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横向的压力传递：高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所谓压力传递，突出了当前老年人危机根源的外生性和外在性，这些来自外部社会系统的压力通过特定的渠道和机制传导到了农村的老年人群体。一些学者从“压力传递”的角度来分析当前农村的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问题。例如，杨华、欧阳静运用阶层分析的视角对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进行阐释，认为“中国底层社会的绝大部分问题，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与资源积聚机制，转嫁给了农村。在农村内部，这些问题则通过阶层分化与竞争机制被分配到了农村的某些阶层……农村社会又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与剥削机制，将被分配到某些阶层的底层问题，转嫁到了这些阶层的老年人身上”，并指出这是近年来农村自杀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体的根源（杨华、欧阳静，2013）。另有学者基于田野经验提出“新三代家庭”的概念，并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新三代家庭”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家庭城市化以及向上流动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压力传递而带来中年人的压力和老年人的危机（张雪霖，2015）。压力传递视角的一个典型特点是，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分层，将农村老年人视为底层群体，因此压力传递的逻辑主要表现为压力向“低洼地带”的自然集聚。以上这些研究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但其不足在于，既缺乏对现代性压力背景下家庭再生产机制的细致分析，也缺乏对农村老年人危机形成路径的差异化认识，因而淡化了家庭再生产作为压力积累的生产机制和压力传递的媒介机制的重要性。

根据前文的分析，纵向的弱势积累是现代性直接塑造农民“老化”的过程，它最为直接、深刻地体现了当前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展现了现代性进村浪潮中父代农民的行动逻辑和个体命运。相对于低龄老年人对弱势积累的直接参与和现实体验，农民家庭中高龄老年人的处境似乎并不能通过这一路径来获得解释。对于当前的高龄老年人而言，他们基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当时的家庭再生产基本维持在简单家庭再生产的阶段，家庭再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继替和香火延续，因此父代在经济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并且，按照原有的社会惯习和农民的思想观念，父代在子代结婚之后就可以逐渐退出家庭生产领域并开始进入养老状态，并不会像当前农村的父代那般为子代辛勤付出一辈子。不过，从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现实处境来看，高龄老年人的状态与低龄老年人的状态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当前农村的高龄老年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这一过程，但是未能免于家庭再生产方式转型的影响。

为了解释当前农村的高龄老年人危机，笔者借用了学界“压力传递”的概念。相对于弱势积累所体现的代内的纵向维度，压力传递体现了代际的横向维度。这就是说，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逐渐展开的历时性过程中，中年父代不仅与青年子代发生互动，而且也与其上一代的老年人发生互动。高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与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是一个并行的时间过程。因此，农民始终处于绵延不断的“代际更替”过程之中，中年父代不仅以“父”的身份与其子代互动，而且也以“子”的身份与其“父”互动。其中，对上的互动就主要表现为压力向上传递的过程，进而将外在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老一代人卷入了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旋涡之中。因此，高龄老年人的危机境遇并不是直接源于其在完成人生任务过程中的弱势积累，而是来自共时性在场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带来的压力传递。这是理解高龄老年人危机生成路径的主要视角。

在压力传递的视角下，父代的行动逻辑就被放回到更为复杂的家庭情境和更为多元的家庭关系之中。具体而言，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代际互动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其中，笔者将中年父代与年轻子代的关系称为“一阶”代际关系，将中年父代与其上的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二阶”代际关系。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导致了以中年父代为基础的弱势积累和压力累积，造成了“一阶”代际关系的逐渐失衡。而且，失衡的压力逐渐突破了“一阶”代际关系并进入“二阶”代际关系之中，即高龄老年人也被卷入家庭发展的现代性压力之中。这样一来，中年父代家庭所承受的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处境，通过次级的压力集聚和传递机制，在老年父代身上进一步集聚和放大。

由此可见，虽然当前的高龄老年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这一过程，然而，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于发展主义目标的追求，使得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要被整合和利用起来，从而形成“恩往下流”和“责往上移”的代际转移机制。具体而言，“恩往下流”是指为了应对家庭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的压力，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自上而下地向子代家庭集聚；而“责往上移”则是指家庭发展的压力和成本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中年父代家庭转移，父代因此陷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难以自拔，并且，在一层一层的代际关系中逐渐累加的压力最终传递到了代际链条的顶点，从而使高龄老年人也被卷入压力之中。

因此，压力传递的链条是自下而上并逐渐累积和放大的过程。在调研过程中，高龄老年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儿子也不容易，儿子也有负担”。高龄老年人对低龄老年人的压力感同身受，很多老年父代不仅会操心孙代的婚姻问题，而且还会在物质层面给予一定的支持，虽然这种物质支持在当前高额的婚姻成本面前不值一提，但这却是老年父代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以下一个案例在北方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3：河南安阳南村的王某，女，今年73岁，老伴今年72岁，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王某的大孙子今年结婚时花费彩礼10万元，且婚前女方提出要在乡镇买房，王某说：“不买房不中，不买房就行不上（娶不上）媳妇，女方提出买房，我们这里地方不好，比较偏，（不买房）人家不愿意来。”买房总共花费二十几万元，其中大部分的钱都是向亲友和银行借的。在大孙子买房时，王某夫妻俩出了1000元钱，这是夫妻俩平常省吃俭用再加上卖粮食的钱攒下来的。王某说：“这钱是给孙子娶媳妇的，孙子娶媳妇，我们也有责任，他们买房钱不够。不买房人家（女方）就不愿意来。我们把自己粮食卖了给他钱，自己就少吃一点，节省一点，饭吃稀一点，不吃面条，就吃面疙瘩汤。生病也不去看，自己受着（忍着）。这些都是平时卖粮食慢慢攒下来的钱……”

事实上，王某夫妻俩一年的收入只有将近4000元，包括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300元的养老钱，国家每月78元的养老金（夫妻俩加起来将近2000元），此外就是每年卖粮食可以卖1000元左右。由于夫妻俩每天都要吃药，这些收入其实并不够两人开销，因而每年到了下半年都会向邻居借几百元周转，等到年底儿子给了养老钱或是卖了粮食之后再还。尽管如此，夫妻俩还是为孙子买房资助了1000元。（河南安阳南村，王某，女，73岁，20160615）

王某的情况绝非个案，在调研中发现，父代对于子代的支持往往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的，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高龄老年人就会尽量劳动以减轻子代和孙代的压力。然而，当他们因为不能劳动而需要子代或者孙代的反馈时，往往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这种愧疚感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于子代养老的稳定预期。在一些地区的农村，甚至普遍形成“老人老了就该死”的观念话语和“老了就喝药（自杀）”的行为实践^[9]。此外，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还形成了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即个体在家庭中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由其对家庭的资源贡献能力决定的，因而，缺乏劳动创造能力的高龄老年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老人无用论”成为对他们的评价标签。在此，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压力传递在家庭中是如何可能的，进而，现代性的力量何以能够将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本来无直接关系的年龄群体）卷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机制之中？

很显然，以家庭再生产机制为基础，现代性带来的家庭发展主义目标转化为农民的价值性认同和地方性规范，由此重塑了地方性规范的核心内容，即肯定家庭发展的正当性，并弱化向上反馈的代际互动维度。当中年父代为了子代承受了如此之大的委屈、代价时，上一代的老年人必然改变对子代乃至孙代的预期，走向对自我的否定。当家庭发展与流动成为终极目标，而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横向的压力传递就被合理化和正当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家庭伦理被融入地方性共识，从而维系和不断再生产以剥削父代为核心的失衡的代际关系。实际上，前者主要强调压力传递所形成的客观背景，而后者则主要强调高龄老年人自身的“自觉”，在家庭发展主义目标面前，高龄老年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不能为家庭带来资源的增量，反而会消耗家庭有限的资源，因此他们会形成对子代家庭的愧疚感，正是这种愧疚感进一步强化了压力传递的正当性与持续性。因此，通过传导机制，高龄老年人被卷入家庭发展的压力中。通过将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进一步区分，能够更加清晰地将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丰富化、具体化，从而呈现老年人危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