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乐府诗英译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欧洲汉学研究的确立

欧洲汉学研究的起始阶段通常被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代表人物是利玛窦（Matthoeus Ricci ,1552-1610），他的代表作如《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阐释经典儒学、排斥释儒，以达到宣扬基督教思想的目的。徐光启称其为“补儒易佛”（沈福伟，1985:369）。因此，出于传教、经商和外交的需要，耶稣会士们编撰了汉语学习字典或汉语学习手册等实用书籍，对中国地理、历史、思想、中医等方面的译介和研究也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但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却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直到1687年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philosophus）于巴黎面世。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大学》《论语》《中庸》的译文以及孔子生平，用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文写就，在欧洲学术界影响广泛，使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

1742年，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中国文典》（Linguae Sinamm Mandarinicae-hierogliphicae Grammatica Duplex）问世，产生的轰动效应持续影响了欧洲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出现了一批规模空前的汉学著作，这些作品为后世的汉学家了解中国文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但是，直到19世纪上半叶，作为诗歌类别的古典文学作品才开始被零星译介，而且也仅仅涉及《诗经》，其他中国古典诗歌仍处于备受冷落的境地。此中缘由，陈友冰曾以中国古典文学在英国的流播历程为议题进行过颇具学术价值的分析。他认为“传教士汉学阶段（18世纪末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这一阶段在欧洲被译介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除《诗经》选译外，主要是一些文字通俗易懂、故事性强的白话小说作品，如《好逑传》《中国故事》《今古奇观》，以及戏曲唱本如《赵氏孤儿》和《花笺记》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前期准备的作品翻译刚刚萌生，不仅翻译数量少，面也相当狭窄，也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地研究。”（陈友冰，2008:35）

1815年1月16日，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在法国皇家学院法兰西学院（Collage du Roi）发表了就职演说，这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任教授的就职演讲，标志着汉学在欧洲学术界正式成为一门学科。1822年亚洲学会（Societé Asiatique）在法国成立，其后英国、荷兰、德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各国纷纷在大学开设有关中国文化或语言的课程，欧洲经院化汉学研究自此开始。

在欧洲汉学确立这一时期，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意识尚未开始。但是随着欧洲汉学研究的日趋成熟与兴盛，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开始对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诗歌产生兴趣，并且开始有足够的能力去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更多的《诗经》译本，《楚辞》《唐诗》、乐府诗译本相继出现，这其中，英国的德庇时和他的《汉文诗解》是最重要的汉诗译者和第一部系统的汉诗翻译、研究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