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调查：叙述》：伤痕、悲情及其解构

我不革命也不反革命，当改革受阻时我助他一臂向革命，革命成功翻成霸主时我寻找新的改革者，我不神圣化任何东西，革命何等神圣时我无动于衷，革命过气后我期盼百无聊赖的人有点革命情怀。

——舞鹤《朱天心对谈舞鹤》[1]

舞鹤在何种意义上谈论“革命”？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和大陆各自重述“革命”，除了“辛亥革命”（至少在称呼上），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几无革命共识。双方互指为“匪”，都是反革命。国民政府“反共复国”的革命，只以口号的形式镶嵌于党国意志。一九七○年代开始的“反对运动”，曾是不同思想立场和政治脉络的力量集合，凝聚在“反对威权专制”之下，是舞鹤这一代普遍认同的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民主”目标来自美式现代化思想，一度由民进党获得代表身份和话语权。也因此“革命翻成霸主”之后，也是“革命过气”、“革命者”消失的时刻。有人黯然神伤：“世界，在每一次的轮回之后，终究要落入三流政客、资本家、地产主和商人手中。”[2]对舞鹤这样早已形成极自我的“自由”观念的读书人，“革命”幻灭性远没有那么严重。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他就要对革命说些不阴不阳、不明不白的话了：舞鹤于一九八六年写下小说《调查：叙述》，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调查，以及“二二八”之于台湾人的意义，做出个人化的文学见证与反省时，似乎预言了，日后“二二八”被捆绑于省籍矛盾和悲情意识，祭上神坛，正是革命“神圣化”和革命过气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