特还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从“民族科学”（ethnoscience）的意义上来解释和使用ethnohistory，认为ethnohistory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取向。[101]
1969年10月24日在纽约伊萨卡召开的“美国民族史学会”第17届年会上，多宾斯（Henry F.Dobyns）的会议提交论文将ethnohistory与美国当代社会问题联系起来。[102]
1968年，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史学家科恩（Bernard S.Cohn）专门撰写了词条Ethnohistory，从概念、主题、方法及与传统殖民史学的差异等方面揭示了ethno history的内涵，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回顾。[103]该文是20世纪70年代前，从历史学的角度对ethnohistory进行总体界说、对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展历程进行集中研讨的重要代表作。
（三）20世纪70年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日渐繁盛，有关讨论越来越深入。1971年卡马克（Robert M.Carmack）对民族志方法与ethnohistory方法在中美洲研究中的整合、应用进行了回顾；[104]1972年卡马克对ethnohistory的发展、定义、方法和目标进行了讨论，系统总结了ethnohistory的方法论特色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开展情况。[105]1972年，尤勒（Robert C.Euler）的文章，对20世纪50年代学界有关ethnohistory一词释义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前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展历程。[106]1973年，怀利（Kenneth C.Wylie）讨论了ethnohistory研究的应用及误用问题，彰显了口述资源在ethnohistory研究中的重要性。[107]
在20世纪70年代，又有几届年会，对以往ethnohistory的发展进行了集中讨论。1974年10月，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召开的美国民族史学会第22届年会的会长致辞上，施韦因（Karl H.Schwerin）通过对1963—1973年10年间Ethnohistory期刊所载文章的回顾和分析，对ethnohistory研究中历史分析、科学分析的价值分别进行了揭示，认为ethnohistory既可以被看作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可看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08]1978年11月3日，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举行的第26届年会上，斯波思（Ronald Spores）的会长致辞，通过分析1954—1976年Ethnohistory期刊所载的主要文章，指出“已到中年”的ethnohistory有待新的发展。[109]
1977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25届年会上，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揭示了美国历史学脉络中ethnohistory的特点。[110]在此基础上，1978年他又发表文章对之前有关ethnohistory的讨论进行综述，对美国历史学脉络中ethnohistory的代表性实证研究作品进行了评析。[111]阿克斯特尔的这两篇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前对美国历史学脉络中ethnohistory进行研讨的重要代表作。
（四）20世纪80年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ethnohistory的追踪研讨进入了新的阶段。突出表现在：其一，研究数量日渐增加，研究角度日渐扩展；其二，不再停留在ethnohistory的表层，而日渐触及ethnohistory的本质；其三，见解越来越多样化，缺乏统一认识。
斯托费尔（Richard W.Stoffle）和希姆金（Demitri B.Shimkin）对ethnohistory在非裔美洲的开展做了总结；[112]斯波思（Ronald Spores）揭示了新世界ethnohistory的特点及其与考古学的密切联系，[113]对《中美洲印第安人手册》之ethnohistory卷（1986年增补卷）进行了介绍；[114]弗格森（Raymond D.Fogelson）对ethnohistory中的“事件”与“非事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ethno-ethnohistory等概念进行了反思；[115]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揭示了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美国印第安史之间的关系，指出ethnohistory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16]
另外，克鲁克曼（Laurence Kruckman）、奎因（William W.Quinn）、伯顿（John W.Burton）、帕曼（Donald L.Parman）和普莱斯（Catherine Price）等学者的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涉及了ethnohistory，并给出了相关介绍与讨论。[117]在沃尔夫的专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中，也涉及到ethnohistory的相关讨论。[118]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耶韦特（Deborah Gewertz）和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曾对ethnohistory的本质给出了一种很具影响力的解释；[119]特里杰（Bruce G.Trigger）的《民族史学：问题和前景》（Ethnohistory：Problems and Prospects）重点揭示了ethnohistory方法的特点，[120]特里杰的另一篇文章《民族史学：未完成的大厦》（Ethnohistory：The Unfinished Edifice）主要对ethnohistory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121]西蒙斯（William S.Simmons）的《当代民族史学中的文化理论》（Culture Theory in Contemporary Ethnohistory），揭示了ethnohistory在西方文化理论演变中的重要意义；[122]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eman）《美国土著史研究的最近趋势及新动向》[该文来自杰罗姆·O·斯蒂芬编《美国的西部：新观点，新视野》（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7年再版）中第5篇论文]，对那个时代美国土著史研究的最近趋势及新动向进行总结，其中涉及ethnohistory研究的一些新情况。[123]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归纳性和总结性讨论。最有代表性的专题研讨论文是凯琦（Shepard Krech Ⅲ）的《民族史学的发展状况》（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124]以及他在《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中所撰写的词条Ethnohistory。[125]
另外，在《人类学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nthropology）中，弗宾（James D.Faubion）对科恩（Bernard S.Cohn）有关ethnohistory的见解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揭示了ethnohistory与“人类学的历史化”（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历史化的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historicization）之间的关系，指出ethnohistory将朝向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方向发展。[126]在《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志》（Goodby to Tristes Tropes：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中，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ethnohistory做出了重要诠释和分类，认为ethnohistory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27]日本女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在论述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文化概念的历史化（historicized）的时候，也涉及了ethnohistory。[128]在《美洲土著史、民族史学与情境》（Native American History，ethnohistory，and Context）中，文德（John R.Wunder）阐述了ethnohistory在美洲土著史（Native American History）研究中的诸多贡献，以及美洲土著史对ethnohistory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129]曾任Ethnohistory期刊主编长达10年之久（1998—2007）的怀特海德（Neil L.Whitehead），在他即将卸任之际（2007年底），也曾撰文，给出了ethnohistory的总结性界说，认为它标志着范式的转换（shift of paradigm）。[130]
此外，坦纳（Helen Hornbeck Tanner）对沃格林（Erminie Wheeler-Voegelin）（美国民族史学会的重要创办人之一）的学术生涯进行了系统介绍，[131]布朗（Jennifer S.H.Brown）对“民族史学家”（ethnohistorian）的一些具体特点进行了总结，[132]迈尔斯（William F.S.Miles）对ethnohistory在西非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133]凯洛格（Susan Kellogg）、钱斯（John K.Chance）、霍克西（Frederick E.Hoxie）等学者的文章也都间或涉及了ethnohistory。[134]这类相关性介绍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根据以上国外学界的相关研讨，可作如下初步推断：
第一，国外学者对ethnohistory的研讨，显示了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的发生发展与美国学界之间的密切关联。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界就开始使用ethnohistory一词，并对其进行诠释。20纪50年代，ethnohistory逐渐凸显于美国学界：不仅组建了与ethnohistory直接相关的专业学会——美国民族史学会（Amr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下来。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方面的新讨论，也有经验层面的新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日渐繁盛，有关概念讨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多。总之，美国学界是ethnohistory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展演舞台。
第二，国外学者对ethnohistory的研讨，充分说明ethnohistory的历史源头虽与民族学（ethnology）一样悠长，但它是一种在二战后才日渐凸显繁盛、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关注的学术现象。战后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既有学者自己的讨论，也有对其他学者讨论的综述；他们既考察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具体表现问题（如某些具体理论、方法），也探讨ethnohistory的一般性总体界定问题，对ethnohistory进行深入反思。尽管存在争论，也不乏共识。这也充分彰显了ethnohistory这种历史悠长、战后勃兴的学术现象的特有学术价值。
第三，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与讨论，虽数量众多，但众说纷纭。以国外学者对ethnohistory的总体界说来看，就有多种不同角度以及多种不同见解：有不少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对ethnohistory进行定性；也有学者将ethnohistory视为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有少部分学者视之为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学科；还有人将它当作二战后新的研究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paradigm）。这种众说绘纭状况的出现，与他们多注意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如某些具体理论、方法）的表现、忽视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发生发展的流变过程有关，与他们多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忽视综合研究有关。这些研究与讨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过渡性，有待拓展和深入。
第四，国外学者的研讨，多就ethnohistory本身而展开，未能将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未能发现美国民族史学在西方历史人类学中的独特地位。西方学者所揭示的ethnohistory的范式意义多是针对人类学或历史学而言的，未能充分看到ethnohistory对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式建构意义。与法国年鉴史学、英国社会史学一样，美国民族史学在西方历史人类学中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因美国民族史学自身松散杂乱等问题对其形成了负面刻板印象，存在因瑕掩瑜、见木不见林的认知误区。
第五，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发展，是美国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变化的一种折射；无论是人类学脉络中的、还是史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都能在美国ethnohistory的演变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突出展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发展轨迹及特点，是全面认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依托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这一具体视角来反思西方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形成与建构，是认识纷繁杂乱、不断流变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条重要途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全面总结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类型、特点和内涵有着重要助益。
第六，国外学者述评性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与有关的实证研究一起，共同展示了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是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发展演变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述评性探讨之中，有些还带有阶段总结的性质，因此它们往往成为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发展演变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对本课题研究而言，这些述评性研究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
由上可见，专题研究美国民族史学，不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存在研究的空间与可能。
四 研究思路和内容
鉴于目前西方学者多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表现对其进行总体界说的现状，鉴于西方学者既往提出的方法说、学科说、研究取向说、研究范式说等单一视角难以概括拥有丰富内涵、处于发展与流变之中的ethnohistory的缺陷，鉴于西方学者研究中未对ethnohistory与西方“历史人类学”之间关联进行深入考察的疏漏，笔者认为，有必要对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凸显与繁盛进行全程系统考察，对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源起、表现（学会期刊、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概念内涵、经验研究、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影响，进行多角度透视，揭示出其阶段性内涵、整体特征、演变轨迹与发展态势，给出有关ethnohistory的全面理解，给出其新的过程性的定性思考，由此反思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形成与建构。这是目前认识和界说尚在发展过程中的ethnohistory的必由途径，是进一步解析西方历史人类学诸多悬疑问题的一把钥匙。另外，专题研究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孕育、凸显与繁盛的历史演变，可以为解析美国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一种历史反思。
（一）研究思路
对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孕育、凸显与繁盛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专题研究，需要集中系统解决下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即是全面深入解析美国民族史学这种学术现象的过程。
其一，ethnohistory早在20世纪初即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出现，在二战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为什么在二战后才得以凸显？二战前ethnohistory有何种具体表现？它与二战前占据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主导的博阿斯学派之间是何种关系？
其二，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凸显与繁盛，有何具体表现？它有何种研究主题？有哪些代表性著述？概念内涵与经验研究有何特征？研究方法有何特色？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美国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在其凸显与繁盛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相对英法等其他西方国家而言，为什么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得以突出展示？
其三，进入新世纪，美国民族史学又有哪些新的表现？将有怎样的发展走向和态势？
其四，将美国民族史学放在二战以来美国及西方学术和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之下来审视，它有何作用和影响？如何看待其学术地位？如何研判它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推动意义？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它的社会影响？
其五，对于我国的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和领域而言，美国民族史学有何借鉴和启示意义？
——对这些问题的追索，相应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据此，全文分若干章节，围绕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百年发展演变历程这一中心重点问题（由上述分问题组成）展开研究。
（二）研究内容
本书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对象为美国民族史学：第一，美国民族史学孕育、凸显和繁盛的历史演变脉络；第二，美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代表性研究范式、人物著述、理论流派、经验研究、研究方法、概念诠释、研究述评；第三，美国民族史学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
全文内容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导论部分，从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若干方面，对选题意义与研究的可行性进行系统论证。
正文包括五章：
第一章《美国民族史学的源起与缓慢发展（20世纪上半叶）》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民族史学在美国学界的源起，并对这一时期即孕育阶段其缓慢发展的学术背景与社会环境进行分析。
第二章《二战后美国民族史学的兴起（20世纪50—70年代）》揭示了二战后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民族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直接诱因和具体表现，对这一时期即凸显阶段引发其日渐凸显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第三章《美国民族史学流派的形成与分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关注美国民族史学流派，分别对美国印第安人史研究中的民族史学流派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中的民族史学流派进行总结和揭示，呈现美国史学、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印第安人等土著族群历史研究上的不同路径、不同理论建树与不同影响，由此展示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繁盛阶段美国民族史学“学科分野明晰”的面相。
第四章《美国民族史学核心概念内涵的流变、经验研究的拓展与当代反思》对美国民族史学历史演变所涵盖的核心概念内涵的流变、经验研究的拓展、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转换与综合，以及美国学界对民族史学的当代反思进行揭示，由此展示处于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之中的美国民族史学“学科交融、混杂多样”的面相及“嬗变与整合”的特点。
第五章《美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趋势与影响》对美国民族史学孕育、凸显与繁盛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溯和总结，对美国民族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初步展望，揭示美国民族史学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问题与影响。
结语部分以正文研究为基础，从二战以来美国及西方学术和社会转型的视野出发，系统总结和客观评述美国民族史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归纳出一个由述而作的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新形象。同时，指出美国民族史学对于我国相关学科及领域的借鉴或启示意义。
五 研究的基本材料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材料
作为一种活态的学术运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运动，美国民族史学主要由美国民族史学百年发展中出现的代表性学术著述和相关文献展示出来。本文的研究材料和解读对象即为美国民族史学百年发展中出现的代表性学术著述和相关文献。
本文的基本研究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自1954年创刊以来，Ethnohistory期刊所刊载的代表性文章（主要包括经验研究类和史实介绍类等两大类）；第二，20世纪上半叶以及二战以来，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家有关ethnohistory的代表性经验研究（Ethnohistory期刊之外的文章和著作）；第三，二战以来美国历史学家有关ethnohistory的代表性经验研究（Ethnohistory期刊之外的文章和著作）；第四，西方学者对ethnohistory所做的述评性讨论。[135]
（二）研究方法
研究的内容、类型将决定研究的方法。[136]本文采取了与研究内容、类型相符合的方法：
第一，以文献研究为主，以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访谈、交流和讨论为辅。这主要是由本文的解读对象——美国民族史学百年发展中出现的代表性学术著述和相关文献——所决定的。
第二，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如何产生、怎样发展，本文就力求在现有条件下，在尽可能全面占有代表性材料的基础上，“如实客观”地把它描述和揭示出来，努力向它的“真实”原貌靠近。
第三，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研究外国史的学者，不仅要面对时空的制约，还要突破文化的隔膜，具备‘跨文化的同情’，才能向理解的方向前进”。[137]对处于不同语境、不同文化、不同学术传统中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和讨论，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概述与专题研究、概述与典型个案相结合。对美国学界中ethnohistory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揭示和解析，将涉及众多学者的著述，将面对众多的人物、活动和事件。为了“如实客观”地对此进行反映及准确把握，既需要粗线条勾勒出其发展脉络和轮廓，同时又需要抓住其中的关键，突出重点。
另外，注意采用历史研究与结构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在历时考察中结合横向结构剖析；注意辩证地看待问题，从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对同一事物进行分析；还注意参考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并加以细致梳理和有机吸纳。
六 研究的难点、主要创新点与意义
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演变，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研究材料（包括述评性材料）不仅繁多，而且分散零乱，这种状况掩盖着其发生发展的真实原貌。只有充分占有、合理遴选和深入分析材料，才能发掘并厘清研究线索。另外，要对处于不同语境、不同文化、不同学术传统中的学术思想进行客观介绍和评析，存在一个思维及表达转换的问题，需要大量的翻译、阐释与解读工作。再者，对交叉学科中生存发展的ethnohistory进行全面深入解析，还相应要求具有相对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和理论背景。这些都是课题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难点所在。
另外，由于美国民族史学主要由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化”和美国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来表征，因此课题研究过程中容易陷入“要不断强化民族史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同时要不断弱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复杂纠结之中。本文需要妥善处理美国民族史学、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美国史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力图展示出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形象，建构出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知识，揭示出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这也是课题研究的一个难点。[138]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客观条件[139]及研究能力的局限，本课题是参考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结合自己的专题研究的一种综合之作，是一种“述和作”的综合。这种“述和作”的综合，也可理解为在现有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学者完成外国史研究课题的一种“权宜性变通”。另外，本课题亦属于外国史学史研究范畴，“述”的内容自然会相对更为丰富。因此，合理把握“述”和“作”的关系，实现“以述为作”“由述转作”“由述而作”，既是课题研究不可回避的难点，也是课题研究的努力方向。[140]
诚如美国史研究专家李剑鸣所言，目前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整体上处于以“述”为主的阶段，[141]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如果借助本土文化的底蕴和独特的现实关怀，完全可能找到不同的视角，提出新的见解，做出新的阐释，也就是所谓‘发人之覆’和‘推陈出新’。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的优长所在”。[142]对难点的尝试性突破，相应构成了本课题的主要创新点，体现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美国民族史学”（American ethnohistory）既是本书锁定的问题研究对象，也是展开研究的核心分析工具。本书力图展示一个由述而作的“美国民族史学”。
本书基于民族史学（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展和演变，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两个学科发展脉络出发，在一个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知识与方法论为主体、[143]兼顾史学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复述中，从宏观到细部，建构出一个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新形象、一个活态的西方历史人类学嬗变类型。这既是美国史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也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尝试。
本书突破了以往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单一学科视角”（单一的西方史学脉络或者单一的西方人类学脉络，尤其是过于关注和强调法国年鉴学派、英美社会文化史等单一的西方史学脉络）和“抽象的理论事实认知模式”（视西方历史人类学为一个抽象的理论事实总体），拓宽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为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支点，对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理解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历史演变，以及深入理解美国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史学的学科发展史和最新动态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推动我国的世界史、外国史、美国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人类学、民族史学及世界民族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助益。
本书基于美国史学、美国人类学双重学科视角，系统揭示美国民族史学孕育（“民族学人类学附庸”阶段）、凸显（“学会期刊”阶段）和繁盛（“民族史学流派”阶段）的百年历史演变，全面总结美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人物著述、理论流派、经验研究、研究方法、概念诠释、研究述评，客观评价美国民族史学的学术地位和现实影响，不仅试图冲刷学界因美国民族史学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而形成的低估乃至漠视其学术地位的传统认知误区和刻板印象，重塑美国民族史学在西方历史人类学中的特有地位，彰显美国民族史学在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形成与建构中的特殊意义，而且尝试展示美国民族史学的“族裔政治”特性及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对白人中心论不断解构、白人极端主义复燃的“悖论”的美国历史和社会进行揭示，为认识美国历史和社会及其自我认知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反思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