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价值与创新点

本书的价值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强化元理论意识，推动翻译学界进行深刻、系统的学理反思。经过40余年，翻译学已取得重大发展，然而其元理论意识却尚不足以与之相称，导致翻译学批评容易流于理论表象，缺乏元理论高度的系统性支持。在该背景下，本书集中研究翻译学元理论，在剖析现有翻译理论话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研究上升到元理论层面，形成对翻译理论的有机整合机制。这有助于翻译学界强化元理论意识，走向更加深刻的系统性学理反思，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第二，建构虚实之间的居中元认知思维，成就“心能转论”的翻译学元理论品格。长期以来，翻译学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两个极端化的元思维误区：要么执着表象，强化理论实质化的枷锁（如对等、功能、系统等翻译理论），要么消融本体，放纵理论虚无化的狂欢（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这样的元思维撕裂着翻译学，使其在碎片化的趋势中颠沛流离：或是被理论表象所绑架，在各种不相兼容，甚至在相互冲突的理论话语中顾此失彼；或是遭到釜底抽薪，在本体根基的不断流逝中惶惶不安。在这样的状态下，翻译学极易沦为被理论所操纵的傀儡，跟随各种翻译理论辗转起伏，陷入“心为论转”的窘境。对此，本书从认知的归结点出发，在德国浪漫主义纯粹性传统的基础上延伸出翻译纯理论这一形而上存在，并借用量子力学的“坍缩”概念，将翻译理论阐发为翻译纯理论由观测（measurement）所引发的坍缩后果。确切来说，翻译纯理论本为实有性和虚无性的叠加状态。或者说，它本无虚实可言，只是在经人们的理解（观测）后，才坍缩成某种具体的理论，落入虚实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本书建构出一种介于虚实之间的居中元认知思维：翻译理论的实有性也好，虚无性也罢，都不过是纯理论随机坍缩的结果，是一种翻译纯理论在现世中的随缘投射而已，对此翻译学就应当保持一种中立于实有性与虚无性之间的元认知，而不宜偏颇于二者的任何一方。相应地，本书结合当前心理学的前沿理念——“正念”（mindfulness），着眼当下，不做评判，以居中不倚的平衡姿态，贯通理论的虚实认知，使翻译学既不为各种固化表象的理论所绑架，又不为鼓吹虚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困惑，因而得以牢牢把握理论虚实的主动权，在虚实之间无碍游走，从“心为论转”的尴尬局促走向“心能转论”的圆融自在[3]。

第三，提出元理论建议，彰显和丰富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在目前翻译学的整体图景中，中国话语的力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尚无法撼动西方话语的主流地位。这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学术界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但也与中国翻译学界的学术传统传承脱不了干系。西方翻译学界与西方的哲学、逻辑学、美学、文艺学等传统一脉相承，为自身提供了强大的后盾。相比之下，中国翻译学界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联系尚有待加强，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西方翻译理论的大量涌入，中国翻译学界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学术话语的热情却有所降低。这固然有助于中国翻译学界借鉴他山之石，但一消一涨之中，也将其推向西方翻译学界的阴影之下，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来自中国学术传统的源头活水，不利于其自身特色的弘扬。相比之下，本书从中国的哲学传统中进行发掘，将心学、中庸的思想与翻译学界的现实观照结合，提出相应的元理论建议，以彰显和丰富翻译学的中国特色。这对于增强中国翻译学的影响、改善相关的国际学术生态、弥补西方翻译学的理论缺陷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针对当前翻译学的碎片化发展趋势，激起强大的理论向心力。在扩张过程中，由于攀附各种片面性的价值表象，翻译学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发展，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易散难收的局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翻译学缺乏理论终极归宿，不能从根本上形成有效的收拢点。本书继承德国浪漫主义的纯粹性传统，延伸出翻译纯理论这一形而上概念，并将个体的翻译理论定位为翻译纯理论坍缩的碎片。对于翻译纯理论的回溯愿望能够激起强大的向心力，促使理论碎片相互关联，推动翻译学界从盲人摸象的碎片化倾向转入整体性元理论视阈的升华。

第二，贯通翻译理论的实有性与虚无性，成就圆融的元理论视阈。对于理论虚实的思考，是元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遗憾的是，翻译学迄今为止尚欠缺这一问题意识。事实上，现有的许多翻译学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由虚实观的偏颇所致：当偏颇于实有性认知，理论便会走向对于自身的执着，易于滑向僵化的话语框架，如对等、系统、功能、描述等翻译理论都不能免俗；当偏颇于虚无性认知，理论便会走向对于自身的解构，形成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思维，易于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均有此弊病。本书所建构的居中元认知思维不落虚实两端，而是立足正念，根据实际的主客观语境，在理论的实有性与虚无性之间随缘自在地贯通，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既不离虚实，又不为虚实所累，从根本上远离了因偏执于理论虚实而造成的翻译学自我撕裂，也由此跳出理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成就更高维度的圆融元理论视阈。

第三，为中国翻译学的国际化做出元理论补充。多年来，中国翻译学一直在为国际化而努力，但某些研究者对此存在理解误区，一味地认为中国翻译学的国际化主要有赖于向西方翻译学靠拢，并期待通过拉近与后者的关系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理念阻碍了中国翻译学的国际化。西方翻译学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文艺学等传统的衣钵传承。较之于此，“向国际靠拢就是向西方靠拢”的理念则阻碍了中国翻译学对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翻译学的西方化大潮中，中国的传统哲学、文论、美学等理念屡屡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多数情况下要么充当理论史介绍，沦为文物式的存在；要么充当佐证材料，沦为西方翻译理论的映衬。相比之下，本书结合中国翻译学实况，依托心学传统，提出直指人心的认知探索建议，主张以“向内而求”的姿态平衡西方翻译学“向外而求”的元理论倾向，并以此拨正西方翻译学“凝滞于物”的弊端；同时依托中庸传统，提出居中自在的思维建构建议，主张以中立不倚的姿态摆脱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攀附。这一举动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为中国翻译学的国际化做出元理论补充。它既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号召，有助于中国翻译学获得从根到叶的滋养，进而壮大自身，彰显特色，在国际学术生态中获得地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