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首；包括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分十五“国风”，有诗160 首；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首；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 首。这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代表。自《诗经》产生以来，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长盛不衰，至今已成为一门显学，专门之学——“《诗经》学”，与“易学”“红学”“佛学”等并列。
在古代文献四部中，经部列有“诗类”，收录研究《诗经》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诗经》著作62 部；续修《四库全书》著录《诗经》著作106 部。台湾蒋秋华、王清信纂辑的《清代诗经著述现存版本目录初稿》收录清人《诗经》研究专著527种。[1]牟玉亭编撰的《中国历代诗经著述存佚书目》收录历代《诗经》著作1647 种，现存824 种。[2]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寇淑慧女士编有《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3]一书，收录1900—2000年关于《诗经》研究之专著与论文5729 条。夏传才、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提要》[4]一书，收录历代《诗经》研究著作500多部，并对著录之书撰写了提要。据不完全统计，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的著作不下千余种，这还不包括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的《诗经》学著作。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从《诗经》学的基本问题到《诗经》的文学艺术审美，再到《诗经》的文化研究，涉猎的内容越来越多。而把《诗经》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是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的开拓和创新，它既深化了《诗经》的文学内涵，又能够在地域文化的视域下，分析其新的文化价值，在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而《诗经》则代表了这个地区的古代文化。然而，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发展，各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加之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地下文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学者们已经开始修正过去那种不完整的结论，并认为分布于中华大地上的古代文明摇篮不仅仅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有着众多的文明发祥地。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诗经》的价值有了更新的认识，也就是说，《诗经》不仅代表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而且保存了其他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珍贵文字记录。
汉水是中国古代江淮河汉四大河流之一，汉水全长1500 多公里，流域面积17 万多平方公里，流经地域覆盖陕、甘、川、豫、鄂5省79个县市。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钟祥以下为下游。汉水流域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空间，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该区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发祥地之一，坐落在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十堰等重要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汉水的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历年来的考古发现，分布着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商代、周代、战国、秦汉乃至以后各代的大量文化遗址和遗存，还有商周时期许多古方国的遗存。对于这个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前人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主要是对战国以后历史的研究，因为战国以后的历史，有比较多的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也看到，关于这个地区商周时代的历史文化状况，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考古发现的一度缺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已有的宝贵历史文献认识和利用的不足。对于《诗经》这样一部本来保存了有关江汉流域历史文化的史诗文献，自然应该在研究江汉流域的历史时予以高度重视。如果只认为它代表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那么自然在研究江汉流域的历史时，就会被忽视和冷落。
在《诗经》中有很多描写该流域的诗篇，《大雅·旱麓》篇所写的汉山，《沔水》篇所写的丙穴嘉鱼等都在今天的汉中境内。《周南》中的《汉广》篇，描写了一位汉水女神的形象，这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关于河流的女神形象。对汉水边的这位“游女”，人们不仅仅把她看作一个具体的女子，而且在后世的学者看来，她就是一位女神，是给汉水人民带来庇护和福祉的神女，并赋予她很多的美丽传说。魏晋时期，以汉水女神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尤其是曹植《洛神赋》中“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是以汉水女神为比拟对象的。此后，许多文学家、诗人都有咏叹汉水女神的作品。从《诗经·大东》篇所言的“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中可知，“汉”“织女”都与汉水上游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时代不仅把汉水比作了天上的银河，而且织女的形象也以神奇的形式出现，成为后世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雏形。《正月》《十月之交》《瞻卬》等篇所写的周幽王时的褒姒，就是汉中古褒国的美女，留下了“烽火戏诸侯”“千金一笑”的历史典故，虽然后人用“女人祸水”论来看待她，但褒姒的历史地位及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汉水中上游交汇地区的十堰市房县，产生了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周宣王的辅臣、西周太师尹吉甫。据现代学者们考证，《诗经》的产地就在房县，尹吉甫还被称为“中华诗祖”。而房县还在搜集整理许多被认为是《诗经》的佚歌，这些佚歌还在该地传唱着。
《诗经》中《周南》和《召南》（以下简称“二南”）由于在其中所处的独特地位，对其的研究受到近代以来学人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典进行了反思，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思潮，《诗经》也是重点之一。顾颉刚、郑振铎等人对《国风》“二南”的研究还原了诗歌的文学特性，对后来的《诗经》研究影响甚大。之后，闻一多、于省吾、朱东润、陆侃如、郭沫若等对“二南”的研究，又有新的突破。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匡斋尺牍》等对诗义的阐发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研究者有许多启迪。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与地下考古资料对“二南”许多作品进行考证，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朱东润大胆质疑，提出国风非出自民间的观点，后人多有从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对“二南”独立性问题的研究，引发了后来研究者的不断探讨。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著中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用《诗经》中的材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来建构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说，对许多篇章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意译。但在后来一个时期里，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用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对《诗经》及“二南”的研究，使《诗经》研究的质量下滑，走入了低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诗经》研究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新方法，学者们的认识也出现了视角多元化、新颖化的特点，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二南”，如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从兴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及其对诗歌艺术发展的影响角度，探究诗的兴象内涵，为探求诗义提供了线索。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从大量语源学资料出发，通过对《诗经》与原始文化关系的深入考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王政《〈诗经〉文化人类学》继承了闻一多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语言学、考古学、植物学、医学及历史史料与人类学的资料，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试图破解《诗经》的诸多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学者从语言学、训诂学角度研究《诗经》。王力的《诗经韵读》在系统详尽地分析《诗经》押韵规则的同时，对其中各篇章词句标注了具体韵部，是其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范例。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向熹《诗经语文论集》是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诗经》语言以及有关问题的专著，除考察《诗经》文字、词汇、句式、语法之外，还广泛涉及音韵、章法和修辞等。郭晋稀《诗经蠡测》以声韵、训诂、史实并重的方法，对《诗经》中的重点、难点或疑而未决处进行考证与诠释。
有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从不同侧面就《诗经》所遗存的民俗文化现象和有关疑难问题展开论证，部分章节还揭示了民俗的宗教文化根源。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展示了《诗经》所反映的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再现了《诗经》民俗文化内涵及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吴晓峰《〈诗经〉“二南”礼俗研究》对《诗经》“二南”所载礼俗进行了深入发掘，充分反映出周代社会生活中礼与俗相互结合的性质。
从考古发现角度，通过考古研究成果，人们对于《诗经》时代的历史和社会性质，诸如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矛盾状况以及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学研究成果直接解决《诗经》本身的有关问题，如具体解决作品的文本、时代、题旨、诗义以及有关的名物、训话、典章、制度等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而考古发现提供的铁的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是”或“证非”，从而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推动《诗经》研究的发展。安徽阜阳汉简、敦煌经卷写本对《诗经》文本异文的辨识、传播系统的考察等都有重要的作用。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孔子对《诗经》的评论，与《论语》都有很大的不同，对《诗经》及“二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的文献资料与研究著作，还有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及其文献价值》（载《敦煌文学文献丛稿》），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黄怀信《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家〈诗〉学研究》，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等。总而言之，正是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使我们认识到《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文本演变的内在规律，以及流传状况，后人对诗义、诗旨的解读评论等，为完整全面地理解《诗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研究角度，还有如心理学、植物学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也很丰富。针对《国风》“二南”的研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百链图书馆等检索出关于《诗经》“二南”的期刊论文有40 多篇，主要是对“二南”的地域、时代、诗旨、周代礼俗、婚恋诗、艺术手法等的研究。
在《诗经》“二南”研究中，与其产生地域，尤其是与汉水流域相联系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论文有刘昌安《“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5]，梁中效《〈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6]，朱全国《浅议〈诗经〉与汉水的关系》[7]，桂珍明、刘勇《从〈诗经〉看先秦时期汉水流域文化特征》[8]，邓亢、武凌芸《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9]，桂珍明、杨名、张丽娜《从〈诗经〉“二南”看汉水上游与秦楚、巴蜀文化的关系》[10]，赵阳《〈诗经〉与汉水文明关系浅谈》[11]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在探讨“二南”与楚文化和巴文化、“二南”与楚风、“二南”与楚歌的关系时，涉及汉水流域，如蔡靖泉《〈诗经〉“二南”中的楚歌》[12]，欧雪松《〈诗经·国风〉中为何没有“楚风”》[13]，龙文玲《论〈诗经〉“二南”与楚歌》[14]，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15]，唐世贵《从〈诗经〉“周南”、“召南”看楚风与巴蜀文化之关系》[16]，张强《〈诗〉“二南”考论》[17]，郑志强、周颖《〈周南〉〈召南〉之“南”正义——兼论二〈南〉与“楚风”的关系》[18]，王剑锋《〈国风〉与“楚风”和楚文化关系综论》[19]，王泽强《〈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20]，雷莎《〈诗经〉中“二南”即楚风论辩》[21]，刘娟《〈诗〉二南再考论》[22]，陈国志《〈诗经·二南〉中的巴地民歌文化考论》[23]，何易展《〈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24]等，这些文章在辨析“二南”与巴楚文化和楚风的关系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给人以启发，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的专著与期刊文章论及“二南”及汉水流域文化外，还有一些硕博论文也把“二南”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勇五《〈诗经〉“周南”“召南”名义、地域及时代考》[25]分三个部分对“二南”的名义、地域、时代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是对“二南”名义研究的考察，分析了从战国到近现代阐释“二南”名义的八种学说和这些学说的演变、传承。第二部分对“二南”地域研究的考察，提出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四个主要学说，并对这四个学说进行了分析、辨正。第三部分是对“二南”时代研究的考察，提供了关于产生年代的四种主要学说，并对它们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论文资料丰富，论证有力，显示了较好的学术功力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在对“二南”地域问题的评判上还有待深入。吴晓峰《〈诗经〉“二南”篇所载礼俗研究》[26]研究了“二南”中的礼俗问题，认为“二南”所载各种民俗内容集中体现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是西周礼乐精神的代表和反映。该文的研究使我们充分认识了周代社会有关生产生活的情况，揭示出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的民俗文化特征。该文尽管不是对“二南”地域问题的探讨，但其第一章还是集中探讨了“二南”释义及地域问题。该文细致梳理了前人对“二南”地域的不同解说，坚持传统的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观点，肯定了今人金景芳的论述，并对金景芳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持论平稳，分析也见功力。张春珍《二南诗论》[27]主要探讨了“二南”的命名、创作时间及地位和特点。在分析“二南”的命名问题时，分别解释了“周”“召”和“南”的名义，对“周”和“召”的名义总结出两种说法，对“南”的命名概括了五种说法，并对这些说法进行深入考察分析。该文基本上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认同“二南”作为地域的合理性，并对“南国说”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认为“二南”作品是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作品。该文注意吸纳了历代的观点和现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引证的资料丰富，论证充分，持论也较公允。郑丽娟《〈诗经〉“二南”与周代礼乐文化》[28]是把《诗经》“二南”放在周代礼乐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综合研究，在论及“二南”的地域问题时，该文认为，周南、召南的得名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南即成周以南，依孔颖达《正义》所言“召是周内之别名”，召南应是成周以南即周人观念中“南国”的一部分，故把周南和召南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更为恰当。这种看法也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与完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昌礼《〈诗经·二南〉研究》[29]有一个专章论证“二南”的地域及文化特征。该文在“二南”地域考辨的基础上，对“二南”诗歌的源流、“二南”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二南”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其结论是：“二南”地域本属江汉流域，其文化主要源于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长期交融的过程中，“二南”渗入一些北方文化的因子，但它的文化血液仍有着南方文化的基因，表现出强烈的南方地域文化特征。该文的观点虽然没有新的突破，但对各种观点的辨析，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辛娜娜《〈诗经·二南〉研究》[30]在对“二南”地域进行论证时，从西周初年的诸监制度与分封制度及“二南”诗篇的内证方面论述“二南”是江汉流域姬、姜姓诸侯国的诗。虽然“江汉流域说”不是新的观点，但在论证过程中，结合史料的外证与作品的内证，论析精当，扩展了视野，使此论点更加充实可信。戚小漫《〈诗经·二南〉婚恋诗研究》[31]集中探讨了“二南”中涉及婚恋内容的18 首诗，认为“二南”作品是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部，从地理环境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刘茜茜《〈诗经〉“二南”若干问题研究》[32]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二南”名义、地域，并选取重要的诗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二南”是周、召二公据流行于江汉流域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音乐而改制的乐调，“二南”诗的产地为今陕西境内、河南境内、江汉流域。此观点也是借鉴前人的说法，并没有新的突破。其他还有六七篇硕士学位论文也论及“二南”，限于讨论的重点所在，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从“二南”的文本出发，结合历史地理与地方史志，对其做系统、细致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笔者以为，《诗经》作为高等院校文科各有关专业的重要教材之一，不仅要在课堂上让学生领悟这部典籍高超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地处汉水流域的陕西理工大学，更应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视这部文化经典，承担起高校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诗经》这部文化典籍中的“二南”及其他篇章，与包括汉中在内的汉水流域的商周时代有密切的关系，认真探讨“二南”及其他《诗经》作品，对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进一步讲，对于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历年的教学科研中，对《诗经》中“周南”“召南”和“雅”“颂”的有关篇章进行了不懈的研讨，并结合我们居住在汉水流域，熟悉这里的风物这一有利条件，把它们同《诗经》中的这部分进行对照与综合性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参与了关于《诗经》与汉水文化研究的《诗踪别证》一书的撰写，该书为1985年内部刊印本，作为本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参考书，并收入《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目录》[33]，被列为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成果。在此后的教学科研中，笔者也发表了十余篇有关《诗经》的学术文章，申报了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经》的兴象分类及文化解读”和“《诗经》及相关诗歌与汉水流域文化研究”，对《诗经》及“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和指导的过程中，笔者也有意识地引导他们结合地域文化对《诗经》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近几年来，笔者指导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有五届学生撰写了与《诗经》相关的学位论文共计八篇，涉及《诗经》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在本科教学中，笔者也注意重点讲析“二南”作品，渗透《诗经》“二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引导学生关注经典，提升学生热爱和研究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
本书是对《诗经》“二南”与汉水流域关系的系统研究。第一章是对《诗经》“二南”的总论，主要探讨“二南”的地域问题，从古代文献中梳理历代学者对“二南”的观点，分析“二南”与包括汉中在内的汉水流域的内在联系，揭示《诗经》“二南”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征。本章通过对汉水流域商周时期众多古方国的探踪，周代“微”史方国在汉水中上游汉中之地的史迹探寻，力图考证“微”史家族的相关历史，结合大量文献和考古、考察材料加以辨析。结合《诗经》“周南”《汉广》篇，探讨汉水女神的产生与演变，也对大禹的传说等予以论述，分析其“二南”与汉水流域历史文化的渊源。
第二章是对“二南”研究史的研究，时限为先秦至近现代。“二南”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至唐代，为“二南”研究的肇始期。第二阶段是宋元时期，为“二南”研究的发展期。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为“二南”研究的鼎盛期。第四阶段是近现代，为“二南”研究的深化期。这四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出现了“汉儒”“宋儒”“清儒”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诗经》的认识，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观念以及研究的方法上，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著作。在近现代，由于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和考古新材料的发现，《诗经》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使《诗经》“二南”研究更加深入。
第三章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二南”诗歌的文化源流。汉水流域是楚文化及巴蜀文化、中原的周文化及秦文化交汇影响的区域，从历史文化的视野了解汉水流域特征，揭示其文化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二南”作品的内涵，认识“二南”作品的文化价值。
第四章探讨“二南”与汉水中上游的文化关系。主要从婚恋文化、祭祀文化、动植物文化三个方面，结合文本的描写与史料的记载，作深入的论述。在“二南”25 篇作品中，涉及婚恋的有18 篇之多，且与水有密切的关系，这与汉水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个别篇中也体现了周代礼俗的文化因素，需要重视。“二南”中的祭祀文化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与汉水流域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诗经》中，不仅有反映女子出嫁前进行祭祀活动的，如《召南·采蘩》《召南·采》，也有关于在汉水边旱山（即汉山）进行祭祀活动的，如《大雅·旱麓》。这表明人类对山川的依赖和畏惧，产生了对山川的崇拜现象。动植物文化是古代研究《诗经》名物的重要内容，在“二南”中，动植物有30多种，呈现出汉水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表现了周人的自然观与生活状态。
第五章探讨“二南”与汉水流域诗歌的关系。“二南”诗的音乐之美和诗中表现的人伦和谐关系，使“二南”诗具有丰富深厚的人伦之基与中和之美。“二南”诗清丽婉转，缤纷多彩，有灵动之美，体现了汉水流域美好的山水景色。“二南”诗中有丰富的人物形象，君子、官吏、猎人、少女、思妇等，反映了汉水流域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二南”诗有高超的语言艺术，叠字重章的运用，和谐优美的韵律节奏以及丰富的词汇，展示了汉水流域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特色，是《诗经》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章重点研究汉水上游的历史文化名城汉中与“二南”的关系。从上古文明的起源，悠久的历史文化，探寻汉中与《诗经》“二南”的踪迹，并对《诗经》与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试图为《诗经》研究开阔新视野。
第七章是“二南”余韵。从“二南”的研究延展到《诗经》的其他部分，主要选取了在汉水流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历史人物褒姒、尹吉甫、仲山甫、召公虎等进行个案研究，探寻褒姒故里及其历史演绎，尹吉甫与《诗经》的关系及《诗经》民歌的传承，评述仲山甫的业绩，论析了《召南·甘棠》中召伯虎的身份及南征的历史意义，通过对汉水中上游房县、紫阳、镇巴三个县的民歌进行考察，探讨《诗经》的民歌因素对汉水流域民歌的影响。
最后是一个附录，主要辑录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二南”研究资料，以诗篇为单位编排。这几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
本书既有宏观的整体审视，又有微观的篇章分析；既有纵向（时间）的阐述和评论，又有横向的对比和参照。笔者希望这种多角度、全方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交叉研究“二南”的方法，能拓展《诗经》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研究继承了传统学人研究历史文化的基本方法——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纸上材料”）与考古材料（“地下材料”）相结合，注重研读《诗经》及相关诗歌的文本材料，检索现存的历史文献典籍，如《史记》《汉书》《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相关资料对汉水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载，并结合汉水流域的地方文史和考古资料，参照贤哲的学术著作，进行综合研究。同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文本的内证、考古材料的外证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旁证材料相互比勘，获得《诗经》“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关系的认识，能否达到预期的愿望，有待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1]吴宏一：《清代诗话知见录》，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716页。
[2]夏传才：《诗经学大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3页。
[3]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4]夏传才、董治安：《诗经要籍提要》，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5]《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
[6]《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7]《理论月刊》2010年第4期。
[8]《剑南文学》2012年第12期。
[9]《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0]《鄂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1]《北方文学》2016年第5期。
[12]《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3]《文史杂志》1997年第5期。
[14]《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5]《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6]《攀枝花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7]《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18]《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19]《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0]《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21]《理论月刊》2010年第4期。
[22]《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
[23]《四川戏剧》2015年第12期。
[2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25]山西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26]吉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27]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8]河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29]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30]沈阳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1]湖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2]辽宁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3]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