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绕“诸城十老”群体的研究成果

最早对“诸城十老”进行整体评价的是乾隆《诸城县志·艺文考》。其云：“我朝文运丕兴，文教弥隆，经学不少而诗集尤富，丁野鹤开于前，李渔村继于后，刘镜菴、徐栩野、丘氏父子、张氏兄弟，皆分道扬镳，鼓吹休明。”[15]而学界围绕“诸城十老”这一诗人群体进行整体研究，则起步较晚，成果较少。

从目前可见资料来看，最早围绕“诸城十老”这一诗人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的，当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且研究成果多出自兰州大学的张崇琛之手。其《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16]一文，首先探究了明清之际诸城遗民的特征、活动以及思想，然后介绍了其中与蒲松龄关系密切的遗民李之藻、张贞、孙瑚、奚林等，并分析了诸城遗民对蒲松龄思想、民族意识以及创作的影响。其《蒲松龄的诸城之行》[17]一文，则从蒲松龄的《超然台》一诗入手，考证认为蒲松龄于康熙十一年四月游崂山途经诸城时，应该与诸城文士有过接触。其《王渔洋与诸城人士交往考略》[18]一文，先是探究了王士禛与诸城的渊源，然后介绍了王士禛与丁耀亢、丘石常、李澄中、刘翼明、张侗等诸城诗人交往的情形。

进入21世纪后，围绕“诸城十老”群体研究的成果依然不多，但已经注意将“诸城十老”放置于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来进行总体研究。如张兵的《清初山左遗民诗群的分布态势与创作特征》[19]一文，特地介绍了以“诸城十老”为代表的诸城遗民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活动，认为“诸城十老”对新王朝敌视态度的淡化和对名节观念的变通，与清王朝入关后的残酷屠杀有关，也与清初时局的变化和清王朝的怀柔政策有关。刘家忠的《“诸城十老”的文学活动与清初遗民的纠结心态》[20]一文，指出“诸城十老”作为一个遗民群体，面对清廷政权的统治，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始终固守“夷夏之防”、心存浓浓的遗民情结；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由早期的图谋复明转向消极避世和对清廷政权的无奈接受。于海洋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诸城文学研究》[21]，主要探讨明末清初易代背景下诸城文坛的基本面貌、诸城文人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以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共性与个性等方面，并重点分析了丁耀亢、李澄中、丘石常、张侗、刘翼明等人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