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纵向的弱势积累：低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累积的优势与劣势”最早由默顿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被应用于老年化现象的研究，它指的是个体在某些既定特征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系统性分化。实际上，学界对于个体“弱势积累”这一现象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研究进路。一是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范式，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此视角下，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弱势状态源于其生命历程中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胡薇提出“累积的异质性”这一概念，并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去分析老年人的分化，指出个体在老年阶段的生活状态源于其生命历程中不同事件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胡薇，2009）。二是代际传递的研究思路，即认为个体的弱势状态是源于上一代人的弱势传递。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李晓明，2006）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部分学者通过具体的数据或实证研究对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现象进行分析，并指出贫困家庭具有很明显的代际传递特征（林闽钢、张瑞利，2012；张立冬，2013）。

但是，如果立足于现代性背景下农村家庭转型的现实经验就会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都存在其内在的局限：生命历程视角虽然关注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特定事件和因素的累积性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家庭再生产层次的“过程—机制”分析，就难以充分展现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一步步导致老年人弱势累积状态的形成；而代际传递的视角强调了代际的复制，却难以解释老年境遇的具体生成机制。本文对于当前农村低龄老年人弱势积累的分析范式与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有所不同。

1.弱势积累的内涵

1980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力量逐渐进入并改造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兴起，现代性力量开启了对乡村社会和农民家庭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渗透。现代性力量进入并影响农民家庭的方式多种多样，子代的婚姻是现代性力量影响农民家庭的最为重要的切口，且随着子代的成家和家庭的建立，农民家庭越来越深地卷入现代性的漩涡，并持续地受到现代性压力的刺激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展开过程就是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弱势积累过程。本文所谓的扩大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再生产所面临的目标的改变，在此背景下，父代将本来应该用于反馈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根本目标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子代家庭而言的资源积累过程，就成了相对于父代而言的弱势积累过程，因而可以看到，在现代性进村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不仅是家庭内部特定时间节点的共时性配置，而且延伸到了家庭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在笔者看来，当前以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老年人危机是在参与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弱势积累的产物。然而，本文所指的弱势积累过程，既不是社会事件对个体冲击引发的创伤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印记和累积，也不是以“代”为单位的循环和再生产。现代性触发的家庭剧烈转型，深刻改变了家庭运行的节奏，打破了农民家庭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的代际循环节奏。具体而言，弱势积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时间过程中的弱势积累，在此意义上，父代的老化过程也就成为其弱势积累的过程；第二，逻辑层次中的弱势强化，前文已述，老年人危机体现在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这三个层次，这三者并非相互独立和并列的因素，而是一个逐级强化的链条。资源上的底线生存构成了老年人危机的基本底色，而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底线生存的处境，此外，老年人在价值上的依附状态赋予其底线生存和边缘地位以合法性，并消解了老年人抗争这套对自身不利的家庭秩序的动力。因此，老年人弱势积累的过程就不仅是各种不利条件和因素的自然叠加，而且表现出了内在的连续性和不可逆性。

2.弱势积累的路径

低龄老年人弱势积累的路径，主要是随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展开，并主要体现在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实现这三个层面。如上所述，沿着这三条路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低龄老年人的弱势积累不仅是事件性和弥散性的，而且是沿着特定的轨迹和层次而逐步强化的。

第一，从家产转移的路径来看，随着传统的简单家庭再生产逐渐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家庭资源积累和配置的模式发生改变，并且形成了父代向子代持续输入资源的格局。低龄老年人是这一家庭资源配置模式首要的面对者和支持者。承担子代婚姻成本成为父代“老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在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中，低龄老年人的积蓄在子代结婚时就基本被消耗完毕，甚至其前期积蓄还远远不够支付其子代结婚和城市化的成本，因而不得不透支自己未来的劳动力，通过借钱的方式来努力帮助子代结婚和实现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还要面临还债的压力。除了债务的压力，父代还要持续支持子代家庭在流动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立足和发展。在家庭发展主义目标面前，只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父代就不能退出家庭生产领域。

案例1：河南安阳南村的LHQ（女）今年63岁，老伴今年67岁。儿子37岁，与父母分家，儿子儿媳妇现在都在河南焦作一个建筑公司上班。LHQ的儿子2013年在焦作买房，花费35万元，LHQ夫妻俩帮儿子出了14万元（其中4万元是自己的存款，另外10万元是LHQ向娘家的兄弟姐妹借的），借的10万元归LHQ夫妻俩偿还，她说，“我们不去借钱不行，儿子没那么多钱，借的钱我们可以慢慢还。要是我们老人没有债，儿子的债更多，那也会是我们的心病，害怕儿子过不好，作为父母，都是为了孩子过得好。（老人）光顾自己的生活不行，要是老人光顾自己的生活，别人也会说他，儿子需要你时你不管，以后儿子也不管你。老的，你现在行，你就帮帮儿子；以后老了，你让儿子帮你，儿子心里也舒服。我们舍不得买东西，菜都不买，都是自己种。（老人）辛苦、累，但也是应该的，都是为了子孙，也不觉得有多累，觉得有意义。我们（老人）天天吃饱饭、衣服穿差不多就行，也没什么需求”。（河南安阳南村，LHQ，女，63岁，20160616）

因此，低龄老年人在当前仍然在不断奋斗，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力地资助子代家庭，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发展与流动的目标。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之下，低龄老年人的“老化”过程实际上是持续地创造资源、积累资源并向子代输出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突破了家产代际配置和代际传递的均衡点，因为缺少自下而上的有力反馈，父代作为资源供给者和输出者的角色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被固化和锁定。

第二，从权力让渡的路径来看，由于资源是主体权力实践的重要基础，资源上的弱势地位为父代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处境奠定了基础。随着家庭资源的过度和过快转移，父代的当家权缺乏支撑并逐渐瓦解，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反转，以扩大家庭为单位的、由父代主导的当家权实践降落到了核心家庭层次，子代当家以及家庭政治的失衡剥夺了父代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张建雷、曹锦清，2016），父代在家庭政治中处于“权力失语”的状态。在调研过程中，当笔者问及当前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时，陕西关中金村一位81岁的老年人失落地说了以下一番话：

案例2：“老人还讲啥地位？人家（指子代）一天给你吃一点，把命救住就对了，你还要地位？现在能让你有吃的就不错了。老人在家里讲话没人听，现在时代都是这样了。有的儿子还把老人的养老金拿了不给老人。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儿子还好一点，媳妇没有好的，儿子想在老人跟前好，媳妇不同意，儿子没权，媳妇地位提高了。……老人还能发泄？还有发泄的机会？心里有气带到地狱里去。（老人）最好不要到外面去讲（儿子媳妇不好），讲了传到媳妇耳朵了，老人罪更大。老人只能自己受着，自己忍着。”（陕西关中金村，YSW，男，81岁，20160715）

并且，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演化并没有停止在父代的“沉默”状态。当父代还有劳动能力时，往往需要通过不断为子代付出的方式来获得子代的好感，以维持家庭关系的表面和谐；随着父代的老化，以至于丧失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之后，老年的父代在家庭权力格局中就处于绝对边缘的地位。

第三，从价值实现的路径来看，在现代性的压力面前，发展主义的价值系统逐渐渗透进农民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内部，从而改变了农民的价值体系及其实现方式。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入口渗入农民家庭内部，从子代结婚开始，现代性所带来的家庭发展主义的压力与农民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绑定在一起，使得父代无怨无悔地为子代付出。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传统家庭中富有伦理意义的代际互动逐渐被父代单向度的伦理付出所取代，在新型家庭伦理的支撑下，父代对子代的持续付出被转化为父代的基本生活动力。家庭的发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因此，父代的本体性价值得以极大地扩张，但这同时也导致了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8]的收缩，父代在“老化”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足够和完满的价值体验。父代的自我实现被导入子代家庭发展的轨道，从而扭曲了父代的价值实现路径。

总而言之，弱势积累的三条路径，既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它们共同塑造了当前农村的低龄老年人危机。低龄老年人直接地参与了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其危机状态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直接产物。对于这些低龄老年人而言，由于其人生任务的完成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目标绑定在一起，使得其不得不“死奔一辈子”，并陷入无休无止地为子代付出的过程之中，其结果是，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家庭发展主义目标，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父代在资源、权力和价值层面的弱势积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