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治”不是对病变的纠正

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是扶“正祛邪”，因势利导也是因“正祛邪”之势而利导之，所以在本质上也就是扶“正祛邪”。

辨证论治是扶“正祛邪”，为什么不是扶正和祛邪？扶正和祛邪并提，不是更公正而全面吗？单提扶“正祛邪”是不是片面呢？

首先，既没有孤立的正，也没有孤立的邪，它们在斗争中相联结，相对立而存在，总是表现为邪侵正和正祛邪的特性的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自然辩证法》）黑格尔说：“许多不同的事物通过自己的特性而处于本质的相互作用中，特性就是这种相互关系本身，事物离开相互作用就什么也不是。”（《逻辑学》）没有孤立的邪，当它还没有“侵正”，即还没有在斗争中相联结，就无法判定其为邪；也没有孤立的正，它总是以具体的正祛邪的形式而存在。因此，扶正和祛邪并提，表面上似很公允，却是形而上的，它的治疗思想是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孤立地提“扶正”，为滥用补药开方便之门，结果往往是走向反面“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素问·至真要大论》）。长期地刺激某一机能，一方面将造成各机能间不平衡的加剧，从而增加了自稳调节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使该机能趋向衰退，甚至相应的结构也萎缩。孤立地提“祛邪”，就是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的治疗，或有认为攻邪应该主动积极进攻的，结果“往往过之，伤其正也”，不仅没有帮助正祛邪的力量，相反地挫伤或削弱正祛邪力量。问题是谁在这里主动积极进攻，是动员体内正祛邪力量主动积极进攻呢？还是认为医药可以直接参与进攻。如果针对病理变化的治疗能行的话，认为可以不要“正祛邪”的力量，医药可以直接发挥作用，那么，死人也将是可以被治好的了。

明代王肯堂说：“夫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然死不死于老而死于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医药兴，而天下之人，又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矣。智者愤其然，因曰：病而不药得中医，岂不信哉！”（《伤寒准绳》自序）

说有生必有死是万物之常，符合辩证法。“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自然辩证法》）

说死不死于老而死于病，也符合事实。用哺乳动物的生育能力开始时期与寿命的比例，来推测人类应有的寿命大约可以达到150岁。目前人类平均死龄仅及其半，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能活到60岁左右的只有1/40；10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能活到60岁左右的约占14%。平均死龄这么短，主要由于疾病的折磨，因此而有医药的兴起。然而把医药的兴起，说成是“圣人”的怜悯和恩赐，不承认是人民群众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则是十足唯心的英雄史观，更是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医药兴而天下之人，又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的情况，正是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的罪过，是形而上学害死人。

在国外，1974年法国巴黎出现了一个反对服药的运动，他们声称药品比疾病杀死更多的人，在美国每年至少有10万人死于医生所给予的药品；并且认为对外科医生的刀也必须提高警惕，因为据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医院中进行的手术，有40%是不必要的。在法国估计每年有6000人死在手术台上，有2000人由于麻醉而死亡。有许多学者在寻找药品害多利少的实例。反对服药运动者声称：大多数药品研制出是在一种疾病已开始消失时。有些专家坚持认为，90%的病人能自己痊愈。

说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认为致病因素决定疾病性质的疾病分类学，是病邪决定论；把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纠正的拮抗疗法奉为常规，是医药中心论。病邪决定论和医药中心论的诊治观，是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在医学上的反映，它是医源性疾病和药物病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医药的商品化和利润原则，则是医源性疾病和药物病所以泛滥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王安道尖锐地批评了固执迷信的医药中心论者：“俗尚颛蒙，恪恃方药，愈投愈盛，迷不知返；岂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医经溯洄集》）这些人迷信拮抗疗法的直接作用，“苦寒频岁而弗停，辛热比年而弗止”（《医经溯洄集》）。长期反复地依仗它企图对病变进行纠正，结果是纠而不正，越纠越不正，即使“愈投愈盛”，还是“迷不知返”，之所以这样，就在于“粗工不知求属之道”（《医经溯洄集》）的缘故，不了解病理诊断要进步到抗病愈病机制的诊断，辨病论治要上升到辨证论治的道理，是不重视理论思维的结果。然而，“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而“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中国医学经历过病因病理诊断的认识阶段和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纠正的拮抗性治疗学阶段，犯过错误，遭到非难，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强调“端本澄源，中含至理”，从辩证观点出发，治病必求其本，解决什么是愈病的内因或根据；指出“执其枢要，众妙俱呈”要进一步“求其属”，抓住人体自稳调节这个枢要为中心，一切就迎刃而解。诊断有了中心，治疗就不会去追求大量和长期应用对病变进行纠正的拮抗疗法；诊断揭露了抗病反应的具体特点——正祛邪之势，治疗也就会提高到因势利导，扶“正祛邪”的水平。因此：

能攻心，则反侧潜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则补泻皆误，从今用药要深思。

例如，高血压的眩晕等临床表现概称为“风”，历史上有外风说到内风说的演变，说明对高血压和眩晕应看成是“正祛邪”的抗病反应，不应再单纯看作“邪侵正”的病理破坏。高血压作为抗病反应，是为着克服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的不平衡。能够这样认识，就不会停留在针对病变的纠正的拮抗疗法，而是因势利导，因“正祛邪”之势而利导之，帮助抗病反应去实现它的目标，即帮助它克服重要器官血流供求不平衡，如是则此种抗病反应已无再动员的必要，而高血压和眩晕等临床表现将自然解除。高血压作为抗病反应，它的背景又在于血流调节机制的削弱（精气虚），则应进一步从帮助该调节机能的提高以治其“本”，使它能提高其克服血流供求不平衡的能力。中医理论是“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眩晕之为风，它的属（枢要）在肝；“肝藏血”，“肝”担负着血流调节机能的管理或控制的职能。在治疗上总结了“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陈自明），和“治风先养血，血充风自灭”（余春山）的规律。血的“行”，是对正祛邪之势的抗病反应的因势利导；“养”和“充”，则是扶“正祛邪”，帮助提高相应的调节能力。

因此，既没有孤立的虚，也没有孤立的实。实是虚的外在表现，虚是实的基础背景。因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疾病过程中，人体自稳调节处于失代偿状态；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机能亢进的抗病反应，它的基础恰恰是相应的调节机能的削弱，是失代偿的表现。“邪气盛”的背景是“精气虚”，邪气盛则实，仅仅是相应的精气虚的外在表现。例如舌苔的出现反映消化机能的低下，发热和白细胞的增多，恰恰是由于抗感染的没有成功，高血压的背景是血流调节机能的削弱，高血糖的基础是血糖调节机能的低下，免疫超敏的背景正好是免疫效能的不足，正反馈是因为自控系统的削弱，振荡正好是自稳调节不足的表现。

“实则泻之”，汗吐下消，实际上是因势利导、因正祛邪的抗病反应之势，帮助其向实现抗病目标的方向而利导之；寒热温清，一方面作为改善血流供求，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减轻调节机能的负担，甚或影响相应器官的功能和代谢，都是着眼于帮助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并且都规定给予一定的限制：“大毒治病，十去六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这样是否太保守，不然，这正是反对包办代替，留待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以一定的工作做，使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而况，如果“不尽”，还可以“行变如法”（《素问·五常政大论》）。

“虚则补之”，更是从帮助提高自稳调节着眼，根据相应的调节机能低下的具体特点入手，并且要注意各调节机能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不是抽象地“扶正”，要依“正祛邪”低下的具体情况，是扶“正祛邪”。由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疾病过程总是以自稳调节的失代偿为其主要标志，抗病反应的临床表现正是自稳调节机制失代偿的结果。辨证时要发现它，治疗时要依靠它，帮助它，促成其由失代偿向正常调节的转化，因此总原则只能是扶“正祛邪”，而不是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纠正的拮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