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西罗马帝国及以外的基督宗教

东西罗马帝国中的基督宗教

至尼西亚时代，人们可目睹讲希腊语的东罗马与讲拉丁语的西罗马之间持续增加的差异。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任者控制了东罗马的教会，当时罗马主教成为西罗马最为显赫的权威。381年，在宣布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地位居于罗马主教之后，只有东罗马另外两个重要城市亚历山大港及安提俄克反对。至6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被称为普世牧首——虽然这一称呼并没有得到罗马的承认。希腊人视君士坦丁堡为新罗马。早在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前，政治、教会及神学差异就将我们现在所知的罗马天主教从希腊东正教中分离出来。

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基督宗教均已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及社会实体的宗教。社会及文化变得基督教化，教会领袖帮助其建构了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并且缔结了基督教及古典文化之间的联盟。[9]基督教的世俗化及社会的基督教化是齐头并进的。360年，罗马皇帝犹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拒绝基督教，支持异教主义的回归并颂扬希腊文化。他以“叛道者犹利安”为人所知，且制定了严格的反基督教政策。然而他的统治是短暂的，罗马帝国在其死后又重新拥抱了基督教。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修道主义或许可被视作一种反对教会日益增长的世俗化反映。修士希望通过终其一生的祈祷、节制及禁欲生活回归到使徒时代的简朴。最早的基督教修士是退至沙漠独居的隐居修道士。埃及的安东尼（Antony of Egypt，卒于356年）抛弃所有的财产在沙漠中过着简单的生活，他虔诚的生命因亚他那修（Athanasius，卒于373年）所著的传记而受到纪念。亚他那修是亚历山大（Alexandria）以来很有名望的神学家及教会领袖。集体修道制在来自埃及的帕科缪（Pachomius，卒于346年）的协助下有所发展。修士或修女在修道院中与世隔绝。修道院则与城市宗教生活相结合，依靠教会得到经济支持，并受主教管辖。修道生活及文学在东部繁荣起来，修道院则影响了西部教会，许多有修士及修女的修会在那里开启了。6世纪的《圣本笃会规》成为组织修会兴建修道院的标准。在西方中世纪里，修士参与抄写阐释宗教手稿、维护图书馆的事工。天主教的修会以其教诲及学术而闻名，最终将传教士派往世界其他地方。

教宗制度在西罗马得以发展，耶稣第一批门徒之一的彼得被认为是第一位罗马主教，其后所有的教宗都是使徒传统下圣彼得圣座的线性继承者。虽然教宗至上（papal primacy）从未被东部教会接受，但该体制作为一个专制主义及权威系统幸存至今——尽管在中世纪有各种与教宗有关的丑闻及争论。一直到19世纪，教宗职分都是一个世俗又属灵的权力，梵蒂冈也仍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教宗无谬论指的是教宗在作为教会领袖发言时永远不会错，这是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上定立的。教宗对《圣经》及教会教义的诠释是否正确及是否具有权威性有着决定权。

基督教教义及神学在5～6世纪持续遭受争议。431年举行的以弗所大公会议谴责了聂斯托利（Nestorius，卒于451年后）对基督人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三位一体的模糊定义，另有其他混淆神性及人性的异端邪说。451年的迦克墩大公会议对此进行了确认，并预备了东西部均可接受的大公信仰的决定性诠释。这迫使强调基督一性的教会及东正教拒绝迦克墩大公会议，在政治及宗教上超越罗马或君士坦丁堡而独立。在神学议题的背后，政治及地理因素的参与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学者们对这一历史有着不同的看法：基督教学者依靠自己对教会的见解，而更为科学性的历史学家，想为既定事件找出合理结论，却缺乏足够的证据。

这时期最重要的基督教人物及西罗马自保罗以来最为重要的神学家是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10]早期教会对奥古斯丁生平及事工的了解比任何一位基督教人物都多。奥古斯丁曾是一位摩尼教徒，其著名的皈依故事记述于《忏悔录》。他对基督教历史的神学方法及对异教的争论与其《上帝之城》有所关联，其权威性的教义著作《论三位一体》则塑造了西方教会的神学。由于阅读希腊文对奥古斯丁而言并非易事，故而他没有太多关注希腊教父，其神学对东部教会影响最小。相反，奥古斯丁对西方神学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关于罪、性及治国的理念被北美及欧洲神学家及政治家援引，即使批评家们认为他在神学上过度依靠对罪、性及治国的自我经验。

西罗马在4～5世纪已达到高峰，以不朽之城为人所知的罗马城多次被入侵的军队攻陷，最终于476年落在了日耳曼蛮族奥多亚塞（Odoacer，433—493）的手里。此时，基督宗教已传至北欧的一些地方，及高卢、西班牙。在爱尔兰，其守护圣者帕提克（St.Patrick，390—460）一直在进行福传。随着罗马的衰弱，大部分西部的情况变得混乱。意大利自身没有中心秩序，被战乱、瘟疫及饥荒所毁坏。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590～604年在位）成为教宗后，开始改革意大利的教会及国家，其最伟大的成就，是在597年下令以坎特伯雷的奥斯定（Augustine of Canterbury，卒于604年）为首，将教宗的使命传向英格兰，标志着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的开始。

在东罗马，即希腊及地中海东部区域，教会即使在罗马沦陷后依然强大且富有自信。东部的帝王是一位专制统治者，与普世牧首联盟，将宗教与政治紧密联合。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约483—565）于527年登基，是年标志着君士坦丁堡帝国统治的开始以及东正教的复兴。查士丁尼一世从政治及宗教领域恢复帝国合一，迫使许多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亦迫害异教徒。继任者也实行他的政策，但没有相当的权力、活力及力量。

东部教会持续发展迦克墩的基督教教义、礼仪及修道院传统。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360—430年后）对东西方修道神学贡献良多。在早期希腊教父成果的基础上，东部神学的发展与讲拉丁语的西部有所不同。亚略巴古的伪丢尼修（Dionysius the Pseudo-Areopagite，约500年出现）发展了神秘神学，将新柏拉图派哲学与基督宗教相结合。他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现在依然重要。[11]东部教会比西部教会更多的是对圣人的圣骨、圣像进行敬拜。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诞神女（希腊语Theotokos）是代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形象，教会和皇帝都对此有所推动。在东正教世界里没有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是两相融合，共同使社会团结起来。即使在今天，对于圣像的敬奉仍是东正教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通过亲吻、俯伏在地及焚香来抵御罪恶，获得世俗的祝福。从这层意义而言，圣像的功能有别于西部教会中的基督形象，西部教会的雕塑及绘画则更具教导意图，而不仅仅是一尊供尊崇的物体。725～842年，希腊教会发展起破圣像论战。虽然圣像破坏运动的起源并不明确，但这与禁止《旧约》中的图像及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关。在逾一个世纪中，发布了禁止圣像的法令。随着麦托丢（Methodius，卒于847年）于843年被选为牧首，圣像的使用最终又被重申。在东正教教会中仍举行“正信凯旋主日”（Feast of Orthodoxy），以尊重这一事件。东部教会的这一争论导致了东西教会在1054年的最终分裂。

图1-1 基督全能者圣像

图片来源：香港圣公会档案馆。

罗马帝国外的基督宗教

行文至此，我们都在罗马帝国内探讨迦克墩基督教的历史。但教会也同时在罗马帝国外，或者说是在其外围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迦克墩大公会议后发展起来。各种持基督一性论的基督徒拒绝基督的二性，并藐视其后与天主教及东正教进行和解的尝试。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及叙利亚的麦基教会与迦克墩的教会保持着一些联系，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有一个强大的基址，但它们不依靠罗马帝国教会而存在。亚美尼亚东正教会也是独立的，从未融合。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的起源可追溯至埃塞俄比亚太监的皈依（《使徒行传》8：26—40），但其可记录的历史则是自4世纪起，从那时起一直在国家中存在，并有其自己的语言吉兹语，自我的礼仪、教义、艺术及圣像。虽然与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有越来越多的持续对话，但这些小型的东正教会依然持续独立地存在。

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东方教会，这与聂斯托利的追随者有关，他们持有激进的基督两性论，或指基督的神人两性。虽然迦克墩大公会议接受了大部分的聂斯托利基督论，但反对他强调基督的人性以及将之与神性分别开来的讲法。451年后，聂斯托利走出罗马帝国，成为东方教会的一部分。东方教会在安提俄克发展，吸收了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约350—428）的神学，该教会向全亚洲派遣传教士，向印度当然也向中国派遣。至7世纪，其宗主教区（Patriarchal see）位于现今巴格达南部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城（Selucia-Ctesiphon）。东方教会发展了富有活力的传教项目，超过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至7世纪，东方教会的传教士出现在印度及中国（长安）。然而东方教会始终在小范围传播，从未发展为帝国宗教。东方教会在波斯帝国发展良好，但拒绝伊斯兰教直至8世纪其在中亚的兴起。

至此，我们简要介绍了东西罗马帝国内外基督宗教的发展，以及基督教传至中国的历史。这一简介将基督宗教描绘成一个植根于历史的宗教，也受制于同样塑造了整体社会的历史力量。从一个无名的犹太宗派转变成发展的宗教，这一转变运用了耶稣的普世视角，更重要的是保罗的普世视角。一旦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它就成为东西政治力量的支持者而非敌人，这将对世界基督宗教的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