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经》“二南”总论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优秀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许多方面的现实，不仅是我国诗歌宝库中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而且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史料渊薮。从文学的角度看，《诗经》是中国文学之源，朱东润先生曾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1]从史学的角度看，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读诗法之三”中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之尺度。”[2]

但是，作为一部经典，由于产生的时代久远，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今天的人在阅读这部典籍时，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文字的、语言的、意象的、民俗的等。关于这些阅读障碍，清代学者皮锡瑞总结为“诗经八难”。他在《经学通论》一书中论《诗经》时，有“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一条作了论述，兹引如下：

《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此《诗》之难明者一也。

汉初传经，皆止一家，《易》出田何，《书》出伏生，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书》惟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数。《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其实皆不必分，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此《诗》之难明者二也。

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犹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弗传，未尝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详，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此《诗》之难明者三也。

郑君作《笺》，以《毛》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改经字，多因《鲁》《韩》，所谓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创新解。郑学杂糅今古，难尽剖析源流，此《诗》之难明者四也。

他经之疏，专主一家，惟《诗》毛郑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义》，兼主《传笺》。《毛》无明文，而《孔疏》云，《毛》以为者，大率本于王肃，名为申毛，实则申王。王好与郑立异，或毛意与郑不异，又强执以为异，即分门户未易折衷，此《诗》之难明者五也。

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杀。案朱子《集传》，间本三家，实亦有胜于毛郑者，而汉宋强争，今古莫辨，此《诗》之难明者六也。

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国初崇尚古学，陈启源等仍主《毛诗》，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陈奂《毛氏传疏》尤备。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补以笺疏，或且强《韩》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然止能搜求断简，未能解释全经。《毛》既简略不详，三家尤丛残难拾。故于毛郑通其故训，于三家莫证其微言，此《诗》之难明者七也。

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然序亦不尽出毛公。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于《丝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以下卫宏续作，或止用首句而弃其馀，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质、郑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与马郑古文书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东海，此《诗》之难明者八也。[3]

他的这段话，集中代表了后人对《诗经》阅读困难的认识。在皮锡瑞之后，当代台湾学者季旭升在《诗经古义新证》一书里，在皮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难”：“一是古学难明”“一是文字难明”“一是文学技巧难明”“一是兴义难明”[4]。

除了皮氏、季氏的观点之外，《诗经》里还有许多问题难以分明，几成公案，如孔子是否编订《诗经》（即“删诗说”），《国风》是否为民歌，《商颂》之作年等，历朝历代，众说纷纭。汉儒、宋儒、清儒论《诗》，有继承，但分歧也多，加之后世文人，比附发挥，伪说甚多，纠纷益滋而原意益晦，研究它们，甚至比研究《诗经》305篇本身还要困难。

《诗经》作为儒学的“圣经”，文学的“圣典”，其价值和地位是公认的，应该从何处着手研究，值得注意。笔者以为，弄清楚它的产生时代和地域性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探讨和正确认识《诗经》思想内容确切含义的基础。

关于《诗经》各部分的产生，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既有不少的真知灼见，也存在一些偏颇迂曲之说。关于《国风》中《周南》《召南》（以下简称“二南”）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就是争议分歧较大的问题。在此，我们拟从先秦史料、历代著述及古典文物等多方面，结合“二南”的具体内容进行文学、历史及地理诸方面的考订和分析，由“二南”产生的源流及地域性来探讨《诗经》与汉中及汉水流域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诗经》广泛的地域性有一些新的认识，对先秦汉中及汉水流域的历史研究亦是一个补充或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