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本序言

本书初版于1993年。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的。当时的书名是《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是陆象淦主编帮助起的。陆老师和沈恒炎老师当年的提携，永志难忘。以后由于社会需求，此书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再版过两次。虽说对于一本纯学术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这已是不错的记录了，但我内心一直存有一个遗憾，因为不管是初版还是再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直在此书的视野之外。

这种遗憾在出国后随着视域的开阔，变得越来越强烈。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并将之纳入《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这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

屈指算来，后现代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十多年来，不断有“后现代已死”、“已式微”、“已穷途末路”的传闻，但后现代的故事还在被人们接着讲。因为后现代毕竟不是肤浅的“时髦话语的喧嚣”，而是有“底子”的。这个“底子”就在于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生长于现代性的局限之处的。只要现代性的弊端一天不克服，只要现代“划一”思维方式统治我们一天，只要“霸道”心态依然强势，后现代主义就有存在的必要，后现代的故事就还要讲下去，后现代的风景还会长久驻留在我们的视野里。

尽管十余年来面对围剿者的密集炮火，后现代主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但相当多的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印象依然是负面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介绍者、研究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窄化”，也就是将后现代主义完全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某一种形式——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因为此书虽名曰“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但里面谈的几乎百分之百是以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为主要代表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当然，西方主流学术界更难逃干系，因为除了极少数慎思求是的学者外，大多数西方学者也是将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视为一谈。尽管早在1964年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奠基者之一的柯布（John B Cobb，Jr．）博士在“从危机世界到后现代世界”一文中就已在积极的意义上明确使用了“后现代”一词。^[1]这之后费里（Frederick Ferré）的《塑造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源泉》（1972）的出版，格里芬的“后现代世界中心”的建立，《建构性后现代哲学丛书》的出版，以及近十次以建设性后现代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十余个以建设性后现代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建立，大量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著述的发表，都在昭示世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有意无意地，西方主流学术界依然对之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许现代“霸道”心态依然在作祟罢。

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任何形式的批评与讨论都是可以理解的且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有其不成熟、不完善之处，但对她的漠视却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不仅导致了理论上严重的失察，而且会使今日困难重重的世界走出危机失去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一个异常重要的视角、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巨大力量”。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女诗人辛波丝卡下列诗句的真理性：

总得有人拖动柱子

去撑住围墙

总得有人将窗户装上玻璃

将大门嵌入门框内。

有鉴于此，在此增补本中，我特别增加了三章关于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内容和一篇访谈“以平常心看待后现代主义”。第13章主要介绍以格里芬为主要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第14章是“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从中多少可以看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第15章则主要介绍了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主要奠基人怀特海的后现代思想。阅读这一章读者会发现建设性后现代思潮并非一时兴致的产物，而是有其悠久的思想谱系和深厚的哲学背景的。考虑到后现代在许多方面被妖魔化的事实，我的访谈试图从总体上彰显后现代的积极内涵。

怀特海的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20世纪少数几个洞见到现代思维方式弊端的大哲学家之一。尽管我们今天的哲学史教科书鲜有专辟章节论及这位思想大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相当一批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如方东美、程石泉、唐君毅、张岱年、熊十力、贺麟、全增嘏等钟情怀特海。据说全增嘏还直接聆听过怀特海的授课。

可惜或许由于历史原因，或许时间没到，中国没有选择怀特海，尽管怀特海坚信自己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在本质上与中国思想息息相通。进入20世纪，随着西式现代化弊端的日益暴露，通过遭遇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怀特海哲学洞见的宝贵价值以及怀特海所提供的机遇，那就是中国有可能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独辟蹊径，走上一条可持续的也就是后现代的发展之路。

这或许容易被迷信“自古华山一条道”的人们讥讽为“不现实”。应该说对事物持一种现实主义的看法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太现实”了，从而沦为现实的囚徒，就有必要重温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名言：“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其实，即使一向背负恶名的“不可能”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也早就获得了一种肯定的意义，他们认为“不可能”应该被肯定，因为正是“不可能”开辟了可能性并使之成为可能。有鉴于此，后现代哲学家大都推重“创造新的可能性”。在霍伊看来，后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向我们揭示了“可能的选择范围有多宽广”^[2]。福柯在纪念德勒兹时也说：“新思想是可能的。”

希望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增补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事物可能性的维度并为推动其向现实的转化贡献自己创造性的智慧。

[1] 小约翰·柯布：《后现代公共政策》，曲跃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 霍伊：“《后现代主义辞典》序”，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