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代八旗贵族世家问题及相关研究

八旗贵族是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汉族臣民对满族上层统治者的一种泛称，它是清代基层社会特别是汉族民众针对满族统治者广为流传的称谓语，一开始它并不带有贬损的意味，而八旗上层统治者也将贵族出身视为宗族的荣耀。如康熙时，著名学者吴伟业为佟图赖族人刘淑人撰写墓志，述及佟氏族姓源流时，就夸赞佟氏“远自晋魏”，“在我本朝佟为贵族”[65]。

八旗贵族世家、八旗官宦世家、八旗世家这些用语一直以来在清史学界混同使用，他们究竟有何区别？有无必然联系呢？这势必要涉及清代旗人世家势力的成因问题。清王朝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并取明而代之的，从建州统一到顺治帝定鼎燕京，先后历经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几代帝王的努力，努尔哈赤等人依靠白山黑水间各部族头领的支持，在招抚蒙古各部首领和明朝边关武将降臣等人众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自然而然，主动归附的女真部族头领、各地强宗大族、蒙古各部贝勒大臣、明朝边关降将就成为了这支武装力量的统领，在对明王朝不断的战胜攻取中，他们凭着卓越的军功跻身清初勋贵之列，并为清廷所倚重。清初贵族政治所依靠的不仅有诸王贝勒等宗亲势力，而且还有统率八旗劲旅的军事贵族的支持，入关前后，八旗功勋名臣的子弟及其家族成员进一步建功立业，从而捍卫了家族的固有地位，当然，这些旗人家族因为功勋卓绝，有不少成员得到世爵世职的封赐，其子孙亦世代享受爵禄之宠，而以功勋起家的八旗贵族也成为王朝政治的实际主宰者，康熙以后，八旗贵胄始终是清代帝王的倚重对象，八旗贵族家庭借助祖荫和一些特殊门径入仕，不仅家族成员任官的人数较多，而且出现为官屡世不绝的情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初以来形成的八旗勋贵世家，顺康以后大多演化为官宦豪门。换言之，清代的八旗贵族世家大多属于军事贵族转化而来，他们是在清王朝创建的历史过程中崛起的，这些旗人家族势力的形成，大多因为家族成员屡建功勋，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这些家族成员又相继进入清代的权力核心，从而实现了由八旗勋贵向官宦名臣的转换。因此，顺治以后，很多八旗勋贵世家迅速演变成为了八旗官宦世家。

为什么清代的一些旗人家族势力能够世代长期居于有清权力核心呢？有清历代帝王对八旗世家子弟的任用为何“情有独钟”？在隋唐废弃九品中正选官办法、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制度上千年以后的清代，为什么有众多的旗人贵胄不通过科考途径，却能世代得到清廷的重用和倚信呢？

首先，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特殊性。入关以前，太祖、太宗对国家的管理、对官员的委用虽“参汉酌金”，与明王朝的做法却又是截然不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虽因承明制，但很多做法事实上是针对汉人的。就选官的方式而论，旗人“世禄之家原不系科名为轻重”，其子孙“固不必寻章摘句，摹拟帖括，思与寒峻争径”，他们入仕、升迁甚至官场显达，“不求科举可也”[66]。而满汉民族之间文化上所存在的差距，清代帝王对满民族汉化的心理抵拒、对汉俗的心理设防、对国语不厌其烦的强调和重视，也足以折射出入关以后的清廷对满、明制度取舍有一种矛盾心态。与宋、明等王朝相比较，清王朝对前朝汉族政权制度的全盘接受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这不仅反映在旗人选官不重科举一途上，也体现在八旗官员文武可以互改、世爵世职资格可以带给受封人员及其子弟做官的种种特权、清王朝针对满汉民族实行特殊的官缺制度等方面。

其次，清王朝对八旗贵族家庭成员长期倚信和委以重任，也是民族情结支配使然。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初起时意在报父祖之仇，故对明战胜攻取之后，常常无情地杀掠汉人，这也造成了女真族与汉族的尖锐对立，皇太极继位以后，不断调整民族关系，并确立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包括蒙古、汉军军事统领在内联合专政的统治方式。顺治以后，清朝统治者虽强调满汉一体，不分彼此，但民族本位的思想、“首崇满洲”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其治国行政之中，顺治时，世祖不仅明确提出“首崇满洲”的概念，而且弥留之际还自责推行汉化，“不能仰法太祖、太宗之谟烈”，致使“国治未臻，民生未遂”[67]。康熙帝本人的汉化程度很深，但在他看来，汉文化只能为用，满文化才是国之根本。由于害怕皇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康熙帝本人对任用、倚信汉员甚至心存犹疑：“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68]受民族本位思想的主导，清廷不仅重视八旗上层子弟的录用，而且满员地位和权力，往往高于同职汉员，满缺多于汉缺，满人可以补汉缺，汉人则不能补满缺，正所谓：“汉官文武殊科，满官则文武互用。汉官官有常职，满官则官无定员。汉官职掌相同者，品级无异，满洲则授官定品，兼论前程。”反映在升迁方面，“汉官论俸升迁，满洲或骤跻崇阶，或数年不转”[69]。为了维系满族的主体统治地位和满族独立性的存在，清王朝不仅在选官方面给予八旗贵族种种优遇和特权，而且在教育、婚姻、法律等方面也施以特殊的制度。如重视八旗官学教育，设立世职专学，规范世职人员教育教学管理，定期考试，及时将“合格”的人员输送到清代的官员队伍中去，利用宗亲与八旗勋贵结姻，来巩固皇权，婚姻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重视门户对等和门第结亲，借助门第婚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满族统治的基础。

再次，清王朝对八旗贵胄世代委用倚重，也是出于对王朝创建过程中八旗功勋家族成员忠勇为清、誓死效命的一种特别回报。明清之际，风云际会，王朝鼎革，在所难免，正是依靠八旗勋贵的四处征战，清王朝才最终入主中原、完成天下一统。自然而然，有些家族为清王朝的开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如此，在清初政局不稳的关键时刻，有的八旗勋贵又誓死捍卫皇权，忍辱负重，忠心不改。崇德以后，清王朝由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政权不断壮大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原王朝。追思开创之功，清廷对八旗勋贵家族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念之情。顺治以后，清王朝君临天下，以人数占绝对少数的满民族统治地广人众的汉族臣民，满汉语言、礼俗的差异，满族文化的落后，给清朝统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清王朝要主动融入到汉族社会中去，因承明代的一套制度；另一方面，清廷又不能抛弃一直视为“国本”的清语、骑射，尤其是旗人尚武的传统，要长久维持满民族对广大汉族的统治，武力不可一日废，而且以武力镇压一切反对满族统治的行为，保持民族的高压态势，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惯用方式。康熙以后，清王朝一贯重视八旗勋贵子弟的录用，重视武选的各种途径，不限制旗人的文武互改，正是适应八旗贵族选官、迁转需要的种种举措，也是清王朝尚武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关于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问题，清史学界已有一些著述，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关注。这些成果有的属于探究八旗制度源流及其对清代社会政治影响的研究，有的则属于清代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更多的成果则反映为，有关八旗氏族特别是满族著姓源流的研究，或者属于八旗勋贵、官宦人物的个案研究。另外，也有一些满族史著述对旗人的婚俗、世家贵族的门第婚姻、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等作了专门的探讨。

有关八旗制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涉及八旗贵族世家问题的主要有杜家骥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和雷炳炎的《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杜家骥不仅关注了清初的政权体制、机要大政的议处方式等问题，而且分析了八旗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探讨了旗人任官的一些特殊途径，并对钮祜禄氏、他塔喇氏等几个世家大族的婚姻状况作了比较和分析[70]。雷炳炎从探讨清代世爵世职的源流、演变入手，关注世爵世职的封赠途径、晋升情况，并以八旗勋贵家族集团封赠情形为重点，归纳了清代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和特点，注意清初世职封赠和功勋势力形成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八旗世爵世职集团任官的一些特权，分析了八旗世爵世职群体对清代政治的影响[71]。

清代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著述较多，涉及八旗世家问题的则有赖惠敏的《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赖惠敏不仅关注清代的满汉世家的婚姻人口问题，而且对明末个别汉族世家在王朝鼎革之际的政治动向作了探寻，对八旗著姓钮祜禄氏、他塔喇氏的婚姻、任官、家族人口繁衍情况进行了分析[72]。刘小萌将旗人世家归纳为军功、保母、婚姻、科举四种类型，并指出，他们始终把持中央和地方大部分的高职显爵，世代承袭，大族之间通过婚姻和亲属纽带，结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73]。而王钟翰、定宜庄、祁美琴等人则相继探讨了清代内务府世家问题[74]。

有关八旗贵族世家族姓源流、八旗勋贵、官宦人物个案或家族任官情况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涉及八旗贵族氏族源流及某些家族发展史的主要有：薛柏成的《叶赫纳拉氏家族史研究》[75]，黄培的《清初的满洲贵族（1583—1795）——钮祜禄族》[76]，赵维和、沈秀清的《辽东满族望族八大姓氏探源》[77]，刘金德的《清前期费英东家族研究》[78]，崔蕾的《满族舒穆禄氏研究与资料整理》[79]，李林的《满族瓜尔佳氏源流及其历史地位》[80]，张士尊的《建州女真栋鄂部族源考》[81]，陈佳华的《清代一部官僚士族的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研究》[82]，雷广平的《叶赫部落探微》[83]，赖惠敏的《社会地位与人口成长的关系——以清代两个满洲家族为例》[84]，肖瑶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85]，曹德全的《小议“满族八大姓”》[86]，等等。

涉及八旗勋贵官宦世家或人物个案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魏鉴勋的《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比较研究》[87]，黄星坤的《清兵入关前的辽东势族》[88]，张明富先生的《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89]，常越男的《清代额亦都家族军功考》[90]，李学成的《清开国重臣何和礼》[91]，关嘉录的《清开国勋臣费英东简论》[92]，王景泽、杨华的《佟养性及其家族与清朝开国》[93]，李洵的《祖大寿与“祖家将”》[94]，曹启富的《范文程治国主张简论》[95]，李春光的《治绩为民仰，气节如颜公——范承谟述评》[96]，孙文良、孙琰的《论阿桂》[97]，李海鸿的《盛世名臣傅恒述论》[98]，戴逸的《论福康安》[99]。

有关八旗世家的任官情况主要散见于一些八旗制度综论、满族家族史、社会史的论著中，另外，也有少数文章专门探讨一些家族的任官问题，如祁美琴的《内务府高氏家族考》[100]，陈轶欧的《八旗满洲官宦世家探论——以富察氏家族为例》[101]《八旗满洲官宦世家考——以富察氏家族为例》[102]等，王钟翰的《内务府世家考》则对内务府完颜氏、高氏、曹氏等二十余个家族的任官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定宜庄、胡鸿保的《清代的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103]，属于内务世家婚姻研究的成果，但该文在追溯高佳氏世家源流的同时，对高名选及其后世子孙的任官途径和升迁情况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并对高佳氏姻亲家族完颜世家、索绰罗氏等家族的仕宦情况略有涉及。

有关八旗贵族世家的门第婚姻问题，清史学界亦有部分成果涉及，郑天挺先生就曾指出，“清代后妃多嫔自名门，亦一代制度之善者”[104]。定宜庄所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不仅关注满族婚俗、婚制，而且对后金早期与诸部的政治联姻，后金控制皇族婚姻的政治意义，满洲贵族与大臣的联姻问题都作了专门的探究[105]。刘潞则以清代皇后册立为切入点，探讨了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的关系[106]。另外，相关的成果还有张颖超的《努尔哈赤时代女真族的婚姻与家庭》[107]，黄培的《清初的满洲贵族：婚姻与开国（1583—1661）》《清初的满洲贵族：婚姻与政治》[108]，薛柏成的《叶赫纳拉氏后妃与清代历史考评》[109]，孙萌的《清入关前八旗婚姻问题研究》[110]，王凤美的《钮祜禄氏额宜都一门的兴与衰——以其与清皇室联姻为中心》[111]，等等。

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不仅体现在清代法律条文的不同规定上，更多地反映在清廷平素对世家子弟赏功罚罪的特殊对待上，目前类似的成果不多，主要有雷炳炎的《清初八旗勋臣追赠及其家族的封爵问题》[112]《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死罪豁免特权及其演变》[113]，李艳君的《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114]。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目前清史学界对八旗世家问题已有一些探讨，但仍显得零散，系统性不强，有些问题的研究过于表层化，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首先，学界对于八旗贵族世家的基本成因、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缺乏交代，或归纳过于笼统。八旗贵族世家的形成可能由多种因素促成，但应关注形成的主因，而且形成过程长短不一，有的可能经过一代或数代包括父子、祖孙甚至家族的付出，是清王朝的创建带给某些家族勃兴的机会。其次，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究竟涉及哪些著名家族，他们的族属、旗籍分布有何特点，这些族姓的源流、发迹情况有何不同，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分散，而且缺乏共识。再次，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有清一代，向来强调满汉有别，那么八旗贵族、官宦世家子弟与普通旗人在赏罚、选官等方面是否有别，一直以来，清史学界对这些问题阐述、展开不够。最后，八旗子弟、八旗贵胄，自晚清以来就是一个政治讽喻语，甚至是“败家子”的代名词，究竟如何评估八旗贵族世家在清朝政治中的作用？八旗贵族世家对清王朝创建、清代拓土开疆、清代政局的维护和地方社会的治理等方面有何积极作用？八旗世家对清代吏治、官场风气又有哪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时间跨度大，加之世家子弟人员众多，良莠不齐，所以缺乏相关的系统性论述。

有关清代八旗贵族世家问题的史料庞杂，各种记载详略不一，甚至错舛、矛盾之处不少，本书将以清国史馆所修的八旗名臣传记资料为依据，参用清代人物碑传谱牒资料、政书、清《实录》相关记载、清人笔记、有清名臣奏折等资料，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八旗贵族世家及相关问题：第一，对八旗贵族世家的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将细加考究，结合清王朝的肇创，分析八旗勋贵势力的基本成因。第二，利用谱牒资料、八旗大臣的碑传资料，对满洲、蒙古、汉军各显赫家族兴起情况作全面的梳理，既关注八旗世家的家族发展史，又留意八旗世家各家族发迹的不同特点。第三，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有的属于显性的规定，但更多呈隐蔽性特点，而且入关前后有明显变化，但变化之后又保留了女真早期社会的残迹，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旨在深化八旗贵族世家问题的专门研究，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侧面揭示清王朝统治“首崇满洲”的政治本质。第四，八旗贵族世家的教育问题是关系到清王朝统治根本的问题，官学教育是清王朝培养八旗行政人才的基地，官、私学教育对提升满族整体文化水平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将是本课题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五，强调门第对等的贵族官僚互为姻娅，是维系世家地位的基石，入关以前，清廷就重视政治结姻，强调婚姻服从军事、政治和国家利益需要，入关以后，政治性结姻日益演化为八旗贵族官僚集团牢不可破的等级门第观念，本课题对八旗贵族世家婚姻的考察，将主要关注一些著姓大族与皇室的结姻情况以及某些家族之间的互为婚姻现象。第六，八旗贵族世家家族任官屡世不绝，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清代选官、升用制度究竟有无必然联系，八旗贵族世家子弟入仕主要有哪些途径和特权，这是清史学界讨论较多却又深入不够的问题，关注并深化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需要大量文献资料作支撑，而且需要具体的数据加以说明，当然，政书的明文规定，更有助于我们对八旗世家任官存在特权的深化理解。关于八旗贵族任官特权，本课题将主要依据《清会典事例》、清人笔记的记载，并参阅《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及旗人家谱等文献资料，从文选、武选两途细加考察，对一些重要家族入仕升迁情况，则将以表述的方式来反映他们的仕宦状况。第七，八旗贵族世家在清代历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对清朝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一方面，对八旗贵族世家应注意作阶段性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要关注这些家族成员在清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表现，切忌过于放大和任意贬毁，所以，本书最后两章将重点讨论八旗贵族世家与清代政治的关系，并关注八旗贵族世家对清代政局、吏治、官场风气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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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先后有400余位宰相，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透露这样的信息：有十七名属于河东裴氏（卷七一上新表“裴氏”条），十名为兰陵萧氏（卷七一下新表“萧氏”条），十三名属赵郡李氏（卷七二上新表“李氏”条），十四名为清河崔氏（卷七二下新表“崔氏”条），十四名为京兆韦氏（卷七四新表“韦氏”条）。另据毛汉光研究，唐代的琅琊王氏有58%的成员担任官职［参见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玡王氏》，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年，第583页］。

[2] 参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3]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199，《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 张守节：《史记正义》。

[5]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6] 关于“世家”一词，史学界目前还有不同的解释，如郑慧生认为，世家是世代不迁之庙，享受长年不断的祭祀，孔子不是诸侯，没有人为之建立始庙，但他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参见郑慧生《“世家”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7]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三——取舍不当辨》。

[8] 陈苏镇认为，东汉的世家大族是当时豪族发展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参见陈苏镇《东汉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9] 苏绍兴：《两晋南朝的世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1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 参见范晔《后汉书》卷45，《袁安传》。

[12] 范晔：《后汉书》卷37，《桓荣传》。

[13] 参见范晔《后汉书》卷26，《伏谌传》。

[14]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5]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16]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7]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后论》。

[18] 参见《后汉书》卷32，《樊宏传》。

[19] 参见《后汉书》卷32，《阴识传》。

[20] 参见《后汉书》卷24，《马援传》。

[21] 参见《后汉书》卷58，《臧供传》。

[22] 《后汉书》卷54，《杨彪传》。

[23] 萧子显：《南齐书》卷23，《褚渊传》、《王俭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24] 参见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23页。

[25] 参见房玄龄《晋书》卷62，《刘琨附子刘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6]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27] 《晋书》卷65，《王导传》。

[28]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记》。

[29] 《晋书》卷98，《王敦传》。

[30] 《晋书》卷76，《王廙传》。

[31] 参见《晋书》卷33《王祥传》，卷43《王戎传》，卷65《王导传》，卷76《王舒传》，卷76《王廙传》，卷98《王敦传》。

[32] 参见萧统《昭明文选》卷44；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

[33]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8，《陆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34] 参见《三国志·吴书》卷61，《陆凯传》。

[35] 参见《晋书》卷54《陆机传》，卷77《陆晔传》。

[3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三国志·晋书》。

[37]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谢康乐集题辞》。

[38] 关于南朝贵游子弟的不学无术以及迂诞浮华，可参见颜之推《颜氏家训》之《勉学篇》《涉务篇》。

[39] 参见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9》，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40] 参见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67页。

[41] 《魏书》卷4（上），《世祖纪》。

[42] 详情可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个案研究之一”。

[43] 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144—145页。

[44] 《李贤墓志铭》，《文物》1985年第11期。

[45] 李百药：《北齐书》卷23，《崔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

[46] 参见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4页。

[47]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十月丙午，中华书局2009年版。

[48] 参见毛汉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台湾联经汇文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89页。

[49] 参见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35页。

[50] 魏征：《隋书》卷37，《李穆传》。

[51]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2。

[5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四月庚辰。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三月乙卯。

[54] 王善军认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宋代已失去了魏晋门阀士族超越皇权的基础，但在两宋统治的三百二十年中，世家大族仍然存在，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55] 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56] 黄庭坚：《山谷外集》卷8，《承议郎致仕李府君墓铭》。

[57] 张田：《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转引自姚兆余《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58] 苏辙：《栾城集》卷23，《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59] 详情参见姚兆余《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60] 晁补之：《鸡肋集》卷65，《右谏议大夫梁公墓志铭》，《四库全书》。

[61] 参见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2，《水阳河西李氏族谱序》，黄山书社1992年版。

[62] 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4，《中条陆先生墓表》，载《朱铸汇校集注》，《全祖望汇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63] 《明史》卷190，《杨廷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64] 参见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65] 吴伟业：《梅村家臧稿》卷48。

[66] 福格：《听雨丛谈》卷12，第249—250页。

[67] 《十二朝东华录》（康熙朝一）卷1，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

[68] 《十二朝东华录》（康熙朝二）卷19，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69] 《清世祖实录》卷83，顺治十一年四月戊午。

[70] 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1] 参见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2] 参见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 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4] 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定宜庄《内务府完颜世家考》，载《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祁美琴《内务府高氏家族考》，《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5] 参见薛柏成《叶赫纳拉氏家族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76] 黄培：《清初的满洲贵族（1583—1795）——钮祜禄族》，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7] 《满族研究》1996年第1期。

[78]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9] 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80] 《满族研究》1989年第4期。

[81] 《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

[82] 《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83] 《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历史与文化）2000年第3期。

[8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6月第21期。

[85]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86] 《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

[87] 参见《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5期。

[88] 参见《黑龙江史志》2007年第2期。

[89] 参见张明富《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0] 参见《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

[91] 参见《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92] 参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93] 参见《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94] 参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95] 参见《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96] 参见《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97] 参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8]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9] 参见《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3期。

[100] 参见《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01]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2] 参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03] 参见《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04]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105] 参见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6] 参见刘潞《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

[107] 参见《三峡学刊》1995年第3期。

[108] 黄培：《清初的满洲贵族：婚姻与开国（1583—1661）》，载《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国史述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版；《清初的满洲贵族：婚姻与政治》，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9] 参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10]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11] 参见《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12] 参见《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13] 参见《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14] 参见《兰州学刊》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