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辨病向辨证的发展

中国医学有没有辨病？有。两千年前，公元前26年李柱国所校的《方技略》，其经方十一家，就是辨病的。从其所存书目来看，主要是以病理共性结合脏腑定位，作为其疾病分类学基础，也就是主要是病名诊断。例如：

《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30卷（痹，风湿之病），《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40卷（疝，心腹气病），《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40卷（瘅，黄病），《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五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脏狂癫方》17卷，等等。

3世纪初，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也是有辨病的，并且在辨病方面，比经方十一家又有很大进步。但是，张仲景不仅是辨病的，更重要的是在辨病基础上结合辨证，把病理诊断和抗病愈病机制的诊断结合起来，把病理诊断提高到抗病愈病机制的诊断，把辨病论治推向深入，上升到辨证论治的水平，从而使中国医学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辨病诊断，是人类长期同疾病做斗争中，逐步认识不同疾病的某些区别和同类疾病的某些共性的方法。这种疾病分类学诊断及对一些疾病的认识，中国医学曾经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可惜的是，仅仅作出这是什么病，只满足于病名的诊断，还不能有效地指导治疗。因此，在那时候，王充（27—97）曾经指出：“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观之，何以为奇！”（《论衡·率性篇》）公元八年的《汉书·艺文志》，则有“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记载，这是对医药很大的讽刺：有了病也宁肯不治，因为一般中等水平医生的治疗效果，跟什么也不治疗的差不多。日本医家吉益东洞说：“余初见此谚，我业于医，以为大耻。”指出“慎莫惑于病名医论，纵令诵释天下医书，谙记病名，不能治病，则焉免此谚之讥”（《古书医言》）。

为什么对病名诊断，对病名医，王充有坐观之讥，《汉书》有“有病不治”之谚，吉益东洞告诫不要受惑于病名医的高论，认为他们即使“谙记病名”，却是“不能治病”。这是因为病名诊断，根据病理共性构成的疾病分类学诊断，只提供人们是什么病的认识，却没有揭露怎样实现愈病转化的内部根据。临床医学是做愈病转化工作的，诊断的目的就应当找出实现此种转化的内部根据，治疗的作用就在于选择与此种愈病根据相应的条件，去帮助它实现此种转化。但是，病名和病理诊断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它只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只是关于病理变化的性质和部位。

诊断不应当只研究“是什么”，还应当研究“为什么”；不应当只注意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更应当研究它将如何向愈病转化。在研究“为什么”的问题上，“能知笃剧之病所从生起”，了解它是怎么得的，由什么引起的，它是怎样发展变化成为现在的样子，即解决病因和发病的诊断，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关于如何从健康转化过来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诊断就是要解决治疗问题，即“以针药治而已之”，这就要在诊断上揭露针药治疗的依据和基础—体内愈病的根据。因此，诊断既不能停留在病名和病理诊断，只满足于知道“是什么”；也不能停留在病因和发病学诊断，在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上，还只是面对“过去”，只是关于“历史”的辩证法，还只是“半拉子”的辩证法。为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认识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问题，诊断就必须继续深入，进一步努力发掘体内抵抗疾病的积极因素。要从病名和病理诊断向病因发病诊断推进，再进而到达关于抗病和愈病机制的诊断，把辨病论治提高到辨证论治的水平。

病名和病理诊断，把疾病只看成是致病因素的作用和病理破坏的结果，只看到“邪侵正”的一面；所谓针对病理变化的治疗，把医药手段自比为扑灭病因和纠正病变的恩施力量，以为可以直接与病因和病变打交道，心目中自然就没有了病人“正祛邪”这个愈病的根本，只见病，不见人。结果是治不好病，因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汤液醪醴论》）。

病理诊断把疾病只看成是“邪侵正”的结果，所谓的攻邪治疗，就是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的治疗，甚至有认为攻邪就要主动积极进攻，结果必然是“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变起”（《素问·移精变气论》）。

原有的病没有好，新的病又复出现，这种新的病从何而来，只能是由于医药治疗手段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变成致病因素；这样的医学和医生，虽然其势“凶凶”，只配称为“粗工”。

病理诊断只把疾病看作病理破坏的结果，针对病理变化的治疗又是直接去纠正，于是或行拮抗疗法。所谓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被称为正治法，而为一般医生奉为常规：“论言：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种针对病理变化进行纠正的拮抗性治疗，并不都是成功的，常常出现纠而不正，越纠越不正的情形：“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俱在，新病复起。”（《素问·至真要大论》）二者俱在也就是“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则还包括了原有疾病的加重。

“病机十九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素问·至真要大论》）为什么不能十全？就因为只注意“邪侵正”的一面，并且把虚和实割裂起来的缘故。说百病之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如果认为是病邪（因），则是病因决定论的外因论；六淫如果认为是病理概念，则是一种病理诊断，它没有揭露愈病转化的根据，没有辨清“正祛邪”之势；而“病为本，本为标”，由于“标本不得”，起码也是“邪气不服”，因而“未能十全”。

辨病证的寒热虚实，论药性的温凉补泻，是中医学的第一步大纲。然而为什么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的治疗，并不都很成功，或者“未能十全”，或者“新病复起”。怎么办呢？回答是要“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要强调进一步“求其属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明王安道说：“属也者，其枢要之所存乎！”（《医经溯洄集》）“属”是调节机制枢纽所在吗？“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人们如果把它们割裂起来看，孤立地提“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难怪治疗“未能十全”。清代张秉成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所虚之处，即受邪之处”（《成方便读》）。刘完素说：“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闷郁肿胀，诸痛痒疮，皆根于内”（《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正因为这些临床表现“皆根于内”，所以要进一步“求其属”。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心（原为火）”（《素问·至真要大论》）。

风的临床表现如掉眩之类，它的属（枢要）在于肝；寒的属在肾，气的属在肺，湿的属在脾，热的属在心（原为火，可参看《素问·玉机真脏论》）。肝肾肺脾心，“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素问·五脏别论》）。脏，有管理或控制的意义；五脏，则是指管理或控制相应调节机能的功能系统。“精气夺则虚”，则是指相应的调节机能的低下，“故邪气胜者，精气虚也”（《素问·玉机真脏论》）。由此，邪气实之处，也正是精气虚之处；即邪气盛的背景是精气虚，实的基础是虚。这样看来，所谓的邪所包含的临床表现，实际上是相应的调节机能低下的结果；中医的六淫等病邪概念，既不能再看作是致病因素，也不再是病理概念，而是自稳调节在抗病反应上的具体表现，应当看作是“正祛邪”之势，不应当仍停留在病理诊断的水平，把它只看成是“邪侵正”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终归是事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念是错误的。”（《自然辩证法》）

“求其属”，就是对临床表现要从本质上去看作是抗病反应的积极因素，并进一步揭露其相应的调节机制的障碍或低下，从而才能在治疗上对抗病反应因势利导，对调节机制低下采取加以提高的方针，即扶“正祛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