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现状及文学传播学构建

从学理上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物质载体。但是历史对某种精神思想的选择总是受其传播媒介等物质性条件的制约，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也必然对其所传播的内容进行新的选择。因此，可以说传播是文学生成、变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多种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交叉、并存及相互转化，必然带来诗歌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从而导致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促使诗歌创作观念的变革。汉魏六朝时期诗歌题材的拓展、语言体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诗歌观念的形成等诗歌领域的变革均与汉魏六朝诗歌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有内在的联系，如建安风骨的形成离不开曹氏父子“宰割辞调”，尤其是曹植诗歌“事谢丝管”等传播媒介的变化；梁武帝对吴歌西曲的接受、改造以及吴歌西曲在宫廷的传播助推了齐梁宫体诗的兴盛；等等。因此，近几十年来的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近二十年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概貌

近二十年来的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上、下）[1]、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2]、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3]、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4]、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5]、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6]、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7]、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8]、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接受》[9]、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10]、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11]、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12]、马丽娅《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先唐说唱文学》[13]、陈景周《苏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专题研究论稿》[14]等专著都是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关于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论文数量更多，其内容涉及先秦至元明清各阶段，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均有论及。可以说，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几乎涵盖了从上古到近古的各体文学。此外，还有对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如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15]，曹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论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16]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并出版了《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17]，组织召开了多次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如《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2014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等，有力推进了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进程。[20]从研究对象而言，元明清小说、戏曲的传播研究显得比较突出，无论在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上都超过了其他文体，其次是唐宋诗词研究比较深入，先秦汉魏六朝的诗歌传播研究则显得有些薄弱。

在古代诗歌的传播研究方面，唐宋诗歌的成果比较丰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先唐。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从唐诗传播条件、唐诗写本传播版式、唐诗传播渠道、传播意识、传播趣尚、传播范围等角度对唐诗传播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论述，最后还论及了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第三章“唐代诗歌的音声传播”，对唐诗的音声传播方式、传播主体及接受内容进行了分析。从研究论文看，吴承学《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21]、徐明《杜甫题画诗的传播学观照》[22]、马承五《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23]、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24]、胡振龙《唐代的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特点》[25]、刘磊《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26]等论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27]等论文则是宋诗传播研究的代表。

先秦诗歌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诗经》《楚辞》的传播研究上。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对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的传播系统、春秋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战国时代《诗》的流传及特点、战国时代《诗》在各诸侯国的传播以及儒家诗教与《诗》的儒学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力图揭示周代官学之《诗》演变为儒家经典《诗经》的历史过程。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也从传播动因、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与途径等方面分析了《诗经》 《楚辞》的传播问题。主要论文有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28]、陈水云《先秦时期诗歌的传播》[29]、崔富章《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30]、周建忠《楚辞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31]等。

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有两章分别论述《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有“乐府的传播”章节。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大致有如下一些：张可礼《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32]分析了建安文学传播途径、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等问题。王玫《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33]在分析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等几种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建安时期重文轻笔等“期待视界”所导致的诗歌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的更替。李正春《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34]认为，六朝逐渐发达的造纸术为诗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酬唱赠答、歌伎乐工传唱、题壁与编选诗文集等活动为诗歌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徐习文《南朝诗歌的传播方式与特点》[35]分析了南朝相互赠诗、借助评论、书面抄写、口头传播等诗歌传播方式，认为南朝诗歌传播既有文化传播的共性，又有南朝文化圈层的时代特点。并在《传播过程对南朝诗歌创作形态的影响》《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南朝诗风的影响》[36]等论文中分析了南朝诗歌在传播过程中对诗歌再创作的影响，以及传播方式演变对诗风的影响问题。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37]讨论了书写载体变革对文学的影响问题，认为汉魏晋初文学文本载体的简纸并用与相互转换，及纸写文本正宗地位的确立、文本传播方式的革新，提升了文学的价值，增强了文学的抒情性，而文本形式的转换也导致了传统文本流传的失序。此外，蒋方、张忠智《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38]，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39]分别讨论楚辞体与歌谣在魏晋六朝的传播情况。

从音乐传播的角度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五四”以来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40]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代表，王运熙《乐府诗述论》[41]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近年来有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42]，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43]，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44]等成果均不同程度涉及乐府诗的表演及音乐传播问题。下面是几篇关于乐府诗传播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45]，赵敏俐《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46]，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47]，曾晓峰、彭卫鸿《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48]等。截至目前，尚无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的专著问世。

二 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三种类型

上述研究成果，若从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来看，大致有古代文学传播史论、古代文学的传播学解读和古代文学传播学建构论等几种类型。

如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主要梳理了《庄子》《楚辞》在秦汉、魏晋、六朝及中唐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也是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分析了建安文学从建安到宋元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属于古代文学传播史论范畴。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主要探讨了宋代诗文的单篇传播、书册传播、诗词的题壁传播和词的歌伎传播等传播方式与传播效应，以及“润笔”与文学商品化、名流印刻、图画传播等特殊传播方式的传播效应问题，既有明确的传播学视野，又立足于宋代文学的具体生态，拓展了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和视野；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则主要运用传播学理论和视角分析明清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方言与明清小说及其传播》分析小说的方言形态及方言对小说传播的影响，《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分析小说插图对文本阅读的引导及插图对小说文本传播的促进作用等；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主要从唐诗发展与唐诗传播关系角度梳理了唐诗的传播生态。这些成果则属于古代文学的传播学解读范畴。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等著作更多的是以传播学概念和理论，从传播媒介、动因、主体、方式、类型、效果等角度分别梳理《诗经》《楚辞》《汉乐府》及唐代文学、明清戏曲小说的传播，试图建立古代文学的传播学框架，属于古代文学传播学建构论范畴。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论文也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种研究类型。

这三种类型在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对推进古代文学传播学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若从最终归宿来看，第一、第二种类型，应用传播学的理论和视角，最终解决的是古代文学问题，其学术旨趣和归宿在古代文学。而第三种类型，更多的是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概念对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活动细节进行传播学观照，其学术的归宿更多地属于传播学，所谓的古代文学传播学，对于古代文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往往被忽略。

三 交叉与借鉴：传播学与文学传播学的关系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主要通过对信息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行的机制，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如何提高信息的传播效果是其根本立足点，西方主流传播学的理论构架也主要是围绕传播效果而建构的，其社会科学的性质十分鲜明。[49]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凡有生命存在就有传播，文学活动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之一，自然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

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艺术活动的四要素：艺术家、作品、世界和欣赏者，并将其中的关系排列成一个三角形模式坐标（见图1）。

艾布拉姆斯据此将所有解释艺术作品的理论分成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是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50]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将文学四个要素的构成系统做了重新排列（见图2），以更清晰地呈现四个要素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以及构成整个艺术过程的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于这种反映，作家创造作品，这是第二阶段。当作品触及读者，它随即影响读者，这是第三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映，因他阅读作品的经验而改变。如此，整个过程形成一个圆圈。同时，由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受到宇宙影响他的方式所左右，而且由于反映作品，读者与作家的心灵发生接触，而再度捕捉作家对宇宙的反映，因此这个过程也能以相反的方向进行。”[51]

艾布拉姆斯有关文学活动要素的三角形模式和刘若愚的环形模式，都说明文学活动是一个系统，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既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产生对话的基础；作者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不仅是写作作品的人，更是创作文学规范并把自己的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读者是文学接受的主体，不仅是阅读作品的人，也是与作者生活于同一世界的主体，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作为作者的创造对象和读者的阅读对象，是使上述一切环节成为可能的中介。“文学活动系统是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一个交往结构。”[52]

文学的上述活动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在我看来，传播是文学活动系统得以运行的主要机制，也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切文学史都是传播史。但文学传播作为一种精神交往活动，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其他信息传播活动相比，文学传播活动有两点显著差别：

其一，文学传播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交流行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德国著名文学传播学家络文塔尔认为，文学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对内在经验的分享。[53]“理解”和“分享”是文学传播的重要特点。文学传播通过“作品”沟通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理解，建立起作家、读者对世界的理解。

其二，文学传播活动是以作为文学信息的作品传播为主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传播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有了文学作品，文学传播活动才得以产生。艾布拉姆斯构建的“艺术家、作品、世界和欣赏者”四要素的关系模式，作品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其由此归纳的四类艺术阐释理论，无一不是以作品为中心：模仿理论，基于作品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实用理论，基于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表现理论，基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客观理论，则基于文本的细读。刘若愚构建的文学系统“环形模式”虽难以从图中直观“作品”中心，但从其对艺术过程四个阶段的描述中，能看出“作品”的中心地位。

在此，我们可以对文学传播学做这样的定义：文学传播学是研究文学传播活动系统运行及其规律的科学。包括有关文学传播活动的知识体系、历史发展和理论范畴的研究。传播也是文学生存和存在的基本方式，文学传播现象自有文学以来就存在，并伴随文学活动的始终，是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学活动系统的主要运行机制和文学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

但传播学的产生及其理论建构目标与文学传播学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如何提高信息的传播效果是传播学的根本立足点，作为传播学主流的美国经验学派，其理论构架主要是围绕如何提高传播效果而建构的，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应用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主要研究人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主体活动，信息技术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推动及与人的观念、价值、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等；作为应用科学，传播学为发现和解决社会传播实践中的问题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法。[54]文学传播活动的特点决定了文学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围绕“传播”这一行为，探讨文学运行系统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引起的“文学作品”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文学作品，而不是传播效果。

文学传播学研究因文学而产生，人类对文学传播活动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中国“诗经学”关于《诗经》编纂、诗的讽赋与诗言志传统的形成、周代“诗教”与“乐教”研究；又如古代文学的“选本”研究等，都属于文学传播学研究范畴，只是没有从现代“学科”建构和学科视野的高度研究文学传播现象而已。而传播学则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文化人类学、信息技术科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既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又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交叉。

如此看来，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与文学传播学并非从属关系，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交叉和互相借鉴的关系。

四 对构建文学传播学的思考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建构文学传播学的构想，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学术创新的勇气，但其基本思路是将文学传播学纳入现代传播学理论系统，将文学传播学作为现代传播学的一个分支。[55]这种思路似乎不符合各自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学术目标。从研究实际看，一些研究成果因受西方传播学理论框架的制约，往往借用传播学的理论概念和学术框架观照文学，其研究内容和基本观点，仍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既有命题和结论，没有在研究领域和观点建树方面提供新思想、新结论，导致文学传播学研究一定程度上的空泛化、表层化倾向，这也是近年文学传播学研究遭到学术界质疑的原因。相反，有一些成果则从传播学视角关注文学传播现象，而不是简单搬用传播学的理论概念，对以往文学研究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对文学研究起到了有益的推进作用。

鉴于以上对传播学与文学传播学产生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旨趣的梳理，在此有必要强调，文学传播学的学术目标应是作为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立足文学本位，借鉴传播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领域。而不是将之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来丰富传播学学科体系。若从文学分支学科的学术目标出发，文学传播学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至少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学传播学理论研究：构建文学传播学理论体系。第二，文学传播历史研究：梳理和总结文学传播学发展历史。第三，文学传播过程研究：描述文学活动行为，还原文学现场。第四，文学传播方式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及功能与效果、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等。第五，文学传播内容研究：文学母题的流变、新旧文学的渗透与转化、新媒体与新的文学形式、文学的文化、旅游资源转化与产业化发展模式等。第六，文学传播效果研究：文学接受与受众分析。第七，文学传播控制研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学批评等。第八，文学研究的传播学方法研究：调查与实验方法及统计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等。

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在以“传播”为中心的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互动关系中进行的，将文学活动系统放在“传播力场”[56]中审视，考察文学“传播力场”中各种“力”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引起的其他“力”的相应变化。

文学传播研究伴随着文学研究的产生而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将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进行自觉研究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后，部分传播学理论家开始关注文学传播问题，如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之一，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传播理论家奥利·络文塔尔。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文学的传播问题，随着《德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接受：1880—1920》（1934）、《通俗杂志中的传记——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类型的传记的兴起》（1944）、《文学社会学》（1948）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他将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有效地综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的研究立场，“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57]。我国的文学传播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国内后逐渐兴起的，近二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因其受到西方主流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制约，有相当一部分成果简单借用传播学理论概念描述中国文学现象，空泛化、表层化倾向明显。针对这种现状，构建文学传播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五 本课题学术目标

汉魏六朝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该时期既是文学自觉的起点，也是古代文人诗歌范式和流派产生的起始期，对诗歌创作的理论思考逐渐成熟，诗歌创作题材和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诗歌语言、结构等艺术形式也在频繁地变化，各种诗体纷纷出现。对汉魏六朝诗歌产生的这些深刻变革，学术界大多从文人摆脱汉代经学传统的束缚而日渐自觉、以诗言情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统治集团对诗歌创作的积极倡导、社会风气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剖析。若从诗歌传播形态及历史进程看，汉魏六朝又是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交叉渗透、并行发展，并逐渐由口头传播为主向文本传播为主的过渡时期。汉魏六朝诗风的嬗变与诗歌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有联系，究竟是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做出回答。

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现状，本书的研究目标是对汉魏六朝诗歌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及演进的细节进行传播学解读。即探讨汉魏六朝时期诗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变革与诗歌风格演变的关系，重点研究乐府歌辞诗乐共生与诗乐分离的历史环节、诗乐共生向诗乐分离演进中所导致的诗歌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以及这种分化、转移是怎样影响诗歌观念、创作题材、诗歌形式、审美风尚的。或者说，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诗歌传播作为诗歌的物质中介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对诗歌观念、题材、形式及审美风尚等精神领域产生影响的。这一目标，要求本书既要对汉魏六朝诗歌传播过程和传播方式进行传播学观照，更要对该时期诗歌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诗体观念、诗歌内容、形式、审美风尚等嬗变问题进行传播学解读。为达此目的，确立如下研究内容：

第一，魏晋南北朝诗歌传播形态及其历史变迁研究。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配乐歌唱、徒歌、吟诵等几种诗歌主要的口头传播方式及其变化历史，厘清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题壁、传抄、结集等几种主要诗歌文本传播方式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历史，为讨论以下问题做史实准备。

第二，魏晋南北朝诗歌传播与文化制度的关系研究。一是讨论魏晋南北朝纸张的发明使用与诗歌文本传播的关系，以及诗歌文本传播的普及对魏晋六朝徒诗观形成、文体批评兴起的作用；二是讨论魏晋南北朝邮驿制度的发展变化与诗歌异地传播的关系。

第三，魏晋南北朝诗歌传播与诗风嬗变的关系研究。一是讨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本交叉传播与乐府、古诗混同现象；二是讨论“建安风骨”、齐梁“宫体诗”形成与演变的传播学背景；三是讨论魏晋南北朝乐府诗的文本传播方式与汉魏五言诗体式形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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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上、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8].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1].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华书局2013年版。

[12].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马丽娅：《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先唐说唱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陈景周：《苏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专题研究论稿》，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16].曹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6期；《论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7].王兆鹏、尚永亮：《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中华书局2006年版；於可训、陈国恩：《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中华书局2007年版。

[18].王友胜等主编：《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

[19].谭新红等：《2014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2014年版。

[20].因撰文的时限，本书所据资料截至2015年初，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及时补充，甚为遗憾，特此说明。

[21].吴承学：《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22].徐明：《杜甫题画诗的传播学观照》,《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3].马承五：《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4].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25].胡振龙：《唐代的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26].刘磊：《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7].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8].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9].陈水云：《先秦时期诗歌的传播》,《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30].崔富章：《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1].周建忠：《楚辞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

[32].张可礼：《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文史哲》1984年第5期。

[33].王玫：《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4].李正春：《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5].徐习文：《南朝诗歌的传播方式与特点》,《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6].徐习文：《传播过程对南朝诗歌创作形态的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南朝诗风的影响》,《菏泽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37].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8].蒋方、张忠智：《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9].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4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1].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2].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43].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4].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5].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文史哲》2005年第3期。

[46].赵敏俐：《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7].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48].曾晓峰、彭卫鸿：《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49].西方主流传播学主要是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他们主张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其着眼点在于考察传播过程的结构与功能，传播对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传播达成个人或群体目标，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立场。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254页。

[50].［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4页。

[51].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5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53].参见甘锋《络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54].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55].参见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柯卓英《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新闻知识》2008年第1期。

[56].“传播力场”是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传播理论家奥利·络文塔尔提出的一个阐释某一时期文学传播活动的基本范畴。认为文学传播活动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各种“力”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场域。文学“传播力场”至少应包括对两个层面的活动要素的分析：一是把文学传播活动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即对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等基本要素的分析；二是将文学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即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制度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参见甘锋《络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4页。

[57].参见甘锋《络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