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与方法
语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大量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依据《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先秦史官很早就形成了记言制度。这种记言制度的确立跟先秦社会的重言风尚密切相关。文献的记载表明，先秦社会存在着乞言、合语、咨询、规谏等仪式或行为，这些仪式或行为产生了丰富的语言活动。对于这些活动中的言语，当时的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甚至有专门的史官如惇史或左史来对这些言语加以记录。正是在重言风尚的影响下，先秦史官形成了记言职能。伴随重言风尚与记言制度，语类文献也随之出现。史官对于语类文献的编纂及体制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先秦社会中，史官群体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分化，整体上表现为社会政治权力的跌落，于是史官不再满足于客观的记录，而是通过加强历史事件之间逻辑关系的追究来操持道德、文化的批判权力。这样，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就发生了改变，即由言、事分立向言事相兼转化。这种传史方式的变迁深刻影响了语类文献的形态与功能。
就本书而言，我们整体上做了下列工作，并期望在下列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其一，将语类文献作为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而复杂的文类予以整体性研究，并且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先秦语类文献的不同类型。这样不但有效地避免了单一的做法，同时也立体地、动态地刻画了先秦语类文献形式的演进过程；其二，将诸子散文的生成问题与先秦史官散文传统联系起来，提出从“国语”到“家语”的演进思路，从而为史官散文与诸子散文的各自发展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阐释方式；其三，对先秦“话体、说体”的生成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考证，这不但有助于厘清它们与先秦语类文献之间复杂的关联，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接触或澄清了后世话本与小说的渊源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取还原的、历史的视角，动态地展示先秦语类文献及其文体的生成过程。具体言之，先秦文献对于古典传统的建构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为这些文献本身直接建构了古典传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后世通过对先秦文献的阐释而加强古典传统的延展。就后一方面来看，后世对先秦文献的阐释工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惊人的成果。本书虽然也从事同样的工作，但主要通过选择语类文献、文献的编纂及文体的生成这样三个层面来思考先秦文献的形成问题。
文献的编纂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层次比较广泛，从大的方面可以将其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编纂者的活动，一是文献形态的建构。这两个方面其实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就这两个方面来看，它们存在着互为阐释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文献一旦生成，它就获得了某种解放，以独立的姿态流传。这就意味着它不但具有了自身独特的文本形态，从而与其他文献相区别；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其与特定的生成背景的分离。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对于具体的文献来说，它虽然拥有特定的文体结构，但这一文体是如何形成的，它自身却无法做出直接的说明。这样，要理解某一文献的形成及其文本特征，仅仅依赖这一文献本身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对其生成背景进行还原，即需要对文献制作行为本身这一历史过程进行还原与追溯。然而，正如刚才所提到的，生成背景既然随着文献的完成而消逝，那么又将如何捕捉那业已逝去的背影呢？
文献制作行为实际上就是编纂者的活动。一种具体的文献行为的发生，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载录这样的物质行为，亦即诉诸简牍等载体的简单行为；它还应该包含更深层面的东西，这种更深层面的东西即是具有精神性的主体行为。因此，任何文献行为或者说编纂者的活动事实上都包含物质性的载录行为和精神性的主体行为。载录行为虽然离不开主体，但相对来说是外在的，这是因为载录行为直接形成文本，而文本是一种物化存在；相比之下，精神性的主体行为则是隐藏的，它需要借助载录行为而得以显现。然而，无论是物质性的载录行为还是精神性的主体行为，它们在文献制作完毕之后均告消逝。我们要探究文献形态的建构，就离不开对编纂者活动的考察，然而，早已消逝的文献行为又怎么能够得以还原呢？这还得从文献本身寻找答案。
就拿《论语》来说，《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段文字涉及下列内容：《论语》的文体、材料来源及编纂情况。表面上看，似乎交待得很全面、很清楚。然而，只要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不少的问题，比如：《论语》载录的为何主要是人物言论，弟子为何要记录孔子的话，门人为何要编纂《论语》，等等。这些问题《汉志》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解说，但毫无疑问十分重要，并且贯穿其中的核心就是编纂者的活动。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要理解孔门弟子的这一编纂行为，就必须从《论语》本身入手。《论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载录言论，特别是孔子的，而且其书名为“语”，从这些方面不难发现，孔门编纂孔子言论其实是有意识地继承史官文献的“语”体传统。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凸显《论语》的经典性质，并且通过这种经典的编纂来加强学派的建设。
通过《论语》这样一个例证的剖析，大体上可以把握文献行为与文献形态建构之间互为阐释的关系。文献行为虽然在文献完成之后消逝了，但这种消逝现象并非表示不存在，而只是暂时离开现场，或不在场。文献形态作为固化的存在虽然被直接把握，但这种把握只是静态的，亦即文献形态只是直接呈现本身，而不能显现过程。然而，文献形态具有指示作用，指示那业已远离、不在场的文献行为；借由这种指示作用，可以捕捉、还原那不在场的文献行为。所以，这里有关文献编纂活动的讨论，虽然也涉及文献版本、校勘的问题，但已不再是单纯的版本学、校雠学研究，而是要探索文献的来源、重建文献的意义。
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进程可以理解为是一部文体变易史。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张中行也说：“一部中国文学史，抛开内容不论，实际上就是文学形式的翻新史。”王蒙指出：“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因此，就古代文学学科来说，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固然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化的，但文体的研究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问题，郭英德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其中所谓“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是指“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是指一种言说方式“形成具有独特的文体形态特征的文本方式，人们就可以依据这种文本方式来进行篇章的归类，将文本方式相类似的篇章类聚到共同的‘类名’之中，‘以类相从’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文体，从而形成一定的文体序列”。就先秦时期文体的生成来看，上述看法确实道出一些真相，我们在考察先秦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时也运用了这些观点。然而，文体的生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追溯文体名称的起源虽然是考察文体生成的重要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的研究。事实上，一种文体包含特定的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这种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的形成同样构成文体生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种文体或是文类，其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先秦语类文献就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那么，对这种演变现象的研究自然也构成文体生成研究的重要部分。因此，我们在文体生成问题上重视“结构—功能”的考察，这种考察其实包含两个方面：文体结构与文体功能。在文体结构方面，着重研究下列内容：一是对文体名称的类似知识考古学式的探究，二是对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形成的考察，三是对文体嬗变现象的研究。当然，对文体生成这一问题还重视文化视域下文体的功能和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