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舞鹤式“自由”及其血统
（一）薛西弗斯与夸父
逃兵二哥既是从有关匮乏的想象而来，不妨为这个另类英雄寻找他的家族，他的精神出处。
在希腊神话里，科林斯（Corinth）国王薛西弗斯在地狱中受到神的惩罚：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如此屡推屡落，薛西弗斯在这种没有希望的循环中不得解脱。中国神话里触犯天条而被罚在月宫中伐树的吴刚，刚刚砍下的斧痕，瞬间便愈合，吴刚在凄冷的月宫中永不停歇地挥动徒劳的斧子。看来，无论对于人还是神，不是肉体的消灭，而是失去自由、无用无望的重复人生，才是最可怕的惩罚。
二哥的强悍气质，更接近西方神话的悲剧英雄。二哥一次一次的逃亡与被捕，好像是不停推着石头上山的薛西弗斯。他知道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猎人的嗅觉都跟着他，法庭和牢狱总是在某个明日没有悬念地等待着他——然而他一定要逃。世人眼中，这不但是一个无意义的循环反复，也是抛家弃子的无情非智，更无论逃亡之旅实际该有多少艰难恐惧。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逃？
来看看薛西弗斯为什么受罚。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生前犯下抢劫的罪行；一说他捆住了带他去地狱的死神；一说他为了要河神给科林斯城堡供水，泄露了是宙斯劫走河神女儿的秘密。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死后从冥王普路同（Pluto）那里获准返回人间惩罚他的妻子，[6]然而，当他又看到了世界，“尝到了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海，就不愿再回到地狱的黑暗中了。召唤、愤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于是，神把他带回地狱，“那里为他准备好了一块巨石”。[7]在这几个说法中，写了《薛西弗斯神话》的卡缪倾向于最后一个。在西方，薛西弗斯一直被当作勇气和毅力的象征。卡缪认同他是为了人间“海湾的曲线、明亮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而受罚，他就不但是一个勇士，也是一个由自然孕育了多情、自由的心灵和无羁灵魂的人。
二哥与薛西弗斯一样，为生命本能对自由的眷恋，宁肯受罚，不接受那建立秩序的神——国家。神惩罚薛西弗斯，因为他妄想违背神主宰的命运。二哥需付出被追捕和坐牢的代价，因为他不要在那同样是监牢的军队做一个被阉割的人。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大哥说二哥：“逃兵比如逃税，都是一种食髓知味的劣根性。”世间凡人总是认同神的意志，甘愿为奴：相应的，妄图返回人间——得到自由是一桩罪。但卡缪设想了薛西弗斯的幸福，因为“薛西弗斯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薛西弗斯是幸福的”。这幸福存在于反抗，对神、对压制的轻蔑和反抗：“失去了希望，这并不就是绝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8]逃兵二哥身上，也这样寄托了舞鹤对现实的国家——体制的嘲弄、对个体自由的向往，所以“我”体悟和想象着二哥在逃亡中生命的完整与诗意。
但舞鹤与卡缪终究有着不同的文化血脉，逃兵二哥没有重复那循环不止的命运：在某次逃亡的路途中，二哥停下了。
我们不得不面对欢乐大逃亡之后的某一种“真相”：二哥“自闭”在二姊小套房，英雄的光芒已然散失。在乱葬岗似的房间中，九个月零三天没出门的二哥脸已浮胖，“胸肌也坠了些”——英雄衰朽了，为了自由的逃亡最终将面对生命力的丧失，这样的自由岂不是和“我”在军中的反抗一样不得善终？“我”悲伤二哥“从闭关的那一刻开始便被制度‘闭关’了生命”，其实是“我”必须面对在恐怖无所不在的世界中，追寻自由的困境。
二哥说“他厌了长征短驻的生活。再怎样的长征，猎人总是跟在屁股后，他命定要在某一次的短驻中被捕”，而“我”的设想悄悄置换了一个诗意场景：二哥“一连泻肚下痢两天，拖着身子到淡水码头，怔怔望着嵌在出海口的夕阳，以为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于是，二哥转身投奔情人的套房了。这个面对夕阳突然“转身”的场景，几年后在小说《悲伤》的开头再度出现：因伞兵训练失事而落海（同样是淡水的出海口）的“你”（同样是服役的青年）奋力游向红圆（落日），然而，“你意识到自己永远赶不上‘红圆’的刹那，你愣了片刻，决心划向相反的方向，在红圆的余光中你奋力游向暗灰”。[9]《悲伤》中的“你”和《逃兵二哥》中的二哥属于同一精神系谱，是一个在体制中以“蛮力”左冲右突的英雄，是小说中知识分子“我”所幻想的另一个自己，最终却以倒插于泥土之中的方式了结生命（岂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自闭”？）从这种结构和场景的重复中或许可以窥见舞鹤一个耿耿于怀的情结：“知识”是“思想”的开端，思想的我面对现实却总是孱弱无力或适得其反；幻想一个摒弃知识与文明的英雄，依本能行事，然而，在张扬的生命追逐——逃亡中，英雄早晚意识到无法超越的超于人间的力量（蕴藏在夕阳的意象中），而不是现实的具体威胁，使他突然转身、放弃——那么舞鹤的“夕阳”，令二哥感到日暮途穷的夕阳，到底是什么呢？在现实的层面上似乎是天涯海角如影随形的猎人让二哥感到了厌倦，在“我”的想象中，或许是意识到“逃亡”之于腐朽的体制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陪葬。如同逃兵与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也是共谋的——他们相反相成地为体制的存在做着标记。所以，这里的“夕阳”是一种置身其外的对自我的观望和体认，看到的是生存的荒谬与抵抗的两难。当知识分子的“我”意识到“英雄”的危机，也就是想象的困境时，他意图让自己失踪以拯救二哥（是拯救二哥，还是自我拯救？）——“当‘我’这个人失踪的瞬间，那个闭关在情人洞房的人可以自己开门走出来，以‘我’的身份走完他的生命。”
然而当“我”寻到情人洞房时，二哥二姊都已不见了，拯救愿望的幻灭似乎象征着作者终于还是承认：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的追寻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生存的。如同本节前面的引文：“我想只有走入那青灰色的光潋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自由。”完整的自由以肉身的消失为代价，在未知的世界存在。
我们看到，二哥一度如此接近、置身于西方神话的英雄谱系，但“停下”和“自闭情人套房”的动作，让我们意识到这个英雄到底是东方血统——那义无反顾的姿态莫非来自夸父？夸父与日逐走的行为与薛西弗斯与逃兵二哥一样“难以理喻”，似乎只是因为有无可比拟的生命力，他追逐太阳，他拥有渴饮大泽的气势，但是他终于“未至道渴而死”：生命终不免于衰朽。有意味的是，夸父死时弃其杖于邓，化为桃林，荫蔽后人。生命又是更新轮回的。二哥这个英雄也终于有跑不动的一天，他回到女人无限宽容的怀抱，夸父的死亡孕育了新生，二哥则返身进入死亡与新生之间——饮食男女。所以，当他消失不见时，关于自由、关于生命的神秘意旨并没有消失：小套房如今住了陌生的青年男女，二哥煮粥的那只电饭锅他们“看看还能用，就将就留下来用”，“我”看到“锅盖一跳一掀的：笋丝扣肉的气味”。这是一个漫不经心又意味深长的场景：不管怎么样的时代，怎样的恐怖怎样的荒谬，整个世界毁灭了，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锅笋丝扣肉，一种固执的个体自由的气味，在其中氤氲扑腾，生生不息。
（二）自由而不主义
卡缪通过薛西弗斯传达他的反抗哲学，其思想基础是新人道主义。在他的笔下，薛西弗斯对人间自由的渴望仍是属于西方理性话语体系内的。毕竟，薛西弗斯的身份是科林斯的国王。而舞鹤通过二哥这个逃亡英雄所表达的“自由”却是一种有意排斥理性话语的“自由”。
对舞鹤而言，“自由”在青年时期或许还是一种唯美的理想，是因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熏染而确立的一个绝对精神标杆，但经历了服役生活，“自由”对舞鹤的意味，被赋予与其价值观念、美学追求相辅相成的、个人性的内涵。军队的现实压迫与舞鹤的自我发生激烈冲突，唤醒了类无政府主义的反体制意识，在“我”的叙述线索里，充溢对统治机器的直接批判，但在试图复返自由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二哥的叙述线索里，对逃亡的无尽想象透露了东方哲学的气息。无政府主义所肯定的自由是一种理性话语，舞鹤的自由却是回溯到七窍不开的状态。生命本身是蒙昧而自由的，如“混沌”般自然自在，“混沌”被凿开了七窍，人类有了文明，生命的本真、自由、无所求的快乐，却从此消散了。以此来理解二哥，他纯然是个无知无识的自然人。这个有着神话英雄气质的人，本是混沌自由的诠释者。二哥所以与“我”不同、所以为“英雄”，因为他没有被军队阉割，同时也没有被“文明”阉割，他保有着个体生命对绝对自由的全部渴望。就是说，自由是根本、唯一的目的，别无其他。二哥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色欲的张扬。被体制“阉割”了的“我”伸向女人的手是一种“求救的手势”，而二哥从长征路上的少女到香艳激情的小电影，再到情人二姊，色欲始终是一种强悍而浪漫的生命能量。当二哥自闭在二姊的小套房以后，生活的内容唯食与色而已——地母一样的女人和一只煮着各种食物的小电饭锅——也是自由最后的驻扎地。这真是对自由最吊诡的表达。
舞鹤这种自由观念与现代台湾的自由知识分子——特别是“二战”后赴台的胡适为代表的西学一派——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自是不同。而胡适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及其对专制的批判，在台湾的肃杀思想氛围中，是一个透气口，胡适之后有殷海光，殷海光之后有林毓生、张灏，代表了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的传承。[10]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人权”这样的现代观念相关联，从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而来。一方面，他反对任何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权益的行为，呼吁自由独立的人格；一方面，他认为人权以及独立品格的获得是为了更好建造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所谓“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是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所以，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理性的追求，在五四的时代背景下，是与爱国、救国的理想互为依托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1]
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虽然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在台湾也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之下苟延生息，但却始终是有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用以批判威权、专制的重要武器。从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国》到一九七○年代末期的《美丽岛》，对执政者的批评都是在一个要求民主、人权的现代话语场里。党外也以民主自由的旗帜，追求政治的“本土化”。党外以《美丽岛》杂志为参政、组党活动造势，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安，遂有“美丽岛事件”，有意味的是也正是这次镇压成了恐怖统治的最后高潮，“台湾人从此不怕政治了”。《逃兵二哥》中的叙述者“我”因支持美丽岛、批评政府的言语而获罪，但他并非反对阵营的斗士，或许正是对“民主自由”的不同知觉使他远离了一切打着主义口号的政治斗争。由此也可以理解舞鹤自己所说的——退役后没有选择加入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反对运动，反倒在小岛的边缘隐居起来。隐居读书的中间，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正是反对运动阵营日益壮大，民进党组党即将实现的热闹时期，舞鹤写下《逃兵二哥》，表达的自由观念不但与“国家”势不两立，而且试图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而在当下台湾，更不同于胡适面对国家与民族之生死存亡而仰赖“现代”的大背景，舞鹤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实现了西方代议制“民主”，而“现代化”正笼罩一切的台湾。当年的草根成了今日的政客，“自由”对政治来说终究不过是个幌子。而舞鹤的原始自由思想，仍是边缘的边缘，另类的另类。
综上，由《逃兵二哥》来看，舞鹤的自由意识，首先是建立于个人与体制的抗辩关系之上，是“二战”后世代对“戒严”文化下的身心的自觉反省与反抗。其次，这一“自由”在精神渊源上却又脱离了现代场域，他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理性话语，不亲“主义”，也正因此，对军队体制压迫的强烈感受，虽然让舞鹤开始关注反对运动，却并没有置身其中。当年的反对阵营失去一个运动青年，后来的台湾文坛，却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有所坚持的写作者。也是这样一种“自由”意识，让舞鹤复出江湖的第一篇小说《逃兵二哥》，在貌似成熟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埋藏了一种浪荡狂放、直欲超出现实的气味，日后发展为被称为“魔幻”和“乱迷”的叙事美学。
[1] 舞鹤早期换过很多笔名。其中“陈镜花”是《微细的一线香》发表时的署名。
[2] 二○○三年以来，台湾兵役制度改革，征募并行，但不断降低义务役士兵征召数量、扩大志愿役士兵招募数量。兵役区分为“军官役”、“士官役”、“士兵役”和“替代役”四种；二○○八年以来，马英九当局着手推动“征募并行”向“全面募兵”转型，兵役期也缩短为一年。计划于二○一四年年底实现全面募兵，并将台军总兵力从二十七.五万减至二十一.五万，建立一支“小而美”、“少而精”的职业化、专业化军队。二○一二年一月一日，新修订的“兵役法”正式生效，成为实施“全募兵制”的法源依据。
[3] 见“国防部”网站《服役须知》http://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155&p=367。
[4] 高雄美丽岛事件，参见：“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美丽岛事件档案导引》，台北：“行政院研考会”，2003年版；民众日报社编《美丽岛事件始末》，台北：民众日报台北管理处。
[5] 见莫那能口述《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经历》，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版。
[6] 因为她听从了薛西弗斯临终的命令，将他的遗体不加埋葬地扔到公共广场地中央。而薛西弗斯原是为了考验她的爱情。“违背人类之爱的服从”让他恼怒了。
[7] 参见加缪（台湾译：卡缪）著，郭宏安译《西绪福斯神话》（台湾译：《薛西弗斯神话》），《局外人》（台湾译：《异乡人》），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8] 同上。
[9] 舞鹤《悲伤》。
[10] 参见黄俊杰《儒学与现代台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参见陈德仁《胡适思想与中国教育文化发展》，台北：文景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