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疫情之后的逆全球化表现

早在十余年前开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许多国家经济的内顾倾向就开始滋长，不断为逆全球化的星星之火浇注燃料，或者说对经济全球化釜底抽薪。从全球贸易增长明显减缓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见图2）。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2007年，全球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出口以大得多的幅度跌为负增长（为-11.8%，同期GDP增长率为-1.7%），在2010年以同样大得多的幅度回升到正值（为11.8%，同期GDP增长率为4.3%）以后，迄今为止，出口增长率总体而言就未能再高于GDP增长率。

图2 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率
注：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三年平滑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式微，或者说金融危机后呈现出的逆全球化表现，即便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也已经是注定的趋势且逐步显现。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严重威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多边主义机构和机制，更加剧了这个趋势。然而，从新冠病毒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之日起，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诸多以往被普遍认同的全球化理念、机制和实践正在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

许多学者纷纷对疫情后的世界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展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约请12位被认为是全球顶级思想家的作者，就“新冠大流行之后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子”发表意见。总体来说，应约表达观点的作者大都认为，疫情大流行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后果因而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一些作者认为疫情之后会出现各国政策更为内顾、国家之间进一步分化、供应链发生断裂乃至脱钩等逆全球化现象。从相对乐观的方面看，很多人或许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仍然满怀希望地呼吁各国全面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政策反应，共同努力以挽救全球化。^[9]

其他许多国际主流媒体也发表了大量关于疫情影响世界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文章，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撇开不同作者观点的相异之处，一个共同的认识是，疫情后的世界面貌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共识体现在弗里德曼的一个表述中，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如同耶稣诞生日一样，可以把世界的变化做出新冠前（B.C.）与新冠后（A.C.）这样的划时代区分^[10]。虽然这个说法看似仅具有修辞学的意义，但是，它反映了在学者们的眼里新冠大流行的当下和后续影响之大，同时也为人们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话语概念。

无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迄今为止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判断，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更为浓重的逆全球化阴影之中。这种逆全球化雾霾的构成元素和具体表现固然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谓不胜枚举，不过，如果着眼于它对过去近30年经济全球化最重要支柱的潜在破坏性，我们可以把观察重点放在这样几个方面，即在发展理念上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的挑战，在全球治理上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取代，以及在现实经济层面上全球供应链的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

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早期，研究者们就常常不约而同地表达一个类似的看法，即新冠病毒在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传染性，丝毫不亚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意义上的传染性。各国媒体也披露了诸多印证这个说法的事例。把这些表现归结起来，不难看到全球化面临的与大流行病相关的崭新考验。

很多国家对于大流行病的反应，在认识上从掉以轻心到过度恐慌，在行动上从贻误时机到急不择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慌乱应对中，各扫门前雪的心态甚至以邻为壑的自利表现暴露无遗。譬如，在意大利受疫情冲击处于最暗黑的时刻，有血脉之亲的欧盟国家一时竟无一伸出援手。更有甚者，在运输途中拦截他国购买的从医用防护装备到口罩、呼吸机、药品等救命物品的“海盗”行为也时有发生。

类似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因疫情引起的保护主义意识和实施的保护手段，也不出意料地大行其道。一项调查显示，2020年以来直至5月1日期间，全世界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实施了总计31项限制措施，有82个国家和地区对医疗用品和药品出口实施了总计132项控制措施。^[11]

如果说上述表现是由于疫情暴发后国内死亡率迅速攀升，政府出于恐慌而急不择路，可以看作只是偶发性事件或者临时性措施的话，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联动性和协同性，则是许多全球化制度和机制从设计之初便固有的缺陷。以欧元区为例。如果说，以往对欧元机制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可持续性的怀疑，是认为统一货币下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牺牲了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决策灵活性和主动性，那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这次事件则暴露出共同货币区域内协调机制的不健全和运转不力。当诸多国家认识到在危急时刻，盟友、全球化机制和区域机制都靠不住的时候，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倾向，就更容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占据上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严重化之后，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体制上的诸多弊端得以暴露，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也表现在抵御病毒侵害能力的差别上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疫情带来经济冲击的承受力也大相径庭。这些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民粹主义政策似乎成为政治家的唯一选项，对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也不啻一种安慰剂。疾病大流行本身以及不得不为的严格防控措施，在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阻碍国内经济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必然抑制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各国经济的内顾倾向和保护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像美国这样长期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而近年来大搞单边主义的国家，也就难免更加变本加厉地向现存的自由贸易理念和多边主义体系开战。

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以及各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许多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意识和实施措施明显增强。无论是出于对在危机期间国内重要企业被外资收购的担心，还是仅仅以此作为打击他国竞争力的借口，各国纷纷做出旨在遏制跨国投资活动的更严格规定。

例如，欧盟、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法国等分别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规等措施，加强了对外国企业在特定行业投资和收购的限制。大多数这类政策法规的出台，不乏浓厚的歧视性质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意图。并且，以美国为代表，直接针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扩大对出口、投资和收购的审查范围的措施也纷纷出台。

全球供应链受损也是伴随疫情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并且有着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无论是在大隔离期间各种经济活动被动停止以致部分供应链断裂，还是经济在重启的时候受到需求不足的冲击造成供应链受损，以及无论是出于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还是出于遏制竞争对手的用意，或者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抑或仅仅出于回天乏力的无奈，许多国家主动实施脱钩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成果——全球供应链，或多或少都要遭受到持久性的损害。事实上，仅从这一个方面，就足够提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是前进、停滞还是终结的生与死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