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我国增长新动能，核心要义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降低。要识别出制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素，采取针对性改革措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入新的增长轨道。
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这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要素投入包括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经济增长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当作技术进步的近似衡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包括“硬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软技术”如要素升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
从整体来看，与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增速呈现下降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降低。1978—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3%左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34%，虽然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70%以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但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的内在缺陷，会使得其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无法刻画内嵌在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中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通过进口高技术投资品和中间投入所带动的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会被归入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会被归入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的研究报告，我国出口中包含进口比例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如果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则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高于现有的测算水平。
2008年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下降至30%以下。2005—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4．8%，2008年以后增速大幅降至2%以下。值得指出的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小幅回升态势，但总体水平依然低于2%的格局还没有改变。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而且近几年向发达国家靠近的步伐有所放缓。截至2014年，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71．1%、95．3%、93．0%、78．1%、82．1%，大致相当于中国的2倍（见图1-4）。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步伐减慢。2009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基本稳定在43%左右，没有能进一步提高。
从行业比较看，不同行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总体呈现扩大趋势，而且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近年来增速也明显放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接近4%，总体上是第三和第一产业的两倍。其中，制造业增长最为迅速，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5%，高出采掘业、电气水和建筑业3个百分点左右。在第二产业内部，电子及通信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1．6%和7．9%，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石油和天然气相关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1980—2013年平均增速达到5．0%，高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从2011年开始，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明显放缓，已经降至2%以下，虽然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增速也有所放缓，但幅度没有制造业大。
从区域比较看，不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地区间差距有扩大趋势。金融危机之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普遍下滑（见图1-5）。2010—2015年，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5．86%降至1．59%，中部地区由5．27%降至1．33%，西部地区由4．72%降至0．01%，东北降幅更甚，一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从2007年开始，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而且2010年以后降幅最明显；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次之，201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追赶步伐明显放缓，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有所拉大；中部情况较好，而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缓慢缩小。当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东部全要素生产率小幅回升，东北止跌回升，表明全国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有所改善。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
2005—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4．8%，而2009年以来年均增速仅为1．36%，增速降幅为3．44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增长阶段转换因素可解释约1．5～2．0个百分点，周期性因素可解释约0．3～0．5个百分点，资源错配以及技术扩散受阻可解释剩余的0．94～1．64个百分点。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出现规律性放缓。当人均GDP达到10 000国际元后，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逐步从较高增速降至较低增速。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总体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的差距缩小，技术追赶的空间收窄，追赶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再有，随着工业化趋于完成，经济结构会出现重大变化，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工业比重。比较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比如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明显下了一个台阶，而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日本和韩国等成功的后发追赶国家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初步测算，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发展阶段因素可解释约1．5～2．0个百分点。
（二）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对资本存量变动很敏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通常经济景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反之亦然。从国际上看，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2008年以后，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均有所放缓，期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放缓，平均放缓程度为0．5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加之经济周期大体同步，粗略估计，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周期性因素贡献了0．3～0．5个百分点。
（三）行业内部要素流动和再配置贡献下降
对于某一个行业而言，高生产率企业进入、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和企业间要素流动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部分行业内部要素流动和再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减弱甚至消失。以制造业为例，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解为企业间要素流动、新企业加入、旧企业退出和现有企业效率提升四方面的贡献，结果发现，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是新企业加入和现有企业效率提升带来的；而在2008—2013年，新企业加入的贡献几乎消失，其原因是新加入者减少或多数新加入企业的生产率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下。特别是大量低效和无效的僵尸企业的存在，占有大量经济资源而不产生效益，严重拖累了效率提升的步伐。
（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扩散减缓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放缓，行业间和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差距在明显拉大。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前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大量其他企业的增速则明显放缓。这说明，除了技术进步放缓外，前沿企业技术向其他企业扩散的速度也在放缓。与传统工业不同，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传播更多带有服务化性质，不可编码的知识往往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交流，外部模仿和复制的难度更大。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行业尤其是开放程度不足的领域，与全球前沿仍存在明显差距。
（五）大量低效投资拉低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的人均资本质量总体上与前沿经济体有差距，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资本积累速度。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部分领域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的现象十分突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间接投资，多数投向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拉低了投资效率，加剧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用大量资源，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高效率部门的空间，导致资金、土地等资源出现严重错配，拉低了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方向
尽管当前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过去有所下降，但是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和潜力仍然较大。释放这些潜力，促进生产率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更加有效的要素配置环境、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孕育环境。
（一）促进要素跨部门流动
放宽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完善行业监管，增加对新技术、新模式与传统部门融合的包容度，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跨行业流动，激发传统行业焕发新活力。促进城市和农村的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率。
（二）提高行业内部资源再配置效率
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要素边际产出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行业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如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企业之间。大量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国有企业高；出口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非出口型企业高。消除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资源的错配，将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三）完善低效率企业市场化淘汰机制
企业之间通过竞争不断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而高效率的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近十多年来该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仍然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者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致使有限社会资源被无效地占用，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将是今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要完善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制度以及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退出进程，减少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障碍。进一步加强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区域间分工合作，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压缩低效率企业存在空间。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避免选择性产业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和扭曲。
（四）强化创新激励机制
重塑知识型劳动力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的力度，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降低创新的制度性成本。加大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力度，鼓励平台性企业发展，加大传统部门对数字经济的适应能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和执行力度，鼓励合法有偿的知识产权交易和使用。
（五）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硬件方面，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物质资本深化尚有较大空间，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着力解决好谁来投、如何投的问题，挖掘资本存量偏低的巨大潜力。软件方面，法律制度、营商环境、人才培养等软件基础设施尚存较大投资空间，需加大补短板力度。要改变“重投资轻管理”的观念，努力提升基础设施管理运营能力，更好地发挥现有投资的效能。鼓励大学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人才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加大职业培训力度，鼓励终身学习机制，促进劳动力技能与时俱进。清除劳动力地区间和行业间流动障碍，提升劳动力市场统一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潜能。
（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建立全国性股权交易市场，提高欠发达地区资源可及性，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加大银行呆坏账处置力度，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增加银行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支持能力。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避免金融资源过度偏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间接推高民营部门投资成本。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有效化解监管套利，避免系统性风险打断追赶进程。
（七）深化对外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差距
经历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足进步，个别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已进入前沿。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表明，我国仍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的差距。要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开放信息、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等服务业，加大吸引外资政策落实力度。继续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放管服力度，扩大负面清单制度的适应范围，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坚持真实和审慎原则的前提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尽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推动我国产品和技术向全球中高端迈进。
注释
[1]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又称为广义技术进步率，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增长核算的一个概念。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部分，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