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谈及山西的文学创作，始终绕不开晋东南作家。无论承认与否，晋东南作家面前始终有一座叫作赵树理的“大山”横亘。这座“大山”既为其身后的晋东南作家们提供着足够的养分，又永远地成为其身后的晋东南作家们的“焦虑”。本书所研究的七位作家赵瑜、葛水平、郭俊明、宋福聚、刘潞生、聂尔、索鹏祥皆置身于上述之汲取与焦虑的语境之中。

七位作家，与赵树理相同，其创作呈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强调现实性，重视普通民众接受的特点。他们的文本非常强调生动地描写普通民众的生活。这样的文学书写，正如杜学文先生在《文学的百年流变——从山西的文学发展看百年中国文学的演变》中所言的“在不自觉之间解决了新文学如何让大众接受认可的问题”。就其创作立场而言，七位作家虽是作为民众中的“有文化者”而存在，但其出身是与晋东南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其情感、立场是与普通民众相一致的。这样的经历、情感和立场就决定了他们能够将自我所熟悉的民众生活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但这些作家的立场与价值绝不仅于此。就创作技巧而言，七位作家深受赵树理的影响，非常注意吸收和采纳中国传统主导文化文本、精英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的创作技巧。在其叙事中非常强调故事情节的巧妙构架和人物性格的生动凸显。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读者在接受文本的过程中，能够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自己是在读一个什么故事，自己能从中弄懂什么问题。加之，作家们的语言大多是民众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语言，能指和所指对应性极强，就可读性而言是普通读者可以接受的。就其文学语言而言，七位作家也深受赵树理文本的影响。赵树理通过其文本创作，不仅使现代汉语更规范典雅、明晰易懂，且在充分汲取民间语言的基础之上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保持了其鲜活生动的品格。这一点是赵树理的突出贡献（杜学文语）。作为后辈的作家们学习并创新这样的语言对于自身的文学道路的通达是大有裨益的。学习赵树理式的文学语言对于立志书写大众喜爱的文学文本，解决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问题，非常有好处的。这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们所面临的走向民众、走向社会，使民众接受当代文学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上述七位作家在文本语言的独特性问题上解决得不好，这是他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上所言，是本书所涉及的七位作家可以从赵树理身上汲取的营养。

“焦虑”在他们身上也是应该存在的，主要呈现为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读者是否接受自己文学文本的“焦虑”；第二方面是自己的文本与创作语境是否相适应的“焦虑”；第三方面才是如何面对和超越赵树理的“焦虑”。

第一方面的“焦虑”是所有作家共有的。赵树理解决这种“焦虑”的途径是可供参考的。在中国新文学的文本创作中，赵树理自觉地意识到了新文学被大众接受的问题，于是立志要写那些能够让民众喜欢的作品，因而较好地解决了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所以才推动新文学走向民众、走向社会，使其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在本书所研究的七位作家中，只有宋福聚可以处理这种“焦虑”，但是他的处理是依靠了创作体裁的转型。宋福聚创作起步之初是历史题材小说。他的最新一部小说是创作于2010年的《赵氏孤儿》。之后其创作的中心转移到了电视剧本，对小说再无多少涉猎。在电视剧本创作中，宋福聚虽然依旧固守了历史题材，创作了《光影》《霍去病》等文本，也收获着一定数量的普通电视观众，但是这种收获更多的是文本媒介之功。而其他六位作家一直固守着传统体裁中的小说、散文创作，他们的文本影响力只能是停留于爱好者与研究者圈子中，可是这个圈子并不大。他们并没有办法达到赵树理的影响力水平。原因虽可说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必然包含着当下中国当代多元化文化对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这一维度，这是赵树理从来不曾遇到过的。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年）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的符号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的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四个层面或类型：一是主导文化，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制作而成，尤其注重满足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俗文化，代表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的通俗趣味。从文化价值看，这四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存在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

赵树理时代，我国文化类型相对而言不仅比较单一，且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互渗明显。也许，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在自己闲暇时会主动手捧一本小说来阅读，也可能和自己身边的人彼此交流共同读过的那部小说的人物形象或心得感受，甚至可能给自己的子女讲述自己读过的小说故事。但是在当下，闲暇时有时间阅读小说的人已经成了少数，看电视、看电影、浏览网页、看抖音是多数人的娱乐选择。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对当下人们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文化类型的多元要求文本创作的多元。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自己文本的文化类型问题。这是第二方面的焦虑。如何抉择自己文本的文化类型？如何选择自己文本的书写内容？如何吸引读者阅读意愿？这些问题恐怕是在作家们“写”之前就需要注意到的，也不是一句短短的“时代不同了，由读者去吧！”的话语可以掩盖掉其无奈的。这里涉及了作家的生存问题。

作家们，不只是本书涉及的七位作家，其文本写作就必须面对上述类型的文化，其中特别是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导论》中，王一川先生认为大众文化拥有六个特征：第一，大众媒介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二，商品性，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商品，是当今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第三，流行性，大众文化可以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在一定时段的一定公众群体中风行开来，形成时尚潮流；第四，类型性，大众文化是按照固定的种类或类属的模型打造的；第五，娱乐性，大众文化总是追求广义上的娱乐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和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第六，双向互动性，大众文化依赖国际互联网现代大众传媒平台、电影电视传统媒体平台和移动网络新兴媒介平台实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播。

作家们如何面对大众文化对阅读群体的吸引和分流？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可以坚守对主导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传播。这种立场也是笔者喜爱和钦佩的。我们当下的社会确实需要一部分坚守着冷静的观察者、理性的沉思者和冷峻的批判者。但是这些观察者、沉思者和批判者就需要做好不会被忠实的拥趸众星捧月的冷处理的准备。

但据笔者观察，这方面的焦虑都是作为晋东南文学现状关注者的一厢情愿的提醒，作家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焦虑而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体和题材。之所以坚守，我认为是由于对大众文化的轻视。当前虽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在学术上探索大众文化，但是要打心眼里接受，恐怕还是有困难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依然认为它低俗。但是有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大众文化已经真实地成为我国公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认识大众文化，就无法完整地认识我国当下的生活状况。文学作品，众所周知，是我们生活的反映。我们的作家们内心中如果不接纳大众文化，不去动心思了解、解读大众文化，恐怕自己的创作题材是非常受限的。由于题材的受限更会导致读者接纳、作家在晋东南地区的影响力和山西文学被冷落等问题。作家们的坚守令人敬佩，同时也令人遗憾，我们这里就不能有一名大众文化文本的书写者？但愿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第三方面的“焦虑”的的确确值得焦虑，但也只能是焦虑。我们的作家有勇气、有能力和有机会超越赵树理吗？但是也不能如此言之凿凿。

上述是对晋东南文学现状的思考，再谈谈我们的这本书和我们这些人。

值此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黄金时机，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渴望为晋东南文学研究增添新气象。晋东南地区的文学创作如同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样迅猛，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涌现出了报告文学家赵瑜先生、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水平女士等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用自己的才华书写着晋东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自己童年青年的记忆和对当下生活的体验，而且始终有一批在本地享有盛名的作家，诸如郭俊明、刘潞生、索鹏祥、聂尔、宋福聚等人，他们也在用自己的笔触抚触着晋东南大地，用自己的情感体贴着晋东南的百姓生活，用自己的精力记录并创造着晋东南地区的乡土文化。这些作家们所从事的正是当下文学研究界所承认并研究的“底层写作”。“底层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作家们倾心表达的热点领域，而且“底层写作”的研究也仍然处于热潮之中，其争鸣之势尚未见有任何消隐的迹象。我们的这本书就是从“底层写作”的视野出发，探究这些作家们的创作维度——他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底层和底层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发现赵瑜先生关注影响底层生活的热点事件，这一点和赵树理极其相仿；葛水平始终在用自己细腻的情感描写着底层的琐碎生活；郭俊明关注底层市民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刘潞生一直对晋东南文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着忠实的记录，为后来的研究者保存资料；索鹏祥的《我是农民》写出了底层农民生活的困境，引人叹息；聂尔则用散文作者的情感和感性的语言赞颂着晋东南这片土地；宋福聚着重发掘晋东南的历史人物，以使读者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去为鹄的。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们始终没有脱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晋东南大地，忠实地记录着这片沃土。同时，他们虽都书写晋东南，但其精神向度却是毫不相同的。赵瑜用自己扎实的调查功夫和追根究底的信念揭开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葛水平对底层生活进行着形而上思考；郭俊明负责通过描摹底层政治事件的原貌引发读者的深思；刘潞生则是对上党文学创作成果的经验总结；索鹏祥书写农民生活困境引人唏嘘；聂尔对土地的赞颂和思考引人入胜；宋福聚的挖掘使我们清醒自己的来处。这是本书研究晋东南作家们的精神向度。我们渴望经过自己的梳理，让更多的人了解晋东南的文学现状。

我们将本书取名为《新时期晋东南作家的创作维度和精神向度》，旨在为晋东南地区的文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本书并不是一个人的专著，而是由六位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合力完成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担心由一人无力完成对七位作家作品的解析，而是害怕无法达成“术业有专攻”。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个人思维模式的相对固定，没有办法呈现晋东南文学作家们创作的丰富性、视野的开放性和题材的多元性。由六名教师合力完成，既能够有专攻，又能够呈现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多样性，这是与文学创作同构的。

本书所有章节撰写者均为长治学院中文系赵树理研究所的成员。赵树理研究所是于2016年重新成立的。在赵树理文学研究所还没有被批准成立之前，我们中文系的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就集中在一起商议，将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初步设定为上党作家的文学创作、文本解读和文学思想。研究所成立之后，我们坚定了上述目标。之所以定位于上党作家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我们学院的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定位，为地方文化服务的目标；第二，我们的天然优势。我们时刻浸染于上党地域文化、生活于上党民俗中。对于上党作家们所书写的生活我们有着切身的体认，对于上党作家们描绘的风土我们有着天然的亲昵。我们知道作家在说什么，我们知道作家们想表达什么，我们能理解他们。同时，我们研究上党作家也是有私心的。我们认为本书的写作有四重意义：第一，对我们学院的意义。作为中文系的教师，作为赵树理文学研究所的成员，我们首先是长治学院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遵照学院建设地方性本科院校服务地方文化的发展规划，运用我们的专业技能，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长治学院是上党地区唯一的综合类本科院校，我们学院应该树立自己在上党地区的独特影响力和响亮声誉，如何树立？就要靠我们学校教师的自觉和努力。为了学院的声名，我们付出得心甘情愿。第二，对长治文学的意义。当下的上党地区文学创作非常繁荣。繁荣的文学创作是以作家们的辛勤创造为前提的。这些作家对长治社会的反映、对上党风貌的呈现、对地域文化的书写、对人文景观的建构，都通过其文本为广大的读者呈示了出来。阅读这些文本，我们震撼于这些作家书写生活的细致，钦佩于这些作家人文关怀的深厚。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广大的文学研究者并没有足够地重视这些作家的文本内涵，没有精心地爬梳这些作家的心路历程，没有细致地探析这些作家的人文情怀，更没有在这些作家的引领下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上党风土人情细致体察。正是基于上述遗憾，更是基于对上党大地的深深眷恋之意，拳拳赤子之心，我们沉迷于上党作家的丰富书写，立志于对其展开深层次的解读，进而探究这些作家的创作维度与精神向度。第三，对我们赵树理文学研究所的意义。我们研究所刚刚成立，与学院的其他研究所相比，我们还很稚嫩。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渴望做出些成果，这样既可以坚定自己走下去的信念，又可以回报学院和中文系领导对我们这些成员的信任。成立赵树理研究所，让我们每位成员的地域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有开展的场所并凝聚为团队的力量。第四，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古诗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本书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集体合作的第一次尝试。尽管致力于上党地域文学研究的计划我们早已制订，翔实研究上述作家的目标我们早已明确，细致的研究工作我们已经展开，原本打算尽量在今年寻找一个刊物为我们做论文专辑，现在既然学校给我们这样一个出版机会，我们就可以将专辑和专著的撰写一并实现，这将是我们新成立的赵树理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成果。我们期待得到专家和学院的支持。本书七部分的撰写分工如下：

对赵瑜和宋福聚的研究由赵栋栋完成；对葛水平的研究由张林霞和赵栋栋完成；对郭俊明的研究由李拉利完成；对聂尔的研究由申莉莉完成；对刘潞生的研究由李刚完成；对索鹏祥的研究由杨根红完成。在此对各位精诚合作者表示真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