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
有关沙陀族历史的研究，过去大都集中于其崛起及其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政权中的作用上，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有关其解体过程及解体后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人情况，至今却未见有人进行认真探索。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考察。
一 辽朝境内的沙陀人
散居于辽朝境内的沙陀人，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在屡次战争中被俘的俘虏，二是石敬瑭割地时被并入籍之人，三是为取得契丹奴隶主贵族封赏或躲避战乱而前往投附者。这些人，彼此遭遇不同，而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
（一）被俘入辽的沙陀人
被俘掠入辽的沙陀人有多少，史籍无稽，不可得而知。从有关记述看，其数当不在少。
众所周知，沙陀族自徙居内地以后，一直寓居于云、朔及其沿边一带，肩负着保卫唐朝北方边疆的任务。而契丹奴隶主贵族自唐乾符（874—879）年间以后，则不时纵兵南牧。《辽史·地理志》记载，早在广明（880—881）元年，契丹奴隶主贵族就利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受赫连铎进攻逸入鞑靼之机，举兵进入代北一带，大肆攻略，“俘掠居民而去”。[1]又《辽史·太祖纪》云：唐天复二年（902），时为契丹夷离堇的耶律阿保机，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2]
唐朝灭亡以后，中原地区由于藩镇割据，战乱迭起，各族人民如处水火，惨遭涂炭。这时，契丹贵族为掠夺财富，又不断举兵南侵杀掠。例如，辽神册元年（916），阿保机就利用其登上皇帝宝座之机，亲统军自麟、胜进攻蔚州等地。当时居住于麟、胜及云、朔等地的突厥、吐浑、党项、沙陀等族人民，俱受其害。有关此次行动，《辽史·太祖纪》及《辽史·兵卫志》都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例如，《辽史·太祖纪》云：“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3]次年，又乘晋新州守将卢文进劫杀李存矩（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弟）时出兵占领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并以阿骨只为统军，东出关略燕、赵。辽神册三年（918），复令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4]
后唐建立后，契丹奴隶主贵族南下攻势虽相对有所减弱，但出兵骚扰边境、掠夺人口、牲畜等事，仍时有发生。史载“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略燕、赵，人无宁岁”,“为后唐患者十有余年”。[5]
契丹奴隶主屡次南下代北一带杀掠，其中被掳掠者，数量最多的当是汉族人民，但居住于代北等地诸少数民族人民（包括沙陀族人民），显然也不能幸免。
契丹奴隶主贵族派人四出掠夺人口，主要目的是为了奴役和剥削内地各族人民，或令其为之属橐前驱，或使其为之畜牧耕种、陶冶。《辽史·营卫志》云：“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兴，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野间。边防 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6]这就是说，凡是年轻力壮者，则令其从军，使其为之征战；年老体弱者，则使其从事耕牧，命令为之提供衣食。他们有的被置于帝后所居京城一带，有的则被拨归“头下军州”。所谓“头下军州”，就是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时将俘掠到的人口集中于所建的州县中，以供集中进行奴役。《辽史·百官志》云：“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军州’；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7]按辽朝规定，只有皇族诸王、公主和后族贵族所领有的州县可建州城，余者皆不许建城郭，只能设立寨堡。
据记载，唐代末年阿保机于代北所俘内地百姓，大都被置于辽上京道龙化州。[8]辽初阿保机在蔚州等地俘掠的内地百姓，则被置于辽中京道的泽州地区，被敕令“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9]这些被俘掠的内地人，显然其中也必包括部分沙陀人在内。
《辽史·属国表》云：天显元年（926）,“回鹘、新罗、吐蕃、党项、沙陀从征有功，赏之”。[10]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早在辽初，其境内就已有“沙陀军”建制了。不过，《辽史》将这一事实置于《属国表》中，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当时的“党项人”“沙陀人”都已归属于契丹贵族统治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云、朔一带在阿保机出兵侵袭该地以后，并未长期占有其地，故该地在此后仍一直为后唐政权所掌握，这在《辽史·地理志》中说得非常清楚。[11]因此，这里所说的“沙陀军”，当是指由丁壮俘虏组成的军队，是契丹部族军的一部分，而非其“属国军”。治史者不察，将其置于《属国表》中，这无疑是一重要失误。后晋灭亡时，据说晋军被迫降者数十万人。这些人后虽大部分投归后汉，但仍有相当的一部分羁留于辽境内，被勒令徙居于恒、定、云、朔之间，“每岁分番戍南边”。[12]这些人，肯定也有不少沙陀人。此外，以石重贵为首的后晋宫廷贵族及其从众数千人被拘往怀密州，继又徙居辽阳，[13]其中大部分肯定也是沙陀人，他们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二）被并入籍的沙陀人
被并入籍的沙陀人估计其数量比被俘掠的人还要多。后唐清泰三年（936），石敬瑭为了实现其皇帝梦，阴谋背李从珂自立。从珂遣张敬达率兵往讨。石敬瑭知不能敌，潜遣人求援于契丹，“约称臣”，且“以父礼事之”，并称事成以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诸州奉献。契丹主耶律德光统兵进援，败张敬达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14]石敬瑭即帝位后，为报耶律德光恩德，即将燕云地区的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邱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区）、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张家口）、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马邑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十六州割给契丹。[15]燕云“十六州”大都有沙陀族人分布，其中尤以云、应、朔、寰、蔚五州最为密集，因此石敬瑭此举，遂使大批沙陀族人被并入辽籍，成为契丹贵族奴役的对象。
宋初大臣宋琪说：“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别族则有奚霫，胜兵亦万余人，少马多步。”“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其三部落、吐浑、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州军部落兵合二万余众，此是石晋割以赂蕃之地也。蕃汉诸族，其数可见矣。”[16]宋琪本籍幽州，年轻时适逢石敬瑭将幽州割给契丹，契丹于其地开贡举。琪以好学荣登进士第，被命为寿安王侍读。后又长期任投附契丹的汉官赵延寿父子从事，对辽朝及北方诸少数民族情况非常熟悉，其所提供的情况当是可靠的。根据宋琪所提供的材料，沙陀三部落、吐浑以及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州军蕃汉兵丁，在契丹“属国军”中所占比重相当大。沙陀军在这支蕃汉兵丁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清楚，但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沙陀军为其中主力大体上可以肯定。因军队是从归附的百姓中选拔的，如果没有众多的百姓，则难以重建强大的军队，这是不言而喻的。故根据宋琪所提供的情况，即可知当时被并入籍的沙陀人数量不在少数。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在辽境内，其“三部落”组织仍然被完整保存着。《辽史·百官志》中载有“沙陀国王府”，其《兵卫志》 “属国军”条下又载有“沙陀军”。[17]这里所说的“沙陀军”，当是石敬瑭割地以后建立起来的，这在宋琪提供的材料中可得到证实。而“沙陀国王府”当也是在这一时期设置的，因为在此以前，辽朝仍不具备建立“沙陀国王府”的条件。据此也可知，当时在辽朝境内，还有相当数量的沙陀族百姓存在。
（三）主动前往投附者
为获取契丹奴隶主贵族的封赏、或为躲避战乱而主动投附于辽朝的人估计也不在少数。例如，前述提到的卢文进投附契丹事，其部属中就肯定有部分沙陀人在内。但所有这些，都未见有明文。据记载，当太原被宋军攻克时，北汉主刘继元降宋，其兄刘继文随驸马都尉卢俊“皆出奔于辽”。[18]这是唯一有史可稽的历史事实。刘继文及卢俊出奔于辽，显然有相当一批人跟随，其中多数当为沙陀人无疑。此外，在北汉灭亡前夕，北汉代州防御使李存瓌突然“不知所终”。李存瓌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从弟，在北汉中长期握有重权。他逃往的地点估计也在辽朝辖境内，其从往者肯定也不少。因为他们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沙陀贵族。
投附于辽境内的沙陀人，其世家大族估计还没有完全融入辽代社会中，因影响比较微弱，故《辽史》各传中都无他们的踪迹，很有可能是他们在进入辽境后，不久即融入辽境内的少数民族（详见后文“金朝境内的沙陀人”）或被并于各地方军中。
二 宋朝境内的沙陀人
宋朝境内也有众多的沙陀人。其来源，一是后汉、后周转入的沙陀人，二是北汉灭亡后的沙陀族遗民。
据记载，当契丹奴隶主贵族灭后晋后，时后晋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便自立为帝。及耶律德光北返，知远即乘机占领洛阳和汴州，建国号“大汉”，史称为“后汉”。后汉建立后，原隶属后晋的沙陀镇将立即纷纷上表款附，从而使后汉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巩固。但刘知远称帝后不久即病死，帝位由其子承祐继袭。承祐信谗言，耽逸乐，致使君臣间经常互相猜忌。他甚至派人企图暗中杀害枢密使郭威。郭威为了自卫，废承祐自立，世称为“后周”。后周一建立，各地沙陀镇将又纷纷款归郭威。宋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废后周建立宋朝，原隶属后周诸沙陀镇将又从属于宋。因此，散分于宋境内的沙陀族人，大部分都是后汉时的沙陀遗民，估计其中还有不少为沙陀氏族之人。
从属于宋的沙陀族遗民，其数量有多少？史无明文，无法进行统计。但据诸书记载，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安守忠、安忠、杨承信、郭从义、白重赞、张从恩、石曦、康延泽、郭崇等多人及其部众。以上诸人，除个别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世代为沙陀部将，并逐渐成为其世家大族，在后唐、后晋、后汉政权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人的情况，以前鲜为人们所了解，因此下面拟分别作一简介。
安守忠，先世沙陀部人。高祖山盛在后唐时为朔州牢城都校，祖金全为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父审琦“性骁果，善骑射”，为义直军使，后汉为襄州节度使兼中书令。后周显德初封陈王，嗣加守太尉、太师称号，赐“食邑一万五百户，实食封二千三百户”。[19]伯父安审晖，曾从后唐庄宗李存勖“平幽、蓟，战山东，定河南”，历蔚州刺史、凤翔、徐州节度使等职。后晋时拜太子太师，封鲁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四百户”。[20]从伯父安审信，“世为沙陀偏裨，名闻边塞”。[21]守忠在后晋时为牙内指挥使，领绣州刺史。后周显德初为鞍辔使，宋初被授为左卫将军，曾扈随赵匡胤从征太原，并“多与谋略”。[22]
安忠，祖叔千是后唐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后晋时累任方镇。[23]父延韬，左清道率府率。忠宋初事宋太宗赵炅于藩底，及赵炅继位，被“授东头供奉官，掌弓箭库”。后以功拜上 门使，充淮南诸州兵马钤辖。[24]
杨承信，“字守真，其先沙陀部人。父光远仕晋至太师、寿王”。[25]承信为光远次子，幼以父任自义武军节院使领兰州刺史，历宣武、平卢二军牙校。后晋开运初年，因以青州叛附契丹，后晋少帝石重贵遣李守贞出兵往讨。守贞结长连城围困。城中食尽，人相食。承信与兄承勋、弟承祚“见城中人民相食将尽，知事不济，劝光远乞降，冀免于赤族”。光远不纳，云“勿轻言降也”。[26]承信兄弟见规劝无效，潜劫光远出降。后汉建立后，承信“仕汉历安、鄜二州节度，累加检校太师”。后周广顺初，加同平章事。世宗即位，进韩国公，后以功“擢忠正军节度，同平章事”。宋初加兼侍中。[27]
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后晋天福初年，复姓郭氏，坐事出为宿州团练使。刘知远镇太原时，表为马步军都虞侯，屡率师破契丹于代北。后晋灭亡后，因拥戴知远称帝有功，被擢为郑州防御使，充东南道行营都虞侯。及知远徙汴州，又相继被授为镇宁军、永兴军节度使。后周建立后，复加兼侍中、检校太师等职。“宋初加守中书令”。[28]子守忠、守信、孙世隆，皆获显官。
白重赞，“宪州楼烦人，其先沙陀部族”。重赞少从军，有武勇，精骑射。后汉初，自散员都虞侯迁护圣都指挥使。后汉乾祐年间，先后被授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端州刺史等职。后周时，迁授郑州防御使、义成节度使。曾随周世宗征北汉刘崇，累立战功。宋初为泰宁军、定国军节度使。[29]
张从恩，先世为回鹘人。祖君政随李思忠内附，家于云中合罗川。因长期与沙陀族错处杂居，遂逐渐为沙陀族所同化。父存信，“通黠多智数”,“善战识兵势”。[30]初为李国昌亲信，后随李克用入关镇压黄巢起义军，受赐姓李，历任河东蕃汉都校、振武军节度使等职。兄从训好“读儒书，精骑射，初为散员大将。天祐中，辖沙陀数百人，屯壶关（今山西黎城县东北东阳关）十余岁”,[31]累迁至宪、德二州刺史。从恩在后唐初隶李存信麾下，因年幼无赖，不为明宗李嗣源所重。后晋建立后，以其兄从训女为石重贵妃，先后被授为金吾卫将军、北京留守、澶州防御使、宣徽南院使等职。后周初迁左金吾卫上将军，嗣加检校太师，封褒国公。入宋以后，“改封许国公”。[32]
石曦，石敬瑭弟韩王晖之子。后晋天福中为右神武将军。历后汉至后周，先后为右武卫、左神武二将军，曾奉命出使高丽。宋初，再次受派出使高丽，迁左骁卫大将军。赵匡胤统兵征北汉时，尝统兵二千人自泽、潞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又益兵千人，部攻辽州”。[33]
康延泽，先世蔚州人。祖公政、父福世为沙陀族部将。后唐明宗李嗣源统治时，福曾先后被命为磁州刺史、荆南道行营兵马都监、凉州刺史等官职。石敬瑭称帝后，复晋为“检校太尉、开国公”。[34]延泽于晋时以荫补为供奉官，后周迁内染院副使。宋乾德二年（964）奉命率兵随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征蜀，被授为凤州路马军都监。嗣因征战有功，迁领“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35]
郭崇，本籍应州金城人，“父祖俱代北酋长”。崇自少为沙陀军士，因尚武有勇力，后唐清泰年（934—936）中为应州骑军都校。石敬瑭割云、应地入契丹后，因耻为其臣属，脱身南归，历任晋郓、河中、潞三镇骑军都校。后汉建立后，崇因拥立有功，被受为护圣左第六军都校、领郢州刺史，旋以功相继迁果州防御使、天雄军都巡检使。后周初年，任定武军节度、京城都巡检使等职，曾多次随周世宗外出征战，累立战功。宋初加兼中书令。[36]
上述诸人，虽然身世不同，社会地位也有高低之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先世都是“沙陀部人”或“沙陀部将”后裔。他们在五代时，大都是声名显赫、坐镇一方的军将。宋朝建立后，又因归附较早，拥立有功，故仍享有各种重要爵秩，成为宋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一员。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为宋所灭，其主刘继元被俘。北汉灭亡后，原居住在北汉境内的沙陀人除皇从兄刘继文、驸马都尉卢俊等人逃入辽境外，其余诸人皆为宋所并。史载“宋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或作州十、县四十），户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命刘保勋知太原府”。[37]居住于北汉境内的百姓及其军队，肯定其中大多数都是汉族以及其他诸少数民族人民，但存在部分沙陀人则毋庸置疑。因为自唐末以来，太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沙陀人的广泛分布。例如，康思立，史籍就称其为“晋阳人”；石敬瑭，称为“太原人”；史匡翰，称为“雁门人”；李嗣本，称为“雁门人”。至于不知姓名者，更不知其凡几。
北汉灭亡后不久，原居住于辽境内“安庆”的“六州粟特”人也请内附[38]。《宋史·兵志》“安庆直”条载：“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及河东归明安庆民分屯并、潞等州，给以土田。雍熙四年立。”又“三部落”条云：“指挥一。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幽州，迁云、朔、应等州部落于并州，因立。”[39]“并州”，今山西省榆次市，宋时为县。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大家知道，云、朔、应诸州在太平兴国时期仍隶属于辽朝，宋能于此时迁其部落、居民于并、潞安置，说明原居住辽境内的沙陀人此时已移居于宋境内了。同时也说明，当时在辽境内的沙陀人一直有着三部落的组织形式。宋廷因沙陀人勇悍、善战斗，故当其徙居内地后，不久即仍以其众组建“安庆直”和“三部落”军。上述建制，直至熙宁三年（1070）、熙宁六年（1073）始被罢废，中间经历了近百年时间。
综观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沙陀族遗民在流入宋境内后，其上层人物大都得到了当朝统治者器重与任用，继续活跃于中原政治舞台上，并为宋封建统治的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其百姓也大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
三 金朝境内的沙陀人
金朝境内是否有沙陀人？金史无稽。但从有关记载看，回答是可以肯定的。辽为金所灭，其境域大部分为金所有，内中难免有部分沙陀人杂处其中。宋太平兴国期间，虽有云、朔、应三州沙陀人迁徙入宋，但继续滞居于辽境内的沙陀人估计仍大有人在。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居住于上述三州的沙陀人不可能在太平兴国年间一次全部徙尽，因为史籍至今尚不见有大规模迁徙的记载；二是沙陀人分布地区除上述三州外，振武及蔚州等地也有不少沙陀人居住。金代史籍之所以无载，估计是由于剩下人数不是很多，而其居住又比较分散，加上治史者不察，故有关其活动情况，遂为人们所忽略。据《金史·兵志》记载，在金朝，曾有一支名为“忠孝军”的军队。这支军队完全是由“河朔诸路归正人”所组成。[40]其中有“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41]这支军队，一向是被用来打先锋的，“凡进征，忠孝居前，马军次之”。[42]史载其“鸷狠凌突，号难制”。[43]沙陀人向以勇悍善战著称，因此我认为其中难免杂有被俘的沙陀人在内。此外，《金史》有“康公弼”“康元弼”二人《传》。此二人，一原籍“应州”，一原籍“云中”。[44]“应州”与“云中”，都是沙陀族人的重要聚居区。因此二人祖籍，当为沙陀族人无疑。
有关金境内沙陀人，《金史》等虽无明文，可元代史籍却载之甚详。例如，《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就说，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45]《元史》这一段记载，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源自闫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该碑铭文是元大德九年（1305）闫复为故驸马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封谥而撰的。碑文云：“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亡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忠武王一军扼其冲要。”[46]说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先世为沙陀人除闫碑外，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也有相似说法。《先德碣》是姚燧应汪古部鄃王府长史兼经历典食司与所部人匠都管府官李惟恭的请求而作的。《碣》铭云：“盖鄃王之考（按：指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称晋王李克用裔孙，为置守冢数十户于雁门，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进爵为王……。”[47]
上述记载，虽然在学术界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例如，有的说，“谓阴山鞑靼”“出于沙陀者，实为无根之说”[48]。又有的说，“所谓‘系出沙陀之后’的记述并非事实，只能解释为一种传说而已”。[49]还有的说，《闫碑》中既明言其“始祖卜国”。“卜国”就是回纥人传说中的始祖“卜古可罕”，因此，汪古部的主体应是回纥，即回纥西迁后仍滞居于阴山的回纥人后裔，而李克用的先世则是沙陀突厥，故家传言其先世为“李克用之后的说法，是汪古部主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勉强比附的”。[50]以上说法，虽然各有所据，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猜测。依个人看法，言其为“沙陀雁门之后”，未必就是伪托。
大家知道，汪古部并非是一个单一部族共同体，而是由众多部落集团组成的部族共同体。其中势力最大的有四支：天德军丰州汪古、净州天山汪古、云中汪古、巩昌汪古。天德军丰州汪古是以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首的部落集团，以其世居丰州一带而得名。净州天山汪古，因居于阴山净州的天山县（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境内）而得名，以其先世来自临洮，故又称为临洮汪古；又以其先祖在辽时任马步军指挥使，其子孙以马为氏，故也称之为马氏汪古。云中汪古以世居云中（今内蒙古萨拉齐一带）而得名，以其后世改姓赵，或又称之为赵氏汪古。巩昌汪古以其姓汪，故也可称为汪氏汪古。据有关学者研究，天德军丰州汪古源于突厥（也有的说源于乌古），净州天山汪古源于回纥，云中汪古可能源于当地土著，[51]而汪氏汪古则可能源于巩昌地区的汉族或少数民族。这就是说，其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因此，仅以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先世来源，来判定整个汪古部族共同体的族源不仅不足取，而且是不科学的。道理很简单，统治家族的族源与整部落或民族共同体的族源，并不都是完全吻合的。例如，鲜卑的宇文氏，如果追溯其族源，其先世应当是匈奴；党项拓跋氏先世，据夏臣罗世昌《西夏国谱》则是鲜卑。然而后世史书，都将匈奴宇文氏称为鲜卑宇文氏，将鲜卑拓跋氏称为党项拓跋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原匈奴宇文氏融入鲜卑、鲜卑拓跋氏融入党项族所致。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先世是否存在类似情况，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可供证明，但也不排除其可能性，主要根据有二：
其一，沙陀族人与汪古部人居地相近，彼此关系密切。前已指出，沙陀人自徙居内地后，一直散居于云、朔一带，不仅居住地域山水相连，壤地相接，且彼此经常在一起从事征战。例如，唐咸通九年（868），汪古部先民——鞑靼人就与“沙陀三部落”人在康承训率领下，前往彭城（今江苏徐州）镇压庞勋起义。[52]广明元年（880），李国昌和李克用因在与吐浑首领赫连铎作战中失利，被迫逸入鞑靼部，并在鞑靼部中滞居了一年左右。此后不久，李克用又招集“鞑靼部万人”,[53]与其叔父李友金统领的沙陀军会合，共同镇压黄巢起义军，双方关系非同一般。
其二，据《旧五代史》等记载，李克用有子九人：长子李存勖、次子李存霸、三子李存美、四子李存渥、五子李存乂、六子李存确、七子李存纪。此外，尚有未列入排行的李存礼和李存矩兄弟二人。[54]以上九人，除李存勖外，存霸、存渥、存乂、存确、存纪、存矩六人俱在后唐兴起和内乱时被杀，而存美和存礼“皆不知所终”。李存勖有子五人：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五子之中，除魏王继岌在李存勖在位时被迫自缢外，余四子均“不知所终”。故《新五代史》说：“当庄宗遇弑时，太祖子孙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四人见杀（按：应为五人），其余皆不知所终。”[55]这些“不知所终”的人，是否有可能乘机潜入阴山一带？我以为其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对于能征惯战的沙陀人来说，易如反掌。
四 西夏国境内的沙陀人
有关西夏境内的沙陀人，宋、辽、金时期史籍无考，但在元代历史文献中却有其蛛丝马迹可寻。例如，在蒙古汗国建立初期，率众归附于成吉思汗的西夏重臣“昔里钤部”先世，据说就是沙陀族遗民。
有关“昔里钤部”其人，史载其名“益立山”，是成吉思汗统治时期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忠心不二追随成吉思汗，并在随蒙古军西征中立下赫赫战功，曾相继被授为千户长、断事官和大名路达鲁花赤等显要官职。据《元史·昔里钤部传》等记载，“昔里”是“昔李”“小李”二字之讹，以其先世姓李，及仕于西夏，以西夏国主姓李，为区别于国主之“李”，遂自称“小李”。“钤部”亦云“甘卜”，原是吐蕃“赞普”一词的转译，夏人用以名官，益立山以父在西夏国中曾任肃州钤部，遂以官称为号。[56]
有关益立山的身世及其历史事迹，王恽《大元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记述得最为具体。《元史·昔里钤部传》《蒙兀儿史记·昔里钤部传》等记载，实际上都取材于此。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将记载中的一部分引述于下：
公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陀贵族。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显祖府君历夏国中省官兼判枢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为号。丧乱谱亡，遂逸名讳。公昆弟四人，独公少负气节，通儒释，洞晓音律，以阴儤直宫省，积劳调沙州钤部。建国朝运开乾，维时公兄由肃州长奉使于我，太祖圣武帝异其材辩，因与馆接使察罕深相结纳，情好既密，约输款内附，天兵图肃以射书事觉遇害。及丙戌冬，师次敦煌，公审天命之攸归，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诣军门迎降……。[57]
在西夏国鼎盛时期，自陕陇至沙州一带，其境域大部分都在其管辖之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曾有相当一部分沙陀族难民流落到西夏境内。与此同时还可得知，“昔里钤部”的远祖，就是李克用的至亲族人。因为朱邪氏受赐为“李”姓，肇始于李克用之父李国昌，而此前并不姓李。其出逃路线是先至五台山；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移居沙州。及仕于西夏，遂数世为夏官。“昔里钤部”的远祖与李克用究竟是什么关系？姓甚名谁？遍阅史籍，皆无所稽。根据上文所提供的线索推测，他很有可能即是同李克用一起镇压黄巢起义的李友金。因为这位在唐末有重要影响的沙陀族首领，正当李克用参与镇压黄巢后倾全力与朱全忠逐鹿于中原之时，却突然销声匿迹了，此事颇令人费解。不过，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此外，我们还可以得知，当时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沙陀族人流落于西夏地区。因为一位部族首领的迁移，总是有众多部众扈随着。因此，流落在西夏境内的沙陀族人，当也很可观，只是史未明载而已。
（原刊《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1]《辽史》卷41《地理志五》。
[2]《辽史》卷1《太祖纪上》。
[3]《辽史》卷1《太祖纪上》；参阅《辽史》卷34《兵卫志上》。《兵卫志》所载虽较《太祖纪》为详，但与《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记载俱有出入。
[4]《辽史》卷1《太祖纪上》。
[5]《新五代史》卷48《卢文进传》。
[6]《辽史》卷32《营卫志中》。
[7]《辽史》卷48《百官志四》。
[8]参阅《辽史》卷37《地理志一》。
[9]参阅《辽史》卷39《地理志三》。
[10]《辽史》卷70《属国表》。
[11]参阅《辽史》卷41《地理志五》。
[12]参见（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
[13]参见（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
[14]《旧五代史》卷75《晋书·高祖纪一》。
[15]《辽史》卷4《太宗纪下》;《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16]《宋史》卷264《宋琪传》。
[17]参阅《辽史》卷46《百官志二》;《辽史》卷36《兵卫志下》。
[1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5。
[19]《旧五代史》卷123《周书·安审琦传》。
[20]《旧五代史》卷123《周书·安审晖传》。
[21]《旧五代史》卷123《周书·安审信传》。
[22]参见《宋史》卷275《安守忠传》。
[23]参见《旧五代史》卷123《周书·安叔千传》。
[24]《宋史》卷276《安忠传》。
[25]《宋史》卷252《杨承信传》。
[26]《旧五代史》卷97《杨光远传》。
[27]《宋史》卷252《杨承信传》。
[28]《宋史》卷252《郭从义传》。
[29]参阅《宋史》卷261《白从赞传》。
[30]《旧五代史》卷53《唐书·李存信传》。
[31]《旧五代史》卷91《晋书·张从训传》。
[32]《宋史》卷254《张从恩传》。
[33]《宋史》卷271《石曦传》。
[34]《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
[35]《宋史》卷255《康延泽传》。
[36]参阅《宋史》卷255《郭崇传》。
[37]《十国春秋》卷105《北汉二》。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申条。
[39]《宋史》卷187《兵一·禁军上》。
[40]《金史》卷44《兵志》。
[41]《金史》卷123《忠义三》。
[42]《金史》卷44《兵志》。
[43]《金史》卷123《忠义三》。
[44]《金史》卷75《康公弼传》;《金史》卷97《康元弼传》。
[45]《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46]《元文类》卷23。
[47]《牧庵集》卷26,《元文类》卷55。
[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4。
[49]引自周清澍《汪古部事辑》，引自《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年编印，第191页。
[50]引自周清澍《汪古部事辑》，引自《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年编印，第206页。
[51]参阅洪用斌《汪古部社会制度初探》,《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第208—211页。
[52]参阅《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
[53]《旧五代史》卷25《唐书·武皇纪上》。
[54]《旧五代史》卷51《唐书·宗室列传》。据《旧五代史·梁纪》载，李克用还有子名“廷鸾”和“落落”二人。二人皆在与梁作战时被俘，“落落”后被杀，“廷鸾”则无下落。
[55]《新五代史》卷14《唐太祖家人传》。（有关李存勖诸子，一说后潜逃于蜀，但未得到证实。）
[56]参阅《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蒙兀儿史记》卷47《昔里钤部传》;《新元史》卷131《昔里钤部传》。
[57]（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