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主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勇于和敢于承担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各国竞相以国家利益为重点所进行的合作与纷争，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问题，揭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内在逻辑依据，并为其制定国家战略提供有益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是进行该研究的历史依据；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迁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突破成为进行该研究的现实依据；如何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为开展该研究的思想依据。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历史依据

对于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能够对其形成理性认知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对国家利益本身主观认知层面的制约，又受制于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形势。所以，尽管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最高目标，但由于未能对国家利益形成系统的整体认知，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现实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的现实影响了对国家利益整体性认知的探索。这些挑战既表现在国际层面上，同时也出现在国内现实生活中。在国际层面上，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国际格局对中国新生国家政权的压力。二战后，世界呈现出美苏对抗性的国际格局，如何维护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生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主要现实命题，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家利益整体性的判断。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将国家利益认知的重点放在维护国家生存利益方面（即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主权独立），相对而言，忽视了整体国家利益中的其他内容。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对战争的记忆，一直深深影响着人们对什么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判断，导致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其他方面。在国内层面上，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现实挑战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整体性认知与维护。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以基本制度创建为重点的国家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如何完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制度创建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所以，尽管追求现代化和实现国家统一受到了积极关注，但不可否认，在当时背景下，这二者均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活动的重点。由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挑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判断及维护。

第二，对国家利益理论认知的局限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最大制约性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在国际主义精神和国家利益的认知方面纠缠不清，导致未能理性区分国家利益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理论研究也未能及时跟进，影响了对国家利益的理论界定和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其一，受苏联国家利益理论影响。在国家利益确定的问题上，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将民族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苏联理论界强调“民族是人类群体中最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因此国家利益曾一度等同于民族利益，即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利益也是先天的、自明的”。[112]这种理论认知反映了苏联在国家利益理论研究方面滞后于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的现实。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社会理论（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建设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未能吸取西方学术界在国家利益理论方面研究的合理内容，推动中国在国家利益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从决策层次来看，我国对国家利益从未做过任何官方的界定，导致了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同实际情况的脱节；从理论研究层次来看，我国对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早期主要受前苏联的影响，在术语的运用和理论的分析上用民族利益代替国家利益”。[113]此外，由于国家利益理论探索滞后于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缺乏理论支撑的结果影响了对中国实际国家利益的判断，致使长期以来国家利益仅仅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于现实之中。其二，囿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知，将原本属于国家利益内涵中精神层面内容的意识形态绝对化、凸显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理论界对国家利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合理定位。尽管无论从理论认知层面还是从现实政策层面都必须承认，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利益的维护是不可或缺的，但从国家利益整体性考察，意识形态只能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不能取代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理论界未能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明确区分，由此形成了意识形态至上的理论认知，并且具体反映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理论认知层面的偏差不仅影响了国家战略的选择，而且也导致实践中对国家利益争取和维护的偏离。另外，改革开放之后理论层面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家整体利益的争取和维护。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国内建设任务的战略调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学术界关于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为中国共产党判断国家利益、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与支撑。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取得突破，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国际层面：国际格局转换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成为呼唤研究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和实践的外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114]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国际格局悄然转换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并行不悖的趋势。国际格局转换表现为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由两大集团的对抗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随即又以其中“一极”的轰然倒塌而终结了“两极”格局。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实力追求“单极”世界，谋求国际霸权，在全球范围内以推行“普世价值”和“反恐”为名，行强权政治和国际霸权主义之实，侵蚀各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亦表现出“强强联合”的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危害发展中国家国家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全面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将发展经济，实现其经济利益确定为首要的战略目标。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如何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而展开”。[115]世界主要大国竞争的重点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由原来争取主权和维护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转向了全面争取和维护整体国家利益的竞争。国内层面：在完成国家建设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在实践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何处理近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制约改革进程的诸因素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效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理论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在我国并非理直气壮的话语，人们很容易把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牵扯在一起，过分渲染国家利益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国家利益是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和依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做出的重大转变”。[116]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国家利益问题逐渐成为国家活动的核心问题，中国国内从理论层面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不断升温，主要的理论研究是沿着两大主线展开的。其一是积极介绍和研究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理论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理论、不同时期中国处理历史事件中的国家利益考量以及具体历史人物的国家利益观展开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不仅全面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而且也为国内研究借鉴国际上国家利益理论发展的前沿成果奠定了基础。通过引进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开拓了国内理论界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学者结合现实独立探索国家利益理论的进程。随着国内理论界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了国家利益的基本问题，如区分了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念，讨论了国家利益的界定，明确了国家利益的属性等内容；关注了中苏、中美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国家利益因素；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与判断现实问题的依据，更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研究的思想依据

任何社会核心政治力量的长期执政都必须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通过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进一步建构政治合法性与应对政治合法性危机。长期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无疑是其取得、巩固政治合法性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第一，国家利益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西方学者首先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在西方，较早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学者当属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在他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117]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18]李普塞特则指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19]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政治合法性问题关注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均强调了社会成员在心理层面对政治统治的接受和认可。对于为什么人们会从内心深处对现存政治系统产生普遍认同，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的本质是社会系统对政治权力的普遍认可，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乎价值性，即政治权力只有符合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才能被民众认同；二是合乎利益性，即政治权力只有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才能被赋予合法性；三是合乎法律性，即只有符合国家法律秩序和规范的政治权力才能被民众普遍认同。[120]可见，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社会核心政治力量本身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政治绩效体现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以及政治制度能够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相反，面对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核心政治力量的建构则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合法性危机。从英国老牌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由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沦落为无关紧要的小党，到墨西哥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失去执政地位，再到苏联共产党的蜕变，这些历史事实无不说明了社会群体利益在政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性地位。而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诸如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国际利益等不同类型利益的差异与对立。寻求一种能够整合不同群体利益内容的基础与载体，则成为政党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本要求。由于利益具有自我实现要求和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源自于需要的自我满足，即任何利益都具有自我实现的本性。另一方面，任何利益的实现又都必须借助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途径，由此决定了谋求自身利益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因，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成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必备条件。这种基本矛盾的展开必然形成人们利益关系中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的冲突，即“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21]在利益基本矛盾推动下，社会关系不断演进，相对于个人利益主体而言，氏族、部落、民族、阶级、国家等不同利益群体相继出现。“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122]一方面，国家利益是复杂利益关系中具有独立性的内容，不是相关群体利益简单相加的结果；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等群体利益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针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政治系统不仅可以借助国家利益这种形式对利益关系中的差异与对立进行整合，而且可以通过国家利益的整合作用，使得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得以维护与实现。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政治已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常态的现实，所以对于任何政党而言，无论是取得、巩固政治合法性还是应对合法性危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换言之，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能够利用一定的利益调节与整合机制，把分散的、多元的甚至存在对立的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进行有机整合，进而以国家利益的形式来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已经成为其取得政治合法性、巩固政治合法性以及应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关键所在。

第二，中国共产党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种伟大成就的取得不断深化着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普遍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从1840年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改变中国命运，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但这些运动或革命由于各方面原因而先后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奋斗目标，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价值追求，前后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在无数革命先烈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基础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123]这种对于中华民族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24]这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的制度建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断创造辉煌业绩。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体现，社会文化生活逐步丰富。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改善民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125]这种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伟大成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绩认同基础。在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所带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努力拓展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空间，进而通过加入WTO构筑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平台，再到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努力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终为全方位维护国家利益奠定基础。这种着眼于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利益认同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历程诠释了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内在逻辑，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代表人民利益到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再到代表中国国家利益的逻辑演进；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积累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无论是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公共利益还是国际利益，其真正实现最终都必然落定于对国家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对此，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实践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形成理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治合法性以及应对政治合法性危机提供借鉴，确实是进行社会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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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朱炳元：《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16]张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117]转引自杨文革《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

[118][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119][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120][法]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页。

[12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2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2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