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初：从理财能手到商界巨擘（代导言）
1950年9月，由贵州、云南两省工商界主要代表组成昆筑参观团，应邀前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观考察，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参观团成员都是两省工商界重要代表，在北京获得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代表团中有一位特别代表就是“赖茅”酒的创制人赖永初，他在行前送给贵阳市人民政府50瓶“赖茅”酒，市政府以飞机托运到北京。赖永初在怀仁堂礼堂看到两个用“赖茅”酒编成的五星，朱德用“赖茅”酒来款待昆筑代表团，还询问赖永初为什么要取这个名称。
赖永初的大名，其实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为贵州各界所熟知。当时赖担任赖兴隆钱庄经理，由于经营得法，广受民间信任。到1940年代，赖永初成为贵阳市商界中坚人物。战时黔省商会之所以能够合力举办许多事业，赖永初等人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赖永初之理财能力亦得到省政府的认可，其被视为财政上的重要协助者。赖曾担任贵阳市银行及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当然，今天讲到赖永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命名的“赖茅”。茅台酒，在战时能从地方土烧发展成为重要的名牌产品，在品牌经营上赖氏有创发之功。以上这些重要史实，都可以从本书所收集的一手史料中看出。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历史背景，我先在书前将赖永初一生的重要经历稍作介绍。
一 理财能手：赖永初与贵州近代金融业
赖永初（1902～1981），贵州省黄平县浪洞人。祖父赖宗贵，以经商为业，1899年前后到贵阳，以2000元资本开设赖兴隆钱铺，办理银钱钞的兑换、存放、汇兑等业务，是贵阳开设最早的钱铺。赖兴隆后来也发展成经营土产的商号字牌，生意甚佳。1904年赖宗贵逝世，赖兴隆由其次子赖嘉荣接手，业务发展更盛，钱铺改组为钱庄。赖嘉荣逝世后，赖兴隆由其长子赖永初担任经理。[1]
赖永初担任赖兴隆经理时期，正值贵州军政当局大力保护本省鸦片外销。赖永初以灵活的经营手法，以及对本省土产的了解，使赖兴隆商号与钱庄都获利丰厚。赖兴隆同时也为本省商人开展鸦片贸易提供金融担保与融资，不但在省内安顺、遵义等地添设了分号，而且业务扩展到了梧州、南京、衡阳、重庆、汉口、广州以及上海、香港等地，从中获得巨利。赖兴隆钱庄资本也增至50万元，成为较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之一。该庄曾在贵阳发行面额100元、500元的定额庄票，可兑可存，不定期限，凭票即付现金，信用坚挺，流通甚广。根据中央银行贵阳分行的调查，到1935年6月，贵阳有9家钱庄，赖兴隆钱庄被列于首位，因其资本及声望均较其他几家要大。[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因地理位置重要，商业突然兴盛。黔省与多省接壤，贵阳因独特的交通优势成为西南交通要冲，因此由沦陷区内撤之人员、资本乃至工商企业、事业机关等，大量进入贵州，一时造成前所未有之市面繁荣。工商业行号迅速增加，大量资本流入，金融顿趋活跃，金融机构也相继增加。国内许多银行都在贵州添设分行，钱庄银号也新增不少。据原来金融业从业者回忆，最盛时贵阳拥有商业银行多达18家。1939年，贵阳实行禁烟，许多烟商开始将资本投入金融及其他紧俏物资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如1940年戴蕴珊即开办怡兴昌银号，该银号成为贵阳有名的金融机构。戴蕴珊本来就是贵州巨商，1931年担任贵阳县商会主席。怡兴昌银号一开始由戴蕴珊独资开设。戴氏由于在商界的地位甚高，一度深受贵州省政府重视，1940年他曾领衔发起筹备官商合办贵州银行，但后来戴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间产生矛盾，1941年10月，被吴以“囤积粮食”为名判刑入狱。戴蕴珊的亲家赖永初为营救其出狱，请多人从中斡旋。据本书所收录的赖永初本人回忆文章，他曾送给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100瓶茅台酒作为酬谢。同时赖氏也以实力支持怡兴昌银号的经营。
怡兴昌银号于1943年按《银行法》规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0万元，办理商业银行一般业务，以存、放款为主。1944年9月增资为1000万元。赖氏家族成员大量注资认股，戴蕴珊仍任董事长，董事会选赖永初为董事兼经理。1946年，怡兴昌再次增资改组，赖永初及其家族成员股本占到四成，成为掌握控制权的最大股东。怡兴昌银号在贵阳本来就有一定地位，也拥有财政部颁发的银行经营执照。赖永初在经理怡兴昌时推行改革，拓展外埠汇兑业务，与上海、云南、广东等地金融机构订立通汇合约。同时赖也全力培养人才，将怡兴昌打造成为他后来在贵州省金融界势力发展的基地。财政部曾对怡兴昌经营进行审查，认为该号基础稳固，营业正常，在当时贵阳的钱庄中属于非常稳健的一类。1947年，怡兴昌在长沙、汉口两地设置分号，资本增至5000万元，业务范围在赖永初的经营下有了较大扩展。赖永初亦成为贵州金融界有名之理财能手。正是有赖兴隆与怡兴昌的经营成绩，所以从1945年担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市长的杨森，到1948年接任贵州省主席的谷正伦，都极为看重赖永初的金融理财能力，一定要他出任贵阳市银行、贵州省银行总经理。
赖永初与贵州省银行、贵阳市银行很早就有关系。1941年贵州银行成立，赖氏家族就已经以商股入股该行。1943年贵州银行增资，又将资本额由600万元增为1000万元。赖永初为了缓解与政府关系，与其家族以大量资金入股贵州银行，以示支持省政府。赖永初的投资占比接近9%，被选为贵州银行监察人。1947年，贵州银行正式改组为贵州省银行。
贵阳市银行的创办，更是直接来自赖永初等商界名流的提议。1944年，贵阳商会有意发起创设“贵州工商银行”，商会理事赖永初也是筹备委员之一，但未获中央支持。1945年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并兼任贵阳市市长。市参议会参议员赖永初与张慕良、蔡森久等联名提出建议，请贵阳市政府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县（市）银行法》规定，批准设立“贵阳市银行”，以调剂金融，活跃市场，支持中小工商企业发展。
创设贵阳市银行之议提出之际，正值抗战胜利前后。当时贵阳商业环境大变，外地银行所设支行纷纷撤离，杨森也希望拥有自己能支配的新设金融机构，故对赖永初等人的建议表示支持，杨还委请赖永初参与贵阳市银行之筹备。贵阳市银行于1947年3月开始筹备，政府以公款与民间商人合资设立，资金总额为法币6000万元，其中商股3000万元。赖为了表示以实际力量支持，投入大量资金认购商股，成为最大的商股股东，出任董事。由于货币贬值，后来该行又增资为25900万元。1947年7月该行正式宣告开业，聘请赖永初为总经理。赖永初在开幕典礼上以名酒“赖茅”设宴招待。贵阳市银行的开办得到了赖永初掌控的怡兴昌的支持，不但该行的开办费是由怡兴昌借垫，而且在银行开幕之日赖永初亦命怡兴昌拨存巨款以示支持。
在赖永初的主持下，贵阳市银行正式营业，业务发展不俗。在当时激烈的金融竞争中，该行不但存续下来而且有所发展。贵阳市银行的存款主要来自市财库，即贵阳市各种课税收入。同时，该行在第一年就吸收社会存款活期约20亿元、定期四五亿元。除了短期放款，该行还采取了许多吸收存款的办法，如对本存款、小本低利贷款、办理“纪念存款”、发行礼券等。该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市政府将原由贵州省银行代理的市金库业务拨归该行接办，提高了该行的信誉，营业额逐渐增加。贵阳市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缓解了贵阳市部分进出口商和小型工商企业的资金困难。[3]贵阳市银行营业获得成功，对市财政贡献较大。1948年5月，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还特别挽请赖永初到重庆，聘赖为重庆市银行总经理，可见其对赖之认可与倚重，想继续借赖的专业能力辅助渝市财政。而接任贵州省主席之谷正伦氏，本即黔人，对赖永初之理财能力知之甚稔，故强烈要求赖永初返回贵阳，担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
1948年8月，赖永初担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此时正值多事之秋，他肩负着维持贵州金融秩序的重任。当时全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货币每日都在迅速贬值，国民政府推出的金圆券改革也以失败告终。作为西南偏省的贵州，金融基础本较他省薄弱，在不良环境中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赖永初在接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之后的时期，正是货币体系脆弱、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时期。赖永初依靠灵活的经营理念及丰富的行业经验，不但维持住了省银行的信誉，而且还在艰难环境中不断开拓新的业务。他在国民党统治贵州的最后阶段，扮演了重要的地方经济秩序维持者的角色。经过赖的打理，到1949年4月，贵州省银行不但能“自给”，而且还能扶持本省农工矿等行业。由于当时贵州缺乏有信用的货币，赖永初在1949年致力于发行贵州省银行银元辅币兑换券。他是兑换券印制、发行、兑现等环节的监督人，有其信誉担保，贵州省银行银元辅币兑换券发行相对成功。除此之外，赖永初还在省银行内部大力栽培新人，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为贵州金融界培养了不少金融专业人才。1949年5月，赖永初更是接任贵阳市银行业公会理事长。
本书所收录的资料，包含了赖永初从事金融业的大量史实。如怡兴昌银号开业的消息，以及赖永初担任贵阳市银行、重庆市银行、贵州省银行总经理的报道。赖永初在任期间接受采访、发表讲话的情况本书亦有收录。另外，本书还收录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赖永初参与创设怡兴昌银号、大兴实业公司的珍贵史料，包括这两家公司提交给经济部的章程、出资人名册、股东会记录等登记文书。贵州省档案馆藏赖永初赴贵州省银行任职及报告文书也弥足珍贵。另外本书还收录了亲历者关于在怡兴昌银号、贵阳市银行、贵州省银行工作的回忆记录的节选文字。
二 商界干城：赖永初与黔省商会
赖永初在商界的影响力亦体现在其在贵州省及贵阳市商会中扮演关键角色。赖永初于1939年当选贵阳县商会执行委员，1941年当选贵阳市商会常务理事，并兼任商会第一科主任。此后，赖永初一直在市商会担任重要职务，直至1949年。在商会任职期间，赖永初推动创办了《贵州商报》、“商友俱乐部”、市商会补习夜校，并担任贵州商报社社长、筹设贵州工商银行等。贵阳市商会之团结力，不但超出本省，也能傲视全国。
贵阳市商会之前身为成立于清末的贵阳商务总会。1916年，贵阳商务总会改组为贵阳省城总商会，会员多来自本市各行帮。1930年，贵阳省城总商会奉国民政府命令改组为贵阳县商会，各行各帮亦按界别组成各业同业公会。赖永初此时就已经是县商会活跃成员，他与其他九人在商会中结成“十人团”（包括陈职民、张荣熙、赖永初、伍效高、张慕良、曾竹溪、吴鲁钦、夏少锡、文范久、冯程南），齐心协力，推动会务改革。1935年，“十人团”首领陈职民当选为贵阳县商会第二届主席。
1939年，贵阳县商会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依照政府新颁《商会法》修订县商会章程，重新举行选举，陈职民仍被选为主席，张荣熙、张慕良、赖永初等6人为常务委员。从是年起，赖永初成为贵阳商会的灵魂人物之一。依靠良好的人脉关系及家族商业实力，赖成为贵阳工商界头面人物。由陈职民等人领导的“十人团”，其成员在商业上互相支持，成为贵阳县商会及贵州省商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者。1941年7月，贵阳撤县设市，贵阳县商会改名为贵阳市商会。[4]1942年，贵阳市商会改采理事制，赖永初仍被选为常务理事，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49年市商会停止活动。赖永初进入商会之后，显然不是一个挂名理事。他在商会中极为积极主动，不仅代表商会担任《贵州商报》发行人，也是商会倡议的工商银行的主要推动者。在商会与政府就税收问题讨价还价时，赖永初也是参与谈判的主要商会代表。本书收录了许多赖永初代表商会与政府折冲谈判的史料。
贵阳商会组织在战前就已建立，但其大发展却是在战时。战前，贵阳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商业活动的繁盛程度，都无法与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的通商大埠相比较。但是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府机构、企业、大学等也大量内迁，西南地区遂渐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贵州省也因为地理上相对安全，吸引了大量资金、技术与人才，抗战时期区域性替代工业的兴起，使贵州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省城贵阳在战时更迅速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都市。当时贵阳不但涌现出一批新创工厂，商业行号也迅速增加，各种金融机构迅速扩增。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商会在贵州的重要性也陡然提高，贵阳市商会不仅成为贵阳全市工商业之总汇，也成为全省工商活动之监管者。
贵州省政府在1941年就倡议设立贵州省商会联合会，以期加强政治对商界之统一管理。政府要求各地各业同业公会尽量成立，并加入县、镇商会，然后县镇商会均须加入省商会联合会，以该会为总指导机关，以使工商界更好地支持抗战建国工作。1942年10月，贵州省商会联合会在筹备一年之后成立。贵州省商会联合会与贵阳市商会在人事方面高度重合，赖永初亦担任贵州省商会联合会理事之职。省商会联合会成立后，设立四个委员会，即评议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赖永初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在省商会联合会会议上提出组织商联企业公司的提案。商会联合会的工作之一是成立统一捐募委员会，协助政府救济时艰，赖永初即是该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政府开始征收保证金之后，要求贵阳住商进行登记，此项工作也由商会负责，赖亦参与其事。
赖永初社交广泛，曾长期负责监督商会机关报的编辑发行工作。1940年12月，贵阳县商会创办《贵州商报》，陈职民任发行人兼社长，赖永初为副社长，这意味着赖在商会中的地位较高。1946年，贵阳市商会决定《贵州商报》复刊，仍以商会理事长张荣熙为社长，赖永初则担任发行人。这家报纸一直出版至1949年10月才停刊。商会的权限与主办事务在战时也有很大的扩展，除办报外，其他如开办商会补习夜校、商友俱乐部、工商服务社等，具有很浓厚的商界利益共同体的色彩。也可以看出贵阳工商界在战时，一方面获利较丰厚，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对政府更多经济索取，工商界亦需要更团结，以整体力量与政府讨价还价，因此团体力量便甚为重要。这是贵阳市商会在战时获得大发展的背景。本书所收集的许多一手史料，都可以反映这一历史过程。
有关民国时期赖永初在贵阳市商会的工作活动情况，都可以从本书所收录的相关史料中获知。我们从多种报纸上遴选出涉及赖永初活动的报道百余篇，另外还摘录了贵阳市档案馆藏商会档案中赖永初往来文书函件，当事人对贵阳市商会、《贵州商报》办报活动的回忆记录也适当选录于本书之中。这些资料对研究战时及战后商会历史非常有价值。如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商界资源的汲取，利用成立省商会联合会、强制入会办法，以及赋予省商会税务催征等方面的权力，本书所收贵州省商会及赖永初的相关史料都很清楚地将其展现了出来。贵阳作为新兴的大后方重要城市，其工商活动之活跃，商界力量之壮大，从赖永初参与的商界事务中也可见一斑。
三 名酒之源：赖永初与“赖茅”品牌之创设
“赖永初”这三个字，今天为人所熟知，是与茅台无法分离的。虽然赖永初曾在贵州省金融界名声赫赫，也曾经是贵州商会组织的重要人物之一，但这些经历，其实与许多地方商界闻人类似。不同的是，赖永初在1940年代通过创造名酒品牌，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嵌入中国知名的白酒历史。
赖永初与茅台开始发生联系，与其合伙投资有关。作为1930年代就已经从商界崛起的著名人物，他与贵州省的许多土产行业都有密切关系。1938年，赖永初与原天福公号经理周秉衡、贾文钦等人合资开办大兴实业公司，周秉衡以所办茅台镇衡昌酒坊和三合黔昌锑厂等折股2万元，赖永初则投资了6万元。这家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做土产与重要工业制品的销售贸易。周秉衡本身也是贵州商界名人，曾经担任安顺商会会长。1941年，因经营不善，周秉衡对大兴实业公司的合江分号亏损负责，将其入股的衡昌酒坊转让给赖永初，以抵其所欠部分债务。赖永初接手后将衡昌酒坊更名为恒兴酒厂。
当时周秉衡所办衡昌酒坊在茅台镇上产量有限，不及历史悠久的成义酒坊及荣和酒坊。赖永初接手之后，聘请酒师，改良配方，使用精美印刷包装，利用其本有的商业网络推动营销，使其产量与销量均后来居上。战时西南许多城市经济出现一定的繁荣，大量军公人员的迁入，也使城市消费力增强，这就带动了酒类消费。赖永初借战时经济繁荣的机会，也在西南城市报纸上大做广告，并推出自己的茅台酒品牌——“赖茅”。这一品牌的经营与其商界服务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得益于赖永初在工商界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交圈，其商业版图与“赖茅”品牌拓展在战时同步发展。
赖永初的创新经营能力，从其创造的“赖茅”商标也可以看出。其经营恒兴酒厂、发展“赖茅”营销网络的做法，都与旧式商人有很大不同。在其努力下，恒兴酒厂后来居上，产量迅速增加，最高时据称达到十万斤。其自创品牌的知名度在西南乃至全国迅速扩展。战后恒兴酒厂在上海开辟了市场，在上海设立永兴公司，同时利用在汉口、长沙、广州的企业扩大销售，先后销售“赖茅”酒两万多斤，这与广告策略、销售网络的铺展等都有密切关系。本书所收录的“赖茅”酒广告，设计用语及图案都相当精美，令人印象深刻。
有关赖茅酒与恒兴酒厂经营相关的史料，目前较为人所熟知的是赖永初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的回忆文章，该文章披露了赖永初独资收购恒兴酒厂、创办“赖茅”品牌及销售“赖茅”酒的过程，其内容亦为研究者所采纳。在此基础上，本书编者联络赖永初后人，录得其回忆文章的未刊手稿，同时收录恒兴酒厂原经理韦岭、仁怀县士绅周梦生在地方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史料进行了补充。此外，本书编者通过查阅民国报刊及档案文献，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赖茅”酒与恒兴酒厂的广告、时闻报道等内容，并摘录赖永初与时任贵阳市市长何辑五关于禁酒时期验封茅台酒的往来函件。上述史料对于考察民国时期“赖茅”酒的生产、经营与销售皆颇有价值。
正因为赖永初经营“赖茅”有成，贵阳政商两界都认为赖永初“有生意头脑”。甚至社会大众对赖永初颇为信任。贵州省银行后来发行银元辅币券非常顺利，在市场上反响良好，很大程度上与钞票上有总经理赖永初之签名有关。贵州省银行秘书处文书课长袁树三就在回忆中称，赖永初“对经营商业很有办法”。是故，当1947年贵州省最有势力的军政商各界帮会人士筹划成立新黔公司时，因赖永初“会做生意”，懂生意经，特请赖永初任新黔公司总经理，希望借助他的商业声望，来推动贵州土产之外销。[5]
赖永初曾提到一件事，贵州省主席杨森曾把自己的大笔私人款项存入赖所办的恒兴酒厂生息，可见杨对该厂营业颇有信心。此款数额相当巨大，尽管受通货膨胀影响，但还是能折算成黄金300两。赖也坦陈杨森之所以请自己到重庆继续办银行，也是希望能帮他继续赚钱盈利。除赖兴隆、怡兴昌、恒兴酒厂之外，赖永初先后担任贵阳大兴实业公司、宏大公司、贵阳同济盐号、贵阳裕生土产公司、上海永兴公司、福利运输商行等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曾参与经营三合黔昌锑矿、三江铁厂等，其生意涉及面甚广，涵盖盐业、特货、百货、交通、矿业等许多领域。本书所收录的大兴实业公司股东名册，可见参股者多为当时贵州工商界头面人物，大家此种支持表明赖永初在贵州商场之信誉颇高。
四 社会贡献：教育与公益
战时贵阳商界力量之勃兴，也辐射到社会与教育等领域。从赖永初的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像他这样的商界代表性人物在财富与声望上升的同时，也愿意将部分个人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这也符合政府与社会大众对富商的期待。抗战爆发后，赖永初热心参加各项抗战捐献运动，包括贵阳商界献机、捐资为前线士兵置办寒衣，慰劳驻军等。贵州省政当局在战后因赖永初战时捐赠贡献特别颁发胜利纪念勋章。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最重要者莫过于他独资创办永初教养院与永初中学。
赖永初热心社会教育公益事业。1941年，为了救济战争孤儿难童，他特别在贵阳独力捐资创办一所儿童教养院——永初教养院。该院主要收容阵亡将士遗孤、出征军人之子弟、地方贫苦孤儿等。赖永初曾对外表示其理想是招收儿童300名，教养十年。其想法是“设工厂以资实习，授学科以长识见，有卫生设备以增进健康，有体育训练以锻炼体格”，“教养兼施，侧重生产事业，造就时代技术人材”，计划不可谓不宏伟。
本书收录了各报刊中关于教养院开办的报道，贵阳市档案馆藏赖永初呈请设立教养院的相关案卷对读者了解这一史实也弥足珍贵。1946年，为扩展教养院，他购买1200亩地创办教养院附属永初农场，想通过自己的力量研究农业改良，建成示范农场。教养院的院址与永初农场合二为一。从本书史料中可知，后来他将这个农场捐给了政府，可见其主要用意仍在公益，可谓“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大力投资社会教育，不但推动了贵州地方慈善事业，对赖永初个人社会贤达身份的建构也颇有裨益。
在教养院的建设过程中，为尽快发挥社会效益，1943年8月，赖氏决定独资创设一所中学——贵阳私立水初中学，自任董事长。该校由于资金充实，校舍等硬件设施均属上乘，师资力量雄厚，创办后迅速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私立学校，被外界称为贵阳“唯一不以学生学费而维持之学校”。这从本书永初中学建设过程的史料中足可看出，其他如永初中学开办计划书、永初中学校董会章程及黄平中正中学校董会会议记录等文书，都可以了解赖永初有关教育公益方面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还有永初中学与地下党的关系。赖永初女婿戴绍民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就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被学校开除回到贵阳后，曾以自宅及永初中学为基地进行活动，印刷中共地下文件，保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干部，并且将贵阳地下党负责人宋至平介绍到永初中学教书，所以永初中学后来就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活动据点，这从本书收录的当事人回忆可以清楚说明。1949年8月，戴绍民不幸被国民党逮捕，11月被杀害，赖永初悲痛不已。
另外，为回报桑梓，赖永初还在家乡黄平大力捐资兴学。1940年，赖永初在贵阳与黄平布业巨商卢晴川，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委员、社会处处长周达时等人聚议创办私立中正中学，赖永初不但带头发起募捐，还捐建学校大礼堂，学校董事会以赖永初为董事长。该校办学质量优良，培养人才无数。从这所学校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仍可以发现赖氏对社会教育事业之热心。
赖永初善于交际，对媒体与民意代表都相当重视，他也试图通过办报及担任参议员等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念。赖永初很早就对舆论极为重视。所以他1943年就积极推动创办《贵州商报》作为工商界的喉舌。由于赖的经营，《贵州商报》办得非常成功，销量稳定在5000余份。该报广告称“特别注重扶持工商业”，赖永初也经常在报端撰文，表达对政经形势的看法。从赖永初署名发表的社论及文章来看，他对工商业发展及民生问题都相当重视。《贵州商报》是当时全国比较罕见的直接由工商界创办并由商人实质性经营的报纸。借助这份报纸，赖永初在贵州工商界享有极高的威望。除主持《贵州商报》之外，战后赖氏还曾出资支持《大路报》的创办。本书所收录的赖永初参与《贵州商报》创办与经营的史料，既可以见证近代商人办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反映1940年代贵阳商界的诉求与声音。1944年赖永初被选为贵州省参议会参议员，如本书收录的史料中就有他1949年以省银行总经理身份出席参议会之后招待全体参议员晚宴的新闻。
赖永初的一些投资，后来对贵州省经济发展影响颇大。例如赖永初对贵州交通事业一向较为关心，曾创办福利运输行。也曾支持毛铁桥开办汽车运输行，1947年为其提供贷款。[6]毛后来成为贵州汽车运输业的元老，曾担任公私合营贵阳汽车运输公司经理、省运输局副局长、省工商联副主委、政协副主席等职。1951年，贵阳市市长秦天真鼓励工商界与政府合作筹建一个投资公司，以便将私人资金投入经济恢复建设。赖永初是7位筹备委员之一，他个人也投资5亿元人民币（旧币）到该公司。该公司后来为贵阳的城市建设贡献甚大。
结语
赖永初在战争环境下崛起，在整个1940年代，他都是贵阳商界的风云人物。赖之所以成为近代贵州重要的金融家、工商界领袖，乃至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需依靠之重要人物。一方面，赖永初个人能力卓著，无论在经商理财还是社会交际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另一方面，“时势造英雄”，其个人经历也与近代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贵州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其影响尤大。
本人曾经专门研究过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如果将赖永初与虞洽卿作一比较，异同甚为明显。作为时代人物，虞与赖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如商业眼光准、社会介入度高、政商关系处理得较好。但虞以“长袖善舞”的航业大王闻名于全国，赖则以善于理财的金融家誉满西南；政治上虞有“通天之术”，活跃于全国政治舞台，而赖主要还是为本省在任军政首长协理财政，双方关系并不恒定；虞氏主要依靠其与政界的特殊关系，获得许多商业上的特殊权力，赖的生意则带有互惠性，其个人企业也是政府重要税收来源。
作为金融界重要人物，赖永初大概与陈光甫、张嘉璈等人有更多共同特点，只是后者是国民政府之重要金融高管，赖则是贵州省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政助手。赖在贵州省所办事业，如《贵州商报》、永初教养院、永初中学等，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可以说赖永初是民国时期贵州历史乃至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与当事者，从这么重要的人物入手来研究区域史，相信会有非常多新的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赖永初先后担任贵阳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贵阳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等职务，仍是当地政府比较倚重的工商界元老。本书所收录的史料基本上可以反映赖永初一生的事业轨迹。从类型上来讲，本书史料包括地方史志资料、地方报刊及地方档案三种。
文史资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一种特殊史料。1979年，赖永初受全国政协文史委邀请，撰写创办赖茅酒的回忆文章，之后又受贵州省政协文史委邀请，撰写关于贵州省银行的回忆文章。此后，与赖永初工作和生活轨迹有交集的地方人士亦陆续撰写相关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文章被收入各地文史资料，文史资料遂成为赖永初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选取了全国及贵州省内各层级文史资料中与赖永初直接相关的回忆文章。文史资料披露的诸多有价值的细节是档案、报刊等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地方报刊是反映一地时局、社会面貌的重要载体。本书重点搜集了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贵州商报》三种报纸，其发行时期恰好贯穿赖永初商业活动的关键阶段，多篇“赖茅”广告、永初中学开办及招生情况、赖永初就任各银行职务的报道均刊载于上述报刊中。此外，《贵州商报》更由赖永初参与创办并亲任社长，其史料价值尤为突出。
地方档案主要由政府相关往来文书构成，是研究政治、经济及政策的重要“过程性”史料。由于赖永初在民国时期曾任多项职务并开办公司，与之密切相关的包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经济部有关企业登记的文书，贵州省及贵阳市档案馆藏商会档案、银行档案、教育局档案等，更是反映了赖永初的投资结构、商业关系网络、经营理念及其在贵州省财政金融运行中的作用。
总之，通过本书收录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赖永初这位近代贵州著名商人的大部分经历，同时，本书也揭示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贵州省经济、金融的诸多历史实态。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赖永初这位茅酒先贤。
[1] 有关赖永初家族史的相关年份，地方志书与个人回忆的说法目前存在出入。
[2] 《贵阳金融市况（六月份）》，《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7期，1935年，第1566～1567页。
[3] 傅斯甫：《贵阳市银行创建记略》，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993，第192～195页。
[4] 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编著《贵阳市工商联（商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第13页。
[5] 傅应钦：《贵阳的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3，第169～171页。
[6] 毛铁桥：《在旧中国经营汽车运输的回忆》，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