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一）历史背景

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知识界思想认同具有追本溯源的学理意蕴。无论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还是任何一种具体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理论创制与思想传播，都离不开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阶层、思想家、知识分子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自觉作为、继往开来、返本开新，将整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多元多样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它是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然而，伴随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与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别国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其具体表现形态也纷繁复杂、参差不齐。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具有思想的延展性和精神的引领性，一旦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突破一定的范围与限度，得不到合理调控与整合，则后果堪忧，细思极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经验表明，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防线被攻破开始的。适值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必须要尊重、信任、包容、理解知识分子，必须要高度重视对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引领与建构。

（二）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诸多新动向和新面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断裂”等各种声音试图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再描述、再阐释，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与多变态势。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历史传统与现代秩序在差异中共生共存，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版图”。

当代中国知识界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深刻变迁——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文精神”大讨论、大众文化的兴起、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些历史变迁与社会事件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沉浮，也影响着知识界文化主体的生存境遇、价值追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有关部门将知识分子的学历标准底线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中专提高到了大专程度。毫无疑问，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校研究生和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数量急剧攀升，反映了知识分子学历结构的优化。以在校研究生[4]的数量为例，1978年在校研究生为1.1万人，2017年在校研究生为263.9561万人。[5]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年度在校研究生数量增幅接近240倍。“目前，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超过1.7亿，他们广泛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6]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担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进步思想观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着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的独特作用。

当前知识分子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同时，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与思想分化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有所反映。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较量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真理性日益彰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改变策略，日益倚重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渗透的重要特点。”[7]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那些思想活跃、具有西化倾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往往成为西方国家“青睐”的对象，少数意志薄弱、历史方向感迷失的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模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制造思想混乱，诋毁、污蔑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矮化、曲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不仅背叛知识分子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而且背叛知识分子心系国家的良知操守。从学者到明星、从媒体从业者到人民教师、从文艺工作者到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队伍中，偏离、背叛社会主导价值观与主导思想的错误倾向时有发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风气渐长，出现了浮躁、媚俗等不良倾向，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人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

知识分子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和政治嗅觉，对特定的社会现象总会提出基于自身认知与实践的理论解释或者价值判断，对社会主导思想——意识形态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张力由此产生。但这种张力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二元对立的关系，只是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认可或者抵制、排斥某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不是单体形态的思想运动，而是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践的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着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发展道路和理论立场的倾向性问题。所谓倾向性问题“就是事关政治方向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是其集中表现）、主义之争（根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道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8]。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等反动思想倾向。这些思想体系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思想之争、主义之争，这些争论背后的话语主体多是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化主体——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

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功勋卓著的事实面前，却极不相称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弱化和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目光偏斜”。

为此，本书选择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作为研究内容，研究初衷与理论旨趣在于寻求知识分子与社会主导思想的双向思想运动。一方面，从文化主体的角度，深入研究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寻求“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从思想认同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知识分子，使之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觉作为、主动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创新与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