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以降世家贵族势力的衰落

中古时期世家贵族的升降沉浮原因是复杂的，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曾加以分析，多数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兴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还试图从社会和经济层面阐释这种变迁的原因，武仙卿、陶希圣认为，中国贵族家族是特定家族地方权力扩张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当他们比统治者还要强大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操持九品中正制，利用它来为自己获取世袭特权。谷霁光则强调贵族家庭的兴衰与皇权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南北朝晚期所确立的强有力的皇权统治是贵族家庭衰落的主因。[46]

北魏分定姓族，采取官爵与婚姻的双重标准，促成了北魏初年门阀秩序的形成。太和四姓确定以后，在较长时期内，成为衡量门阀士族等第的根本标准，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四姓”家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存在，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我标榜，“以婚姻相尚”。但在这种“百世不易”的高贵门第背后，“四姓”的不同家族、支系的政治机缘和政治命运却并不一致。经过了周隋至李唐皇权的多次变易，北魏的旧族标准势必由新的官爵、婚姻标准所取代。标志性事件是高宗显庆四年七月，朝廷特颁诏令规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无孙，前燕博陵崔懿，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47]此诏的颁布，源于山东士族“恃其族望”“卑视诸姓”，《太平广记》卷184《七姓》条引《国史纂异》可为佐证：“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大姓，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婚娶”。

唐初，诏令禁止山东士族自为婚姻事件，涉及魏晋以来北方所盛称的崔、卢、李、郑、王五姓，其中李姓两望、崔姓亦两望，故就姓氏而言则称“七姓”，或称“五姓七家”，毛汉光在《中古山东士族著房之研究：唐代禁婚家与姓族谱》一文，对此也作了极为详尽的阐释[48]，认为“七姓”中涉及人物多是太和中入为四姓者。

唐人非常看重家庭出身及其有关的家庭名望，尽管世家贵族已失去了前朝巅峰时期的特权，其家庭成员仍处于社会等级的最高端，但旧贵族与新势力之间，甚至旧贵族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气势。旧族内部的通婚，睥睨皇室或“勋臣”求婚的做法，激怒了上层统治者，632年，唐太宗命大臣彻底审查显赫家族的谱系及历史，准备编纂一本新的氏族谱著作，由高士廉负责，但书成之后，太宗发现编纂者并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意图，仍然以南北朝时的衡量标准排定姓氏，因此下令重新修订，“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唐高宗时，又下诏编纂第二部氏族谱著作《姓氏录》，彻底贯彻“各以品位为家族等第”的官方标准。[49]

中国古代贵族家庭的消失过程远比兴起过程缓慢得多，隋唐贵族势力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时的政局。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初的政治斗争是在关陇尚武贵族与山东崇文贵族之间展开，唐后期的政争也主要是在旧贵族和新兴贵族之间激烈进行。隋唐贵族家庭出身的成员依旧格外引人注目，北朝时，作为关陇贵族集团重要人物的李贤，其子孙在隋时也风光无限，李贤之子李穆在隋初位望极重，“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50]。陈爽认为，隋唐以降，范阳卢氏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维持着作为北方士族的地位和声望，荥阳郑氏作为关东首望之一，到唐中期仍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诚如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荥阳郑氏墓志铭》所述的那样：“天下甲姓有五，郑氏居其一，郑之勋德官爵有国史在；郑之源流婚媾，有家谱在[51]。”

严格地说，魏晋隋唐意义上的世家大族在宋以后是很难见到的，科举选士取消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52]。宋太宗亦曾说过：“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53]。但宋元以后，世家大族还是存在的[54]，尤其是以科举立家的文化型世家较广泛地存在的。

陈寅恪认为，中古士族是一种具有等级特权的文化世家，唐以后的文化世家并未因士族的消亡而从历史上消失。文化世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唐世士族尚有魏晋北朝遗风也”[55]。作为山东旧族（亦称山东旧门或士族旧家），重经学，守礼法，反映了山东旧门的祖德家风，宋元以后的文化世家，更多地表现为民间性特征，与民间宗族相结合。

宋代的世家大族也十分重视门第，尤其反映在婚姻观念上，强调门第相当，如安陆李惟清家族，“婚嫁皆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56]。包拯两位女婿“皆士族佳器”[57]。欧阳修“孙女七人，皆适仕族”[58]。

宋代文化世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本身政治发迹，以及朝廷对其家族重视的程度，如王安石在发迹以前，只是临川的一个普通望族，但受到神宗重用以后，以王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北宋中后期却掀起了政治巨浪。吕氏家族是北宋一个极其显赫的豪门巨族，“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吕氏的婚姻对象，或属衣冠旧族，或为新进权贵。[59]东平梁颢以科举获取功名，子孙数代，中进士者代不乏人，从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北宋灭亡梁氏家族南迁，百余年间，梁氏家族由科目、荫补得官的先后有数十位，是当时山东地区著名的世家大族，故时人称梁氏“阀阅冠于山东”[60]。

另外，宋代世家势力中还有一部分由世袭特权产生的家族，他们大都形成于宋开国初期，有的属于功勋家族，如石守信、曹彬、高怀德、王审琦等家族，而钱氏则属于吴越统治者的子孙，钱氏家族纳士归宋以后，也受到宋王朝的优遇，但这些家族的后世子孙粗鲁豪横，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社会里，他们对士人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排斥，不思进取，政治地位也陡然下落，家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明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源于科举之暴发，换言之，明代所谓的世家，主要是指科举家族。关于“世家”“大家”，明末清初学者施闰章认为，世俗所谓的世家，仅仅是指“公卿世累，缨笏相继”之家，然而，公卿贵人，咄嗟立尽，高门巍阀，同样不乏“生荆棘穴孤兔”，甚且“堕其家声，为先人僇”，族大不一定可取，只有“户诗书而家礼让，崇本尚实，孝悌力田”，其族不必属贤者，多数能向善，“贵至将相而不骄，困为匹夫而不谄，保世亢宗而无失坠”，方称得上真正的“大家”。[61]借助于科考入仕，成为有明望族的科举世家的例子很多，据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记载，陆氏就为宁波世家，宣德八年，陆瑜中进士，其后世子孙科举门阀不绝，他们通过自己在科举仕途上的成功另起家族的房头，陆瑜中进士以后，累官至刑部尚书，称“尚书房”，从孙陆偁弘治六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称“副使房”，陆钶，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巡抚保定都御史，称“都御史房”，陆铨，嘉靖二年进士，官至广东右布政使，陆，正德十六年中一甲第二名，官至广东提学副使，称“榜眼房”，陆氏家族还有一些进士出身设立房头的，如陆泰称“翰林房”，陆世科称“大廷尉房”，陆懋龙称“给谏房”。[62]四川新都杨春、杨廷和先后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推服”[63]。江西是明代科第世家集中的省区之一，明代铅山费氏就被誉为“西江甲族”“科第世家”，自景泰初至嘉靖末年，百余年间铅山费氏先后有6人中进士，11人中举[64]，至于贡生，国子监以及一般有意科场的读书人，费氏家族究竟有多少，则难以悉数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