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族历史杂探
随着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有关沙陀族历史，目前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流失较多，现存记载又很不完整，有的甚至谬误迭出，导致不少问题至今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以非为是、以偏概全的现象也时有所见。笔者以为从事历史研究，先得弄清历史事实，否则便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 唐初西域有沙陀都督府吗？
关于唐初西域有无沙陀都督府问题，我国学者目前大都持肯定态度。例如，郭平梁在《阿史那忠在西域》一文中就说：“永徽初年（650），庭州刺史骆宏义曾建议发动射脾、处月、处密契苾等部讨伐阿史那贺鲁叛唐，派处月、处密等部攻打庭州，被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打败。第二年，唐朝在处月地方设置金满、沙陀二州。”[1]薛宗正的《突厥史》说：653年（永徽四年）,“是年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起兵攻阿史那贺鲁，遣使通唐约求合攻。唐朝抓住这一有利的出师良机，遂于‘五月，遣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此役唯一重大的收获乃创建了金满、沙陀二羁縻州，这是唐朝对西突厥降部实施行政改编的最早记录”。[2]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根据《新唐书·沙陀传》引出的结论。因为该书明确地说在永徽初年，唐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3]也有的学者根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的记载，说唐朝在贞观年间平薛延陀后，即于处月部所在地设置了“沙陀都督府”。例如，韩国磐在其《隋唐五代史纲》中说：“沙陀源出西突厥别部，或即同罗、仆固之后。唐太宗平薛延陀，迁同罗、仆固部民置沙陀都督府，该地有沙碛名沙陀，因以为名。”[4]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说：《旧五代史》称太宗“平薛延陀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于安西、北庭地区置沙陀都督府，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历史情况的”。[5]还有的学者认为：“《旧五代史》的说法虽有夸大成分（如置府之说），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据我们研究，沙陀都督府即是金满州都督府，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内涵一也”。[6]
关于沙陀都督府问题，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主要根据如下：
有关《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中的记载，早在宋代就受到欧阳修的质疑与批驳了。他在《新五代史·庄宗纪上》末尾明确指出，所谓当唐太宗时破西突厥部，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7]我以为欧阳修的说法是正确的。据王溥《唐会要》记载，唐太宗平薛延陀事在贞观二十年（646）。史载：“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请求“归命天子”“置汉官司”。在铁勒诸部的强烈要求下，当年十一月，“太宗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千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8]次年，诸部首领复至长安朝觐。唐太宗为满足诸部要求，遂“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鹿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窴颜州”。[9]以上所列，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十三州”。在这些都督府州中，根本没有“沙陀都督府”踪影。在唐代其他重要史籍中，也未见有关于“沙陀都督府”的记载。因此，所谓“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新唐书·沙陀传》说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的说法，在该书的同一传记中，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例如，书中说：“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10]以上记载说明，从沙陀金山至骨咄支，其祖孙数代皆为金满州都督，而对“沙陀州都督”则只字不提。如果在金满州都督府附近真的还有一个“沙陀都督府”的话，书中绝不会无所表示。《新唐书·地理志》中虽然也有“沙陀都督府”一名，但该《志》在述及“金满州都督府”时下注：“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11]但在提到“沙陀都督府”时，则下皆空白，既无设置时间，也无地点。因此，我以为“沙陀都督府”一称，是由于《新唐书》纂修者把“金满州”这一沙陀人都督府，误作为“金满州”和“沙陀州”两个都督府所致。
我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条重要根据，这就是《新唐书·突厥传》在谈到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12]这与《沙陀传》所说明显有所不同，
在《旧唐书》等史籍中，有“金满州都督府”，而没有“沙陀州都督府”。例如，《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载：“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13]这里所说的“金满”，就是指在原处月部地所置的“金满州都督府”。又《资治通鉴》永徽五年（654）闰四月条：“以处月部地置金满州。”胡三省注：“其地近古轮台，属北庭都护府。”[14]《新五代史·庄宗纪上》:“唐德宗时（780—805），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785—805）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15]这就是说，在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史籍中，都未见有设置“沙陀都督府”这一军政机构。
由此可见，所谓唐初有“沙陀都督府”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史籍中之所以有这一名称，实是撰史者疏忽所致。如果把“沙陀都督府”理解为沙陀人的都督府，似可以会通。如若说在“金满州都督府”之外，别有一个“沙陀都督府”，或一个名为“沙陀都督府”的机构，则是错误的。
二 “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及与沙陀族关系
关于“沙陀三部落”一词的来源，最早见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条载：“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苾通、何朝清领沙陀、吐蕃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党项之师屯保大栅。”[16]从此以后，关于“沙陀三部落”的活动，便不绝于书。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四年条就说，“幽州李可举请以本军讨沙陀三部落，从之。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17]
何谓“沙陀三部落”？从有关记载中可得知，是沙陀、萨葛、安庆三个部落的联合体。《资治通鉴》咸通九年（868）条在记述唐廷下令出兵镇压庞勋起义时说：“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鞑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胡三省注：“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18]由此可知，所谓“沙陀三部落”，即上述三部落的简称。
“沙陀三部落”，史籍有时又将其称为“代北三部落”或“代北部落”。例如，《旧五代史·康义诚传》载：“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19]也有将其称为“沙陀六州部落”的。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元年条说：“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检校兵部尚书李钧为灵武节度。”[20]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这是因其居地和族属不同而得名。所谓“代北三部落”，是因为“三部落”人俱居住于代州以北的缘故。所谓“萨葛”“安庆”，是因为两部落人分别来自“萨葛府”和“安庆府”。“萨葛”，或又译为“薛葛”“索葛”，据有关学者研究，意谓“粟特”。萨葛府，据胡三省《通鉴注》载，其府治在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21]“安庆府”府治史无明载。从有关记述看，约当在云、朔北部一带。所谓“沙陀六州部落”，是由于“萨葛”和“安庆”两部落先世俱为“六州粟特”人而得名。欧阳修《新五代史·庄宗纪》注因不知萨葛、安庆来源于“六州粟特”，故称“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22]“沙陀三部落”与“沙陀六州三部落”，名称虽不相同，然其义则一也。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是如何发展成“三部落”联合体的？要了解此事，须得从“六州粟特”以及沙陀突厥人内迁说起。
据记载，“粟特人”初服属突厥。唐代初年，因突厥颉利可汗为唐军击败，部众四散，有的逃奔北方的薛延陀，有的奔居西域地区，有的则相率投附于唐王朝。史载其“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右置定襄都督、左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23]原属突厥的“粟特人”，则被置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以南的鲁、丽、含、塞、依、契一带，世称之为“六胡州”[24]（或“六州胡”）。贞元二年（786）十二月，以吐蕃举兵进攻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境内）、夏州等地，“六州胡”惧为所袭，便相率走石州（今山西离石市）。唐绥、银、麟、胜招讨使马燧为了使之远离战争前线，置其众于云、朔地区。此后唐廷即于其聚居区内分别设萨葛、安庆两府以治之，以其首领为都督。
在六州胡人徙入云、朔地区后不久，沙陀突厥人由于种种原因也徙入云、朔一带。前面已指出，沙陀人原居住于西域“金满州都督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地区。后因不堪回鹘贵族凌侮，举部投附吐蕃，居甘州，不时受到吐蕃的压制。元和三年（808）其首领朱邪尽忠为了摆脱吐蕃的羁绊，率众投奔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希朝置其众于盐州。旋以希朝受命镇河东，沙陀部众也随希朝一起往镇。时朱邪尽忠已死，希朝使尽忠子朱邪执宜率精骑1200名“沙陀军”保神武川之黄花堆，号“阴山北沙陀”，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25]神武川黄花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位于云州与朔州中间。这里春秋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秦为雁门郡地方。境内不仅有可供畜牧的广阔牧场，且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河东地区的重要孔道。范希朝使朱邪执宜率沙陀劲骑驻守其地，显而易见，是想用英勇善战的“沙陀军”为之捍御边境安全。如元和八年（813）十月，回鹘遣兵渡漠南，谋自柳谷击吐蕃。[26]唐朝惧其扰害，即令朱邪执宜引兵屯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为备。次年，又以吴元济发动叛乱，使执宜率兵从李光颜前往征讨，不久即平息。长庆元年（821），镇州都兵马使王庭湊阴结牙兵哗变，执宜应召举兵前往镇压，很快取得了胜利。“沙陀军”声威从此大振。文宗大和四年（830），河东节度使柳公绰请授执宜为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一带，得到了文宗的许诺。时其地有废栅十一座，[27]执宜率众3000人前往驻守，号“代北行营”。[28]居住于代州以北的诸少数民族军队俱为其统辖。不久执宜死，子赤心继为首领。赤心英勇善战不亚于乃父，在率军与北方及西北边境的回鹘、党项、吐蕃军的战斗中，长操胜算。史载“赤心所向，虏辄披靡”。[29]由于萨葛、安庆二部与沙陀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征战在一起，且原俱属突厥，于是便使双方逐步走上了联合的道路，而朱邪赤心也由沙陀首领一跃而为“沙陀三部落”首领，世称之为“沙陀三部落使”。[30]
“沙陀三部落”因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和战乱环境中形成的，故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其相互关系也不断有所加强。例如，在镇压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中，“三部”就一直被置于朱邪赤心父子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对于“三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联合体并最后走上一体化道路，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沙陀三部落”是沙陀人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沙陀突厥人就无法在五代时期创造出那样辉煌的业绩。翻开新、旧《五代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属于“沙陀三部落”的人，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他们大都身居要职，手握重权。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就说：“五代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康思立、康义诚、康延孝、安叔千、安重荣、安从进、李存孝、（李）存信、安审琦、白从进，皆是也。然则沙陀虽云突厥，其与西胡相淆，亦云甚矣。”[31]来源于萨葛、安庆两部的胡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显而易见，这是沙陀首领将其视为一体的缘故。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充足的历史根据的。例如，“安叔千”,《旧五代史·安叔千传》云其“沙陀三部落之种也”。[32]但《资治通鉴》在述及安叔千的族属时，则称其为“沙陀人也”。[33]又如“安金全”,《旧五代史·安金全传》称其为“代北人”。[34]而同书在载及其子“安审琦”时，则称其“先沙陀部人也”。[35]由此可见，早在宋代，人们已知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了。由此也可见，史书中所说诸“胡”姓，虽然大都未言其族属，但若是来自代北一带或太原左近的，其绝大多数都应是“沙陀三部落”人。由此还可见，沙陀族人虽然来源于沙陀突厥，但二者之间已有了巨大不同，过去有些学者往往将其等同，这是不正确的。
三 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
据诸书记载，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有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汉族以及党项等。
突厥。这里所说的突厥，是指除“沙陀三部落”以外，在隋唐五代一直仍被确认为突厥的人。突厥人之所以能成为沙陀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是与大量突厥人散居于唐朝北方边境相关的。例如，在贞观初年，颉利可汗失败后，其降众就分别被置于幽州、灵州一带的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地方。咸亨年间（670—674），其部落又有相率内附的，分别被置于丰、胜、灵、夏、朔、化州等地方，从而在北方形成了许多突厥人居住区。其中虽有一部分后逃离其原来居住地，但继续内徙和滞留当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后唐、后晋重要将领张彦泽，其祖、父就是留居于当地者之一。《旧五代史·张彦泽传》记载：“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后为太原人也。祖、父世为阴山府裨将。”[36]这里提到的“阴山府”，就是以朱邪执宜、朱邪赤心为都督的“阴山都督府”。从以上记载中可知，张氏早在其祖、父时代就与沙陀人结合在一起了。又如郭金海，其先世也是突厥。《旧五代史·郭金海传》载：“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常从征伐。”[37]后唐明宗即位后，累官至“护圣都虞侯”。及石敬瑭建立后晋，又以战功受册为检校太保、商州刺史。张万进大概也是突厥人。万进在唐庄宗、明宗时，由于屡建战功，曾“累典大郡。天成、长兴中，历威胜、保大两镇节制”。[38]这里所举，虽只是个别人物，但不知姓名的，则又有凡几。
回鹘。回鹘之所以能成为其重要成分之一，与其散居于唐北方边境也有很大关系。据记载，自公元7世纪以后，回鹘就不断有人内迁于唐北方边疆居住。其中既有主动徙入的，也有被迫归降而入的。例如，《唐会要·回纥传》就载：“龙朔三年（663年）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一作粟）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39]《资治通鉴》开元五年（717）条也载：并州刺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40]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因统治阶级内讧，为黠戛斯所破，国亡，此后又有为数颇多的回鹘人入居于中原内地。例如，当乌介可汗于天德战役中失败后，其特勤嗢没斯、阿历支、习勿啜率众降唐朝，被置于云、朔之间。[41]由于他们与沙陀人居地相近，加上沙陀首领长期担任代北一带防御任务，故随着岁月的流逝，有部分人便逐步融合于其中。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存信，先世就是随回鹘嗢没斯（李思忠）内附的，住于云中合罗川。史载存信因“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42]深得李克用之父及其本人的赏识，曾为沙陀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又如何建，先世也是回鹘人，“居云、朔间”。祖庆、父怀福，俱事后唐李克用。他本人自年轻时则侍奉石敬瑭，“以掌厩为役”。及石敬瑭称帝，遂“累典禁军，遥领欢、睦二郡”,“累官至检校太傅”。[43]此外，如杨彦珣、侯三、贺回鹘等，先世也俱为回鹘人。
吐谷浑。吐谷浑与沙陀人相结合，并融入其共同体中，估计数量也很多。因为在咸通年间（860—874）朱邪赤心（李国昌）充当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招讨使时，其属下就已有不少吐谷浑人在其军中服役了。[44]此后云中地区吐谷浑部首领赫连铎、白义诚因在与李国昌父子争夺云、代地区战争中失败，赫连铎被杀，白义诚被俘，其部众就有不少为李国昌父子并入“沙陀军”中了。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嗣恩，原来就是吐谷浑人。《新五代史·李嗣恩传》载：“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为铁林军将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赐姓名，以为子。”[45]后唐明宗李嗣源养子李金全也出身于吐谷浑。《新五代史·李金全传》:“李金全，其先世出身于吐谷浑，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征伐、以功为刺史。”[46]此外，如慕容彦超、白从晖、白承福等也皆吐谷浑人。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俱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鞑靼。这里所说的鞑靼，主要是指“阴山鞑靼”。“阴山鞑靼”，史籍或又称为“阴山室韦”。有关“阴山鞑靼”来源，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不过此事与本文关系不大，此不赘述。“阴山鞑靼”在唐中叶以后，曾广泛活跃于阴山至云州边境一带，与沙陀、吐谷浑、党项等毗连而居。《旧唐书·范希朝传》载：“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俱骇，鲜有宁日。”[47]鞑靼人虽然不时遣众扰害唐边，但政治日趋衰败的唐王朝，却仍经常利用其力量从事征战。例如，武宗会昌二年（842），当回鹘乌介可汗挟太和公主进攻云州等地时，武宗便令“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前往堵御。[48]又如咸通九年（868），以庞勋发动起义，引兵北上，驻次彭城（今江苏徐州），唐懿宗便令康承训率沙陀三部落、鞑靼和吐谷浑前往镇压。[49]鉴于鞑靼人和沙陀人经常在一起征战，遂使双方往来日渐密切。广明元年（880），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因在与赫连铎等争战中失利，被迫逸入鞑靼部。不久，黄巢率领起义军占领长安，李克用受命前往征讨，便于当地率“鞑靼部万人”,[50]与先期聚集于忻、代、蔚、朔等地军队会合进攻长安。这些鞑靼军队从此即成了“沙陀军”的一部分。后唐建立前夕，其军队就有不少鞑靼人在为其服役。《旧五代史·庄宗纪》天佑十三年条载：“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51]这里所说的“室韦”，显然即是鞑靼的异称。文中还提到军中有奚和契丹人，但估计不会太多，可能是从辽朝中逸出的。
汉族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汉族人估计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里所说的汉族人，主要是指那些被吸收入“沙陀军”中并已基本“沙陀化”的汉人。例如，李克用的义儿队中，李存审、李嗣昭、李存璋、李存贤等，就可能来自汉族。至于不知姓名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在后唐、后晋、后汉的后妃中，也有很多汉族人。例如，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妃韩氏、伊氏、明宗皇后魏氏、妃王氏，愍帝皇后孔氏，后晋出帝皇后冯氏，后汉高祖皇后李氏等就是具体例证。
从有关记载看，大概还有党项人。但我们在五代史籍中，至今还没有找到足资证明的重要实例。
四 沙陀族的族姓
关于沙陀族姓，以往学术界只把后唐皇帝李氏、后晋皇帝石氏以及后汉、北汉皇帝刘氏作为沙陀族姓，称为“沙陀三族姓”，而对于其他诸姓氏则视而不见。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认真查阅一下史籍，不难发现，可正式确认为沙陀姓氏的，至少有十余姓。
“李”姓。李姓是沙陀突厥首领朱邪氏（一作“朱耶氏”）的赐姓。其得姓是咸通十年（869）唐懿宗颁给朱邪赤心的，以表彰其在与庞勋起义军战斗中所立下的“战功”。《资治通鉴》咸通十年条载：“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52]从此以后，朱邪族裔皆改姓李。李姓除朱邪氏家族外，李克用的义子们也大多数姓李，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璋、李存贤等就是这样。其中有回鹘、吐谷浑、突厥、六州粟特人。此外，还有汉人，数量也很多。李姓既是贵姓，又是著姓。
“安”姓。“安”姓意谓先世为“安国人”。“安”姓在沙陀共同体中也是著姓。在五代时期以“安”姓享名于世者很多，如安重荣、安重诲、安重霸、安元信、安彦威、安叔千、安金全、安从进等都是其重要代表。例如，《旧五代史·安叔千传》载：“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53]又如安从进，史载其为“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54]“索葛”，前已指出，即为萨葛异译。这就是说，安从进也来自沙陀三部落。除以上二人外，其余诸人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为“沙陀三部落”，但从来自“代北”“马邑”“云州”等记载看，便可知其为“三部落人”即“沙陀人”无疑。
“康”姓。“康”，意谓先世为“康国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康”也是著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思立、康义诚、康福、康延孝等人。康思立，《旧五代史》称其为“晋阳人”，而《新五代史》则称其为“山阴（今山西山阴县）人”。[55]无论是“晋阳”或是“山阴”，都足以说明他是沙陀人。因这两处地方都是沙陀人的重要聚居区。康义诚史载其“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骑射事晋王（李克用），庄宗时为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迁捧圣指挥使，领汾州刺史”，累迁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复为新军都指挥使等职”。[56]康福，来自“蔚州”,“世为本州军校，祖嗣，蕃汉都知兵马使，累迁太子太师”,“福便弓马，少事唐武皇（李克用），累补军职，充承天军都监”。[57]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后唐同光初年返归后唐，“以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检校司空、守博州刺史”等职。[58]毫无疑问，他们原来也都是“三部落”人。
“史”姓，意谓先世为“史国人”。在新、旧《五代史》中，声名卓著的史姓人物也很多，如史敬存、史建瑭、史俨、史敬镕、史匡翰等都是“沙陀军”的重要将领。例如，史敬存，当唐僖宗统治时期（875—888年）就已为“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庆部”都督了，[59]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一起长期从事征战，成为“沙陀军”中的重要支柱。史建瑭，史载其先世“雁门人”。父敬思在李克用节制雁门时为九府都督，曾扈从李克用入关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后李克用陷身上源驿（受朱全忠围困），敬思为保卫李克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建瑭于是得以获荫军门，屡建战功，时称“史先锋”，累迁至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仆射、检校司空、澶州刺史等职。[60]史俨，“代州雁门人”，以善骑射给事李克用，为帐中亲将。以骁勇超群，擅长“擒生设伏，望尘揣敌，所向皆捷”。当李克用应召出征黄巢起义军时，“每出师皆从”，是沙陀军中出名猛将之一。史敬镕，“太原人”，事“武皇（李克用）为帐中纲纪，甚亲任之”,“天成中，入为金吾上将军”。[61]除以上数人外，史彦超、史懿等也很有名。
“石”姓。“石”姓在史籍中被正式称为“沙陀人”的目前只发现有石敬瑭家族。据《旧五代史·晋祖纪》记载，其“姓石氏，讳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汎四裔，故有居甘州者焉”。[62]如果根据以上记载，石敬瑭先世应为汉人。可是《新五代史》则称：“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讨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63]对照以上两种不同说法，我以为《新五代史》的说法似乎更接近历史事实。因为说其先世为汉丞相奋之后，历代史籍至今俱无可考，其说显有杜撰之嫌；而云其先世“本出于西夷”，则有踪迹可寻。众所周知，早在唐代初年，河西地区就已有粟特人居住了。此后又不断有所增加，其中除康、安、曹、何等姓外，还有部分“石”姓的人居住。[64]从前面所提供的事实看，石敬瑭先世可能不是渊源于“六州粟特”，而是居住于河西一带的“石国人”。欧阳修之所以称不知其所得姓之始，其根源盖出于此。《旧五代史·晋高祖纪》所说的“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邪氏自灵武入附，宪宗嘉之，隶为阴山府裨校”,[65]也可为上述论断佐证。通过以上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沙陀突厥人与粟特人的结合，并非仅有“六州粟特”人。除“六州粟特”人外，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粟特”人。
李克用的亲信石的历、石敬瑭的心腹石光赞等，估计也是沙陀人，但史俱未明言。
“刘”姓。在五代史籍中，姓刘的人虽然很多，但史籍称其为沙陀人的则只有刘知远家族。《新五代史·汉本纪》记载：“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66]此事与《旧五代史·汉高祖纪》、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汉纪》中所载大致相同。如果按上述记载看，其先世为沙陀人似毋庸置疑。不过在新、旧《五代史》的“慕容彦超”传中，一方面说慕容彦超为吐谷浑人，另一方面又云彦超是“汉高祖同产弟”。[67]“同产弟”，司马光将其释为“同母”。[68]其说法恐难以苟同。“同产弟”似应为“双胞胎兄弟”的同义语。而“同母”则可能是“同母异父兄弟”。如果我的解释合理的话，则刘知远先世为“沙陀人”的说法是可疑的。
“张”姓。在五代史籍中，张姓沙陀人仅见一例，他就是张彦超。《旧五代史·张彦超传》云：“张彦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却克之疾，时号为‘跛子’。初，以骑射事唐庄宗为马直军使，庄宗入汴，授神武指挥使。明宗尝以为子。”[69]张彦超向与石敬瑭不协。石敬瑭建立后晋时，曾率众降契丹。及刘知远建立后汉，始又附刘知远。
“杨”姓。杨姓沙陀人，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杨光远一人。《旧五代史·杨光远传》载：“杨光远，小字阿檀，及长，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旁字犯之，始改名光远，字德明，其先沙陀人也。父阿登啜，后改名瑊，事唐武皇为队长。”据说杨光远“不识字”，但“有口辩，通于吏理”，深得唐明宗的器重。后晋时，因率众投降契丹，为其子承言、承祚所拘，后被石重贵派人杀死。其子承信在宋初还有相当影响。从以上记载看，杨光远很有可能是由其他少数民族融入的。
“药”姓。在五代史籍中，药姓沙陀人仅有“药彦稠”一例。《旧五代史·药彦稠传》云：“药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骑射事明宗，累迁至列校。明宗践阼，领澄州刺史、河阳马步都将，”[70]累迁至邠州节度使、延州节度使等职。后为唐末帝李从珂所杀。后晋深州刺史药元福、后汉大将药可俦估计也为沙陀三部落人，但史俱未明言。
“郭”姓。在唐代和五代史籍中，从未见有郭姓沙陀人记载。但《宋史·郭从义传》则称“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晋天福初，始复姓郭氏，坐事出为宿州团练副使”。[71]这就是说，五代时也有郭姓沙陀人。
“白”姓。在五代史籍中，以“白”姓显名的重要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吐谷浑人，如白承福、白义诚、白从晖等就是如此。而明称其为“沙陀人”的则未见。但《宋史·白重赞传》却称：“其先为沙陀部族”,“重赞少从军，有武勇。汉初，自散员都虞侯迁护圣都指挥使。乾祐年（948—950）中，李守贞据河中叛，隐帝以重赞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河中平，以功领端州刺史。”[72]从以上记载可知，五代沙陀人中有“白”姓。沙陀族中“白”姓，可能与吐谷浑人的融入有关。
“翟”（或“瞿”）姓。《旧唐书·僖宗纪》载：“代州北面行营都监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吐谷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翟稽”，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作“翟稹”。例如，该书在僖宗中和元年（881）条中说：“翟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景思……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又云：“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73]由此可见，“翟稽”或“瞿稹”也是沙陀族人。
“米”姓，意谓先世为“米国人”。米姓的主要代表是唐僖宗统治时期沙陀三部落中萨葛部首领米海万。后唐明宗时的邢州节度使米君立、捧圣指挥使米全估计也是“三部落”人。米君立在李克用统治时期受赐姓名曰李绍能，至唐明宗时始恢复其原来姓名。
估计还应有“曹”姓和“何”姓，但史无明载，在此就不赘述了。
有关沙陀族历史，史籍给我们留下的难题还有不少，因篇幅关系，本文只好就此搁笔。
（原刊《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引自《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2]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3]《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4]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5]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6]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8]《唐会要》卷96《铁勒传》。
[9]《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参见《旧唐书》卷195《回鹘传》。
[10]《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11]《新唐书》卷47《地理七下》。
[12]《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13]《旧唐书》卷40《地理三》。
[14]《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
[15]《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16]《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原书标点符号有错，作“室韦沙陀三部落”。
[17]《旧唐书》卷19《僖宗纪》。
[18]《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
[19]《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
[20]《旧唐书》卷19《僖宗纪》。
[21]《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注云：“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从进本贯振武索葛府索葛村。”
[22]《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23]《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24]关于“六胡州”的设置时间，史书一般都称为置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依据《全唐文·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记载，以为应在贞观初年。从有关记载看，其说法是可信的，本文取其说。
[25]《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定襄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又作“定襄州”，其地当在唐忻州定襄县境内。
[26]参见（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4。
[27]废栅，一作废府。（南宋）胡三省《通鉴注》以为当作“栅”。
[28]《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29]《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30]参见《资治通鉴》卷253《唐纪六十七》。
[31]苏州国学会编《国学论衡》1935年12月第6期。
[32]《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
[33]《资治通鉴》卷279《后唐纪八》。
[34]《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
[35]《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
[36]《旧五代史》卷98《张彦泽传》。
[37]《旧五代史》卷94《郭金海传》。
[38]《旧五代史》卷88《张万进传》。
[39]《唐会要》卷98《回纥传》。
[40]《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九姓”，即“回鹘”。
[41]参见《新唐书》卷217《回鹘下》。
[42]《旧五代史》卷53《李存信传》。
[43]《旧五代史》卷94《何建传》。
[44]参见《旧唐书》卷19《僖宗纪》。
[45]《新五代史》卷36《李嗣恩传》。
[46]《新五代史》卷48《李金全传》。
[47]《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
[48]《旧唐书》卷18《武宗纪》。
[49]参见《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
[50]《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
[51]《旧五代史》卷28《庄宗纪二》。
[52]《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旧唐书·懿宗纪》则将赐姓载在咸通十一年。
[53]《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
[54]《新五代史》卷51《安从进传》。
[55]《旧五代史》卷70《康思立传》;《新五代史》卷27《康思立传》。
[56]《新五代史》卷27《康义诚传》；参见《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
[57]《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参见《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
[58]《旧五代史》卷74《康延孝传》。
[59]参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60]参见《旧五代史》卷55《史建瑭传》;《旧五代史》卷88《史匡翰传》。
[61]《旧五代史》卷55《史俨传》、《史敬镕传》。
[62]《旧五代史》卷75《高祖纪》。
[63]《新五代史》卷8《晋本纪》。
[64]参见［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59—263页。
[65]《旧五代史》卷75《高祖纪》。
[66]《新五代史》卷10《汉本纪》。
[67]《旧五代史》卷130《慕容彦超传》。
[68]参见《资治通鉴》卷286《后晋纪五》。
[69]《旧五代史》卷129《张彦超传》。《旧五代史·张廷裕传》也称张廷裕为“代北人”，但他是否为沙陀人则难以断定。
[70]《旧五代史》卷66《药彦稠传》。
[71]《宋史》卷252《郭从义传》。
[72]《宋史》卷261《白重赞传》。
[73]《资治通鉴》卷254《唐纪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