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东战争与美国的石油外交
石油作为一种战略商品与美国的霸权战略密不可分。石油安全战略对冷战对抗中的西方盟主即美国意义重大，对国际社会也影响深远。石油安全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与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息息相关，在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中，石油安全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参数。冷战开始后对苏联及共产主义“扩张威胁”的战略认知成为美国制定石油安全政策的新因素。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美国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评估了自己在全球和中东的战略利益，通过石油外交限制了英法的军事行动，并进一步卷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本文通过对美国在苏伊士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反应和外交行为的研究，揭示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对外石油政策的目标，以加深对石油外交在美国霸权中作用的认识。
一、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运动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的要冲。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这条运河将绕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11000英里航程缩短到6500英里。中东原油大部分经过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到1955年，石油已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欧洲2/3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运河。
运河北面还分布着穿越阿拉伯半岛的横贯阿拉伯输油管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在战后国际石油格局中，苏伊士运河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略通道。
英国借助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和对傀儡政权的支配，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控制了3/4个世纪。反对殖民统治的埃及民族主义在战后蓬勃兴起，1952年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流放法鲁克国王，1954年民族主义者纳赛尔成为埃及的最高统治者。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势力被迫退却，运河租让期将在1968年满期。根据1936年《英埃条约》（the Anglo-Egyptian Treaty），英国依然在运河区保留着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型补给中心。1954年，外交大臣艾登与埃及达成协议，驻扎在运河区的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将于20个月之内撤离。
纳赛尔奉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政策，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治联系。1955年9月27日，纳赛尔总统向世界宣布，埃及通过捷克已与苏联达成了一项金额达8000万美元的军火贸易协定。埃及从苏联得到武器援助的消息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这次武器交易将严重破坏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客观上削弱了美国的遏制政策，使得苏联在西方控制地区有了立足点。
美国对苏联军援进入埃及惊恐不安，想用经援来挽回西方对埃及的影响，阻止埃及与苏联关系的发展。1955年12月17日，美国与英国表示愿向阿斯旺水坝第一期工程提供7000万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也答应给2亿美元的贷款。尽管美英贷款的条件十分苛刻，埃及还是于1956年7月接受了上述贷款建议。由于埃及于1955年4月参加了亚非会议，1956年5月又同中国建交，再加上美国获知苏联外长在1956年6月访问埃及时答应向埃及提供援助，这一切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另外埃及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具有双重目的，对外是对苏联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对内可以确保美国在中东的投资。埃及没有加入势必危及西方战略运输线的安全。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的建议，这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措手不及。7月21日纳赛尔决定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7月23日革命委员会批准了国有化，埃及声称要用运河的收入来建造阿斯旺水坝，苏联立即表示对修建阿斯旺水坝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和苏联向埃及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是美国在中东政策上遭受的严重挫折。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立即威胁到西欧国家的海上贸易和商业体系，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纳赛尔野心勃勃的国有化行动不但暂时破坏了西欧通向波斯湾的商路，而且威胁到整个国际经济的基础，对过去几十年的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
二、英美外交分歧与英法武装干涉
美国与盟国就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发生了严重分歧。在保卫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阻止苏联在中东扩大影响等方面，美国与英法有共同的利益。但中东地区是战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目标，美国想趁英法国力渐衰之机取代英法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为此美国以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为手段极力排挤英国在中东各国的势力。美国向来以“反殖民主义者”自居，害怕支持英法的武力行动会在第三世界造成与英法同流合污的印象。美国力图通过经济、文化渗透等非武力的新殖民主义手段取代老牌殖民国家对亚非拉的控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对埃及的侵略必将激起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美国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支持英法动武，“我们现在将和他们一起作为一个占领国留在群情愤激的阿拉伯世界”。
美国不同意英法诉诸武力，除非“一切和平手段都已经试用和全归无效”。战争爆发前夕，艾森豪威尔两次打电报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要求以色列政府不采取可能危及和平的任何先发制人的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艾森豪威尔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警告伦敦不要动武，他认为美国不能支持恢复殖民统治，而是应当利用埃及局势提供的机会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即使疏远传统盟友英法两国也在所不惜。史蒂文·施奈德认为，美国作为战后西方国家的领导者，更担心的是抵制纳赛尔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此外当时正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进行竞选的艾森豪威尔也不愿军事危机引起选民的恐慌而威胁竞选。
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达到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目的。但是美国为实现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几次外交努力均告失败。1956年8月在伦敦召开了24国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一个“四点计划”，建议成立一个管理运河的国际组织并设立一个管理机构，但不受埃及控制，遭到埃及的拒绝。在9月召开的第二次伦敦会议上，杜勒斯又提出“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方案，目标仍然是要实现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控制，这一侵犯埃及主权的建议再次被埃及拒绝。为了保护西方的石油战略通道，美国与英法都反对运河的国有化。但是美国又担心军事行动会激怒纳赛尔，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所以不赞成英法动武。美国这种两边安抚的政策因为各方利益不可调和而自相矛盾。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认为，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战争无可避免。
对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石油供应所面临的威胁及其蕴含的危险，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英国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结果是导致运河的关闭、通向利凡特（黎巴嫩）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发生暴乱和石油生产中断，那么英国和西欧将陷于败局；可是如果我们的外交努力失败，纳赛尔逃避了惩罚和中东国家轰轰烈烈地实行石油国有化……我们也会陷于败局。”英国和法国对美国提出的以联合国为核心解决危机的前景充满疑虑，认为只有动武才能对纳赛尔发生效力。1956年10月24日，包括双方外交部长在内的英国和法国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在色佛尔一间别墅秘密会晤了包括古里安、达扬和佩雷斯在内的以色列最高级代表团。三国达成了一项谅解：首先以色列为了对付埃及的威胁和军事压力，将越过西奈半岛对苏伊士运河发动军事攻击。然后英国和法国将就保护运河发出一项要求停战的最后通牒，如果战斗继续他们将进入运河区以保护国际水道。经过三个月的迟疑不决和拖延耽搁，危机开始迅速发展。一连串政治事件使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加复杂，就在达成色佛尔秘密协议的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在埃及控制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翌日，约旦也加入了联合军事指挥部。在色佛尔会议的同一天，苏联红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爆发的反对苏联控制的群众运动。刚刚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也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更加小心，如果不制止这场苏伊士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势必卷入一场毁灭性的核武器对抗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10月29日，以色列根据色佛尔协议攻入西奈。10月30日，伦敦和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牒后出兵埃及。11月2日纳赛尔下令凿沉船只阻塞水道，封锁了石油供应。欧洲顿时面临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因为74%的科威特石油、41%的伊朗石油和20%的沙特石油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欧洲市场。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运输能力只有每天50万桶石油。阿拉伯国家不但封锁了对以色列的石油供应，也封锁了伊拉克和沙特通向地中海的石油输出管道，进一步减少了供应。沙特还对英法两国实施禁运，关闭了每天输油能力32万桶的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道，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石油短缺。运河和输油管的关闭使得欧洲每天石油短缺216.5万桶，这相当于欧洲石油需求总数的67%。
英法以三国军事行动使正在美国南方竞选的艾森豪威尔怒不可遏，担心这很可能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国际危机，包括与苏联的直接冲突。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向英法供应石油反而实行了制裁，拒绝实施任何应急供应方案，石油成了华盛顿对其西方盟友加以惩罚和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开始考虑援助欧洲。他提议石油公司应准备一项紧急石油供应计划，但在英国和法国开始从埃及撤出之前不会付诸实施。国际石油公司看到石油短缺日益严重，便请求艾森豪威尔让中东紧急委员会付诸行动，但是遭到回绝。战争爆发后，美国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不使用武力。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以64票（包括美国和苏联）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美国的停火决议。在美国的压力下，陷入内外交困的英法两国终于在11月末保证迅速从苏伊士运河撤军，艾森豪威尔才让中东紧急委员会开始行动。
三、美国“石油救援”行动
1956年12月初，整个西欧处于能源危机的边缘。在运河关闭一个月之后美国启动了应急供应计划，欧洲和美国政府与石油公司合作实施了援助欧洲的所谓“石油救援”（Oil Lift）行动。
石油援助需要美国政府和美国石油公司紧密合作，而合作的基础是应付伊朗石油危机的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和1951年7月25日的《对外石油供应志愿协定》（the Voluntary Agreement Relating to Foreign Petroleum Supply）。根据这两个文件，政府有权在紧急时期要求石油公司扩大生产，并建立对外石油供应委员会（Foreign Petroleum Supply Committee, FPSC）分配石油。
由于纳赛尔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在1956年初就开始考虑石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以及对策。1956年2月，国务院要求修改应付伊朗石油危机的《对外石油供应志愿协定》，准备在运河关闭的情况下通过新协定在石油公司之间以及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合作。
1956年7月31日，美国国防动员局（Office of Defense Mobilization）局长阿瑟·弗莱明（Arthur S.Fleming）致信对外石油供应委员会立即制定应急计划。8月10日对外石油供应委员会制定了名为“行动计划”（Plan of Action）的应急措施，迅速成立了由政府和石油工业的代表组成的中东紧急委员会（Middle East Emergency Committee）。中东紧急委员会是一个类似对外石油供应委员会的志愿组织，由直接或者间接在国外经营石油的15家石油公司组成。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经理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下设9个小组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外国石油供应和需求并解决盟国的石油需求。
中东紧急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8月24日第一次会议到12月3日，主要是从石油公司获取数据，预计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影响。由于英法以三国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决定在对抗结束之前不再举行会议，以迫使英法从运河区撤军；1956年12月3日中东紧急委员会重新开会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到1957年4月18日结束，这是石油危机的关键时期，采取了各种行动缓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石油短缺；1957年4月18日到6月30日，准备受影响地区的石油供应数据，1957年7月31日结束工作。
由于从中东到欧洲的运输时间约40天，严重影响欧洲石油供应的苏伊士运河石油危机实际持续时间是从1956年11月1日到1957年3月31日。大部分中东石油生产并未中断，主要的障碍是运输线路的调整和运输能力的不足，解决办法就是从其他供应来源取得石油。由于运输距离较近和航程时间较短，同样一艘油轮从西半球向欧洲运输石油可以比从波斯湾绕道好望角向欧洲运输石油多一倍。中东紧急委员会对油轮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调度，使西半球成为欧洲石油需求的主要供应来源。石油公司也通过调整油轮航线、联合使用油轮和易货供应来保证欧洲的石油需求。为了缓解欧洲石油短缺，西半球迅速增加了石油生产，正常时期每天输入欧洲的石油是72.8万桶，但在这5个月的危机期间，每天有138万桶石油运入欧洲，其中美国取代中东每天向欧洲输入31.7万桶石油，整个西半球每天石油增产96.9万桶。
为了确保被称作“糖罐”（Sugar Bowl）的石油紧急供应在各国的公正分配，欧洲国家也进行了广泛的努力。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立石油紧急供应小组（Petroleum Emergency Group），根据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前石油使用情况、库存水平和当地能源供应状况基础上制定的方案实行石油分配，另外还实行定量供应和其他限制需求的行动，作为石油救援的补充措施。
石油援助计划大大缓解了西欧的石油短缺。西欧正常石油日需求量是325万桶，在5个月的石油危机期间，本土石油生产和东欧进口石油每天约35万桶，西半球的石油增产使得石油出口从每天72.8万桶增加到138万桶。每天有93.6万桶石油绕道好望角运抵西欧，33.9万桶经由横贯阿拉伯输油管运抵地中海终端。石油救援行动成功地供应了西欧需求量的90%左右，而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短缺。
到1957年春季，由于“石油救援”的有效运作，石油危机终于接近尾声，供应缺额大部分已经得到弥补。1957年4月12日中东紧急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石油短缺已经缓和，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采取行动了，于是美国政府中止了对西欧盟国的紧急石油救援计划。5月中旬，英国政府停止了石油定量供应，英国航运部门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以此为标志，苏伊士石油危机才真正落下了帷幕。
四、余论
由于英法企图以武力维护在中东殖民主义利益的冒险行动遭到失败，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严重受损，英法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日益衰微，逐渐退出了中东的政治舞台。在中东留下的政治真空随后由美国以及苏联来填补，美国基本实现了取代英法控制中东的目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指出，“苏伊士事件的主要后果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影响几乎全部消灭了。现在是（美、苏）两大强国互相对峙的局面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苏联在中东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日益增加。美国认识到中东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比较软弱，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根本不能抵抗外来的威胁，特别是苏联的渗透。为了盟国的团结，美国迅速弥合了与盟国的分歧。1957年3月21日至24日，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百慕大举行会议，就中东、远东、北约、欧洲合作、德国统一以及防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商谈，并发表了公报。英美双方由苏伊士运河事件引起的裂痕得到恢复。为了遏制苏联对中东的渗透和抵制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美国抛出了一项新中东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特别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经济援助和战略防御计划以弥补英法势力撤离后中东出现的战略真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战略重点是扶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中的保守派，以对抗苏联支持的纳赛尔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扩张。至此，美英新老殖民主义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明争暗斗宣告结束，英国势力基本撤出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标志着美国势力将大举进入中东，中东亦成为美苏争霸的舞台。
中东历来是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美国为了参与开发中东的石油资源，在一战后就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石油竞争。20年代与英国在石油租让权上的竞争和4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中东石油开发的尝试，都未能让美国真正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如果说1954年伊朗石油危机的解决方案意味着英国失去了最后一块石油禁脔，那么1956年苏伊士石油危机则标志着英国丧失了通向石油产地的战略通道。英美在中东石油领域的长期争夺宣告结束，美国完全控制了中东石油资源的开发和运输。同时，确保中东石油供应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盟国一直是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个外交历程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马歇尔计划、伊朗石油危机和苏伊士石油危机。为了保证盟国的石油供应，美国政府通过支持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建立了世界范围的石油管理机制，甚至不惜冒违反国内反垄断法的风险。冷战期间美国石油安全战略对外服务于美国在战后建立的遏制秩序和霸权体系，冷战的对抗和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是美国石油安全战略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