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逆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应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分享成就，也得益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趋同和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全世界生活在每天1.9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大幅度下降到2015年的10%。正因为如此，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利用自身的国际经济地位和治理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坚决维护自由贸易理念和多边主义体系。
在率先取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不凡成绩之后，中国进入复工复产和推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的阶段。对中国来说，经济复苏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便是修复受疫情本身、防疫措施以及其他国家相应表现等诸多影响因素而受损的产业链，并因应新的全球化格局确保供应链的长期安全。
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导致众多形式的消费活动停止以及大规模的停工停产，并且在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未能复工复产。在第三产业经历了严重萎缩的同时，制造业活动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2020年2月都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分别仅为29.6%和35.7%。制造业PMI的单月跌落幅度，甚至超过历史上最大跌幅，即2008年11月的38.8%（见图3）。
随后，从2020年2月这个极低的基数上，制造业PMI于3月回升到52.0%，4月也继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50.8%）。但是，PMI构成部分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却再次大幅跌落，也就是说，在2月跌到28.7%这个极低点之后，3月回升到46.4%，4月再次回落到33.5%，5月为35.3%，6月为42.6%。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形也被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预料到了，即在中国抗疫取得成效并加速复工复产之际，境外疫情进入大流行的蔓延模式，许多重要的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伙伴进入“大锁闭”模式（Great Lockdown），出口订单被取消的外部冲击如期而至也在意料之中。
图3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及分项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诚然，新出口订单指数反映了3月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外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确诊病例数的爆涨，因此导致经济活动的大幅度停摆，进而使医疗防护用品和药品等抗疫相关产品之外的进口需求显著萎缩。然而，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现实，还会让许多国家对医疗卫生用品的供给安全性进行重估，进而促进供给来源地的多样化以及生产活动地与消费活动地的匹配。此外，美国等国家借疫情污名中国，进而采取恶意脱钩的举措，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格局，伤害中国制造业的发展[12]。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确为疫情前即出现的逆全球化火上浇油。
可见，修补制造业的供应链、维护和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维护经济全球化行动题中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理念上对产业发展规律有准确的把握，在实践中对面临的近期、中期和长期任务有切实的定位。
首先，从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入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任务并无矛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中国仍然是并且越来越是一个最大的开放型经济体。在这个基本趋势背景下，全球化的价值链本身就是生产率的源泉，这种分工格局既不会以某些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自己也不应轻言放弃。即便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产品和产业，也必然要面对来自外部生产者的竞争，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免于竞争压力的保护伞。
中国正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阶段，面临着加快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只有在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才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才能得到挖掘，国家总体竞争力才能与日俱增。
其次，从维护制造业产业链入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保障供应链安全、解决核心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的任务并无矛盾。中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配套能力，在联合国分类标准中拥有最为齐全的工业类别，制造业增加值总额和出口规模居全球第一位。然而，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以至于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依赖，并因此而受到越来越严峻的制约。
中国货物贸易对高收入国家曾经具有很强的依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货物进口中大约84%左右来自高收入国家，出口中大约87%左右流向高收入国家。由于中国在2004年前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普遍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加速丧失，因而货物以高收入国家为对象的贸易比重显著下降。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升级优化，创新度逐渐提升，近年来对高收入国家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已经减缓，进口比重则已经有所回升。
总的来说，解决“卡脖子”问题，绝不意味着主动脱钩，也不能“将错就错”，而要采取逆流而上的姿态，稳定传统的贸易伙伴关系，加快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同时要把自主研发核心关键技术的领域选准，才能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突破。以打破制约并保障产业和供应链安全为前提，牢牢嵌套在全球价值链之中，恰恰是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
最后，从深化资源重新配置入手，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延续和挖掘动态比较优势，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地位主要建立在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在劳动力充裕的条件下，通过促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余年中，随着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致使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相应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虽然从理论预期和跨国比较数据看，制造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下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目前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带有早熟的性质，是在发展潜力尚未挖掘殆尽的情况下发生的。
归根结底，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根据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缩小，因而三个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贡献率式微的条件下，在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内部的更小分类部门之间，乃至这些分类部门内的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巨大空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过程进入越来越小的分类部门及至进入企业层面，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深化的过程，也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应该成为提升供应链质量的突破口。
[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2] 参见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网站，https：//www.ecdc.europa.eu/en/geographical-distribution-2019-ncov-cases。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Chapter One：the Great Lockdown，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pril 2020，p.ⅸ.
[4]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June 2020，World Bank Group，Washington DC，2020，p.4.
[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Annual Report 2020，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nrep20_e.pdf，2020年7月1日浏览。
[6] [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 Rudiger W.Dornbusch，Edwards and Sebastian，“Macroeconomic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NBER Working Paper，No.w2986，May 1989.
[8] [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9] John Allen，Nicholas Burns，Laurie Garrett，et al.，“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Foreign Affairs，March 20，2020，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0/world-order-after-coroanvirus-pandemic/.
[10] 弗里德曼借用公元前（before Christ，简称B.C.）与公元后（after Christ，简称A.C.）的缩写，以B.C.和A.C.分别代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时代与之后的时代（英文分别为before corona和after corona）。参见Thomas Friedman，“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B.C.and A.C.：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7，2020，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trends.html。
[11] The Global Trade Alert，“The GTA Reports”，May 2020，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reports.
[12] 罗奇把美国等国家推动供应链脱钩的目的归纳为三点，分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归罪和惩罚中国、消除自身在关键设备生产线的潜在脆弱性、把海外生产能力回迁以解决国内空心化问题。参见Stephen Roach，“Don't Blame Supply Chains”，Yale Global Online，May 7，2020，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dont-blame-supply-ch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