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智库的文献内容综述

一、智库的概念与内涵

20世纪70年代智库在西方流行起来，协商民主的政策环境为智库开辟了发展道路。智库作为一个合法性组织主要从事应用性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政策咨询和产生创新思想，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独特性、基础性和专门化的地位。智库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有丰富的内涵。

研究者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智库研究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智库概念的含混不清及其存在的广泛争议。如詹姆斯·西蒙（James, S.）所言，“讨论到智库，有一个倾向，那就是人们容易陷入一个令人困扰的关于智库概念定义的问题，而这种活动往往退化成无效乃至没有定论的讨论”。智库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智库的存在形态多元化导致其组织含义的模糊性。如麦甘所言，“当我看到一个智库的时候，我就多了解了一个智库”。薛澜和朱旭峰在对国外各种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从智库的本体——政策研究机构、目标——影响政策制定、地位——独立性、状态——稳定性四方面进行界定，才能将智库的内涵表达清楚，认为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由于智库组织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尝试给出基于自己主观理解和学术背景的界定，这也遭到其他研究者或者持有不同见解学者的口诛笔伐，使得智库难以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

对智库进行界定存在困难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智库在维度、组成、结构和内部资产方面差别很大。拥有大量资金的组织，雇用许多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每年可以出版数百篇文章和其他出版物，可以被称为智库。拥有极少资源让学生或商人参与有限的活动的小型组织也可以成为智库。第二个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可以被描述为智库，如私立研究中心、政府机构或政党、咨询公司等。只要这些团体自主开展研究活动，如工业研发实验室、大学附属中心，甚至私人网络都可以被称为智库。然而，一个独立智库的定义指那些不属于学术机构、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机构。第三个原因是智库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在期刊或书籍上发表论文，对外开放并组织公共活动，选定一组专家参与，其覆盖人群涉及精英群体、普通人群及民间社会组织等，持续开展活动不断形成研究品牌，甚至通过组织政策游说或公开抗议活动等提升社会影响力。由于这些原因，难以给智库确定一个明确的边界。智库概念界定面临的挑战在于既要尽可能的简化又要尽力涵盖智库必需的属性，同时也需要足够的精准以便能够划清智库和非智库组织机构的界限。可以看出，智库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和情境化特征，关于智库概念界定，即使限制在特定国家的情境下，对智库做出详尽而宽泛的界定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置于跨国情境下考察，将会更加复杂。面临智库概念界定的窘境，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讨论智库的概念界定也许不再如此重要，无论怎样界定，智库都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有可能会继续发展。因此，研究怎样充分发挥智库的功能价值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关于智库议题的学术讨论日益增多，内容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关于智库的概念界定一直都没有解决。

当前，研究者对智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视智库为创新性知识生产和转化的重要空间，并且视智库人员为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也认为智库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副产品，在智库工作逐渐成为学术职业的重要替代。二是视智库为唯利是图的政策倡导型组织或是伪装的游说公司，即智库通常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主要功能是为其服务对象和利益群体进行政策倡导和游说。智库专家通常被描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生产、传播和营销知识以满足权力及决策者的需求。三是智库强调政策制定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否按政治及社会需要提供思想产品，研究现实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建构政策网络、为政府储备人才、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被视为政府决策的“理性外脑”。通过词源分析和相关文献分析，智库的相关界定总结见表2-2。

虽然难以给智库下一致性的定义，但学者对于智库的特征还是有很多共识。比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智库有多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公共政策方面为决策者服务，提供有建设性的思想建议和路径指导。智库强调政策制定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被视为以政策为导向的知识生产者。智库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功能，已经引起学术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兴趣。智库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战略、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智库的主要功能价值是沟通知识与政策，通过政策倡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被认为是政府决策的“理性外脑”和“点子工厂”，以独特的思维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探索解决办法，促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互动。智库的规模大小、资源多寡、研究质量和产出数量差异很大，其服务功能有专业分析、政策倡导、组织和技术服务三种类型。核心功能不限于政策研究、分析和倡导，也参与教育、培训、会议研讨、市场和各种形式的政府及非政府网络。

① Paul D.Think Tanks[M].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heneum, 1971:28.

② Rich A.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③ Stone D.Introduction: Think Tanks, Policy Advice and Governance in Think Tank Traditions[R].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1-18.

④ Medvetz T.Think Tanks in America[M].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23.

在本研究中，基于智库的核心功能，把智库界定为有高水平研究者，做政策问题导向的研究，产生创新性思想并致力于服务公共政策，有合法化组织建制且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二、智库的分类

依据智库影响政策的路径和影响政策类型的不同，学者对智库的类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对中国智库分类的研究方面，依据智库附属的主体单位，薛澜和朱旭峰（2006）将中国智库分为职业单位法人型、企业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和大学下属型四种类型。汪廷炯（1997）将思想库分为四类：合同制研究机构、单一课题组、大学的研究机构、倡导式思想库。《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将中国智库划分为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四大类别，并根据AMI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其评价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将国内智库分为国家党政军/ 科研院所智库、地方党政智库、地方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企业）智库。

对国外智库的研究中，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智库划分为多种类型。1989年，韦弗（Weaver, K.R.）提出将智库分为三种类型：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以接受合同（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倡导型智库。2002年，艾伯森（Abelson, D.E.）增加了“遗产型智库”和“政策社团”两种类型。国内学者丁煌（1997）将美国的智库划分为官方咨询研究机构、半官方咨询研究机构、民间咨询研究机构、大学咨询研究机构四类。开放民主的社会环境为各种类型智库的形成及其从事独立政策分析和咨询建议活动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以智库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按照起源，可以划分为大富豪出资建立、政府出资建立、社会人士集资建立、离任总统或为纪念政治人物而建立四类。按照政治倾向，可以划分为保守型智库、激进派智库和中间派智库。按照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可以划分为学术型智库、政治游说型智库和与政府签约合同型智库。按照服务对象，可以划分军事外交型智库、内政型智库和政党型智库。基于研究导向，智库可以划分为政策倡导、学术和任务导向智库。依据建立方式，智库可以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智库。依附属关系，可以划分为非盈利形式的独立智库、附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政府创建或资助的智库、公司创建或商业附属智库和政党智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以附属关系为标准认为智库分为独立运作型、准独立型、政府附属型、准政府型、大学附属型、政党附属型和公司型，如表2-3所示。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发布的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全球智库报告中，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将智库分为国防安全类、国内经济政策类、教育政策类、能源政策类、环境政策类、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类、国内卫生政策类、全球卫生政策类、国际发展类、国际经济类、科技类、社会政策类、透明度和善治类13类智库。根据智库的特殊成就，将智库分为倡导型、营利型、政府附属型、机构合作型、管理型、新思想或范例型、产出最佳研究报告型、会议型、网络型、政党附属型、跨学科研究型、大学附属型、使用社会媒体和网络、外部关系和公共参与型、最显著影响等26种智库。这些智库在政策研究和分析、参与公共事务、促进相关行为者之间的合作、维持公众的支持和资助、提高有关国家的整体生活质量等方面表现出色。具体分类标准及其内涵如表2-4所示。

三、智库的功能

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库生产创新性思想和政策咨询建议，对国家公共政策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智库有研究和分析现实政策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对政府项目进行评估、促进政策理解、建构政策网络、为政府提供人才储备库的功能。另外智库担当政府决策者的政策理念来源、政策议案的评论者、政策方案执行的评估者、政府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五种角色。美国智库在帮助政府应对复杂的国内外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在政策辩论中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设置确定政策议题、帮助公众理解政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建立了一个交流观点的平台、为政府储备人才等方面发挥功能。智库专家基于研究和理性思考提出创新性思想，在国家官僚体系分化和多个利益群体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背景下，智库起到了推动知识与政策一体化的作用。通过对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及通过访谈研究证实了智库对公共政策变化有所贡献并能够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智库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期深入地研究某个公共政策问题，也有助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并通过影响政策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转型国家主要通过管理层面、质量控制、组织创新、强有力的团队领导、委员会治理、结构化的研究人员、财务管理、研究结果的交流、注意智库形象和声誉宣传等途径建立智库。在外交及国际关系领域，研究“1990研究所”这一跨国智库，发现非国家集团组织在外交政策中有愈加重要的作用，美籍华人参与中国现代化的作用显著。智库需要与多元社会网络关联，坚持跨学科跨区域研究，注重思想创新和过程管理并独立发声，通过宣传学术产出普及知识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智库作为知识革命的开端，将开启21世纪政策讨论的新时代。

智库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其不同国家智库组织的发展状况引起了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了解这样一幅生动而现实的图景，对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探索世界范围内智库的发展形态以及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的功能价值具有重大的意义。不同国家在智库的建设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公民社会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传统是不同国家智库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从二战后才开始在美国及全世界迅速发展。智库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产物，在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发挥作用是美国智库成功的真正原因，加拿大智库需要克服许多机构、文化和经济的障碍。麦甘研究中国、印度、巴西、中东及北非智库，阐述了智库在其所属国家内外政治语境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强调建立智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认为中东及北非地区应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全球政策分析网络，消除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私人领域的鸿沟，提高政策设计和执行效率，为政策倡导建立有效的驱动力。张骏分析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智库如何调整和探索与政府的关系，发现日本智库与政府“再结合”、韩国官方智库与政府“剥离”与“统合”而民间智库与政府“补充”与“分担”、新加坡“政府布局”“高官参与”的智库有效作用于“制度提升”，存在这种状态的原因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政府普遍保持着对智库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介入，另一方面对智库本身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有着也不同于西方的理解。

四、智库的评价

全球范围内智库的兴起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学术研究领域及社会各界对于智库研究及智库评价的广泛关注。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机构及学术研究机构，智库组织具有功能异质性、建制复杂化、机制多元化和开放性等特征，这给研究者进行智库评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使得已有的智库评价饱受争议。

智库影响力评价是智库研究中最重要、最容易受关注并且争议性最大的议题。影响力评价成为智库领域中的热点研究问题，许多学者对影响力进行了专门性的探讨。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和价值所在，也是智库评价的重要方面。影响力的核心是采用多种多样的传播渠道向多个外部利益相关者传播和宣传自己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策决策者、资金提供者、社会媒体和媒介、社会精英以及普通的公民。智库围绕着推广知识产品从而力求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开展行为活动。国内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以对智库影响力进行分类为基础开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如朱旭峰从西方智库影响公共政策机理的层次结构入手，认为智库影响力可分为决策影响力、精英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三个层次。李安方等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认为，智库内部的思想宣传和政策倡导能力是智库影响力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李凌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三大类，这三种影响力分别对应于政策制定者、学术同行和普通大众，它们通过不同方式对不同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决策影响力是最根本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服务于决策影响力。除此之外，有研究者对智库可以产生影响力的原因、条件和方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和案例分析。譬如，俞可平提出智库要对社会进步产生影响，需要产生符合社会发展的创新思想、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影响社会发展的真实问题，对社会发展承担公共责任，进行前瞻性战略研究，组织高水平领导及研究团队，借助网络和媒介影响社会，寻求特色化发展。王丽莉认为美国智库能够产生强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其良好的市场环境、充足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朱瑞博研究发现欧美智库通过创新思想及其引领机制来提升学术影响力，通过舆论引导机制提升社会影响力，通过旋转门机制提升政策决策执行影响力。刘昌乾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分析了布鲁金斯学会具有高影响力的原因及其特征表现，提出布鲁金斯学会作为顶尖智库，聚集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和学术界），设定政策讨论主题，创建一个平等宽松的研讨氛围和交流渠道，传播新观点，使得其倡导的观点能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智库重点关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某个高层人物，针对其政策需求提供政策建议。

不能否认，影响力是一种非强制的和软性的权力，如斯克鲁顿（Scruton，R.）所言：“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与控制力、力量、强迫和干涉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它通过告诉他人行动的理由，这些理由或是对他人有利的，或是道义上的善意的考虑，来对其行为进行影响，但这些理由和考虑必须是对他人有分量的，有可能影响其决策。”因此，可以看出，影响力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成果、语言表达技巧和潜移默化的行为来达到影响决策的目标，但其成效会受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最终能否实现预期结果，是难以预料的。研究者也普遍认为，从政策过程的视角看，公共政策进程有延续性和时滞性的特点，也许要经过很长时间，思想才能转化为政策，政策的形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个体都有参与，难以确定哪一个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有决定性影响，也难以了解智库的思想在政策过程的哪个阶段产生影响。如彼得·豪尔（Peter, H.）所言：“智库对决策虽有影响，但是影响力到底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不难发现，基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数据采集的高难度，测量标准的不确定性，及智库组织及公共政策过程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任何一种实证测量或许都难以全面和精确地衡量影响力的程度和大小。

对智库及其影响力界定的困难，使得对影响力进行全面的评价尤其是定量的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随着统计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使用实证方法研究智库的影响力成为一个前瞻性的领域，许多研究者使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从独特的视角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尝试性的实证探索。尼古拉斯·拉伯（Nicolas, R.）研究了12家经济政策智库及其171名学者的新闻能见度，成为智库影响力定量分析的重要先行者。在此之后，有许多研究者借鉴此研究方法，对数据量进行了拓展研究。唐纳德·艾伯森（Abelson, D.E.）基于政策过程的概念，研究了主流媒体对智库观点的引用率和智库人员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次数，对美国、加拿大两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进行定量分析。比特·里森（Peter, T. L.）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美国州一级别的自由市场取向智库在税收、政府支出及私有化三个领域的八个层次的影响力。陈升选取了中国39家智库作为样本，对其影响力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智库规模与智库影响力关系，以及智库性质变量的调节效应与智库产出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智库规模对智库影响力有显著影响，且智库产出对智库规模与智库影响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而智库性质对智库产出、智库规模与智库影响力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虽然对智库进行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具有天然的挑战和广泛的争议，但是由于评价是促进智库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对智库成效进行监督和检验的重要手段。智库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家而言，有助于国家总体把握智库发展的形势、针对性地出台支持智库发展的政策；对于智库行业而言，有助于智库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对于智库个体而言，有助于智库间在竞争、学习中发现不足，找准目标；对于决策部门、基金会、媒体、学术界、社会大众而言，有助于展示智库行业、智库个体的公共形象”。鉴于智库评价也是智库研究的重要内容，全球范围内，为对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组织进行评价、改善智库组织发展绩效、提升智库组织治理能力，开展对智库评价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一直都在进行中。本书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对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智库组织评价方法进行研究探讨。

（一）国际层面的智库评价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最早起源于欧美国家，对于智库的评价及其研究也发端于欧美国家的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依据张树良等的研究，按照评价方法可将智库评价体系分为定性评价体系、定量评价体系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三类。根据评价主体及评价目的，现有的智库评价体系分为媒体型、实验型、管理型、监督型和专业型。媒体型评价体系是指由新闻媒体机构作为评价体系构建方，对主流媒体采用专家观点的情况或者智库在热点问题方面通过主流媒体产生的影响进行专家评审，典型实例为英国Prospect智库评价。实验型评价体系是由数据管理方来主导，运用科学计量的方法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典型案例为英国高等教育资助理事会（HEFC）RePEc数据服务平台IDEAS智库评价。

由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CGD）智库评价体系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评价体系是由专业从事智库研究的第三方机构、自身创建智库评价体系且智库的覆盖面及影响力较大，本研究对这两个评价体系进行详述。

CGD智库评价体系首发于2013年，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评价智库绩效的新指标和新方法，实现智库绩效评价的纯定量化，但是由于数据获取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并没有对智库排名进行持续的推进。但是其采用定量的评价方法具有较好的可借鉴性，核心在于侧重采用网络指标和新媒体指标对智库公共影响力进行考察，包含智库影响和智库效能两个一级指标。智库影响指标包括智库受社交网站用户的关注程度、智库网站流量、智库网站被链接量、智库媒体关注度和智库成果学术被引用量五个二级指标，评估数据主要来自智库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网络引文数据库以及第三方机构。智库效能指标包含智库规模、智库年度运营经费和最近财年经费三个二级指标，评估数据主要来自第三方机构及智库年报。智库影响指标数据的时间点为2014年或2015年1月，智库效能指标时间点为2013年。评价结果最终以智库绩效排名形式公布，并提供基于总量特征的智库绩效排名和基于效能特征的智库绩效排名两种结果。

隶属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的麦甘及其研究团队自2010年起每年都发布全球智库的排名报告，其排名因可持续性及全面性，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使用，并被作为判断智库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依据。

该项排名具体的工作流程为在每年春季向其项目资料库中的人员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公众发送邮件，邀请他们登录项目组网站，并推荐有资格参加“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简称为IAC）”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然后，项目组向IAC成员发出提名邀请，请他们按照若干类别分别提名每个类别中他们认为能够排在前25名的智库。在汇总提名结果后，将所有被提名为顶级智库的候选机构的汇总资料发给专家小组（Expert Panelists），邀请他们参考项目组提供的评价指标对这些筛选后的机构进行分类排名、确认和调整，在每年年底确定各个类别的最终排名。

该调查采用的是整体性测度方法中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由智库专家、学术同行、政府官员等分布于不同行业领域的专家组成调查组，依照指标体系，如表2-5所示，按照智库在评价者心目中的印象评价智库的影响力。这个排名的优点是简单易行，有助于迅速了解全球智库的概况。缺点是没有给各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排名的过程和结果难以重复检验，这个评价过程必然有来自意识形态的及个人主观性的偏见。

（二）国内层面的智库评价

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中国智库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对中国智库进行评价和排名成为智库研究的时髦范式。

2006年“首届中国智库论坛”首次推出“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和“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智业机构”。十大著名智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智业机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兰图智业研究院、中国工商管理研究院、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零点咨询研究集团、王志刚工作室、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和熊大寻策划机构。

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首次对中国智库影响力进行排名，采用两轮问卷调查的方法，从综合影响力、系统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进行排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问鼎综合影响力榜首，系统影响力评价分党政军智库、地方社科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党政军智库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党校为代表，社科院智库以北京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为代表，高校智库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民间智库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代表。中国顶级智库的结构特点表现为区域分布不平衡，集聚在北京和上海，党政军和民间智库更加关注国家战略。2000年是中国智库成长的分水岭。研究领域聚焦政治建设、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

2015年1月15日，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网联合发布《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报告将智库的影响力指标分四类，分别为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每类影响力设置3—5个客观指标。该报告采用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占70%权重），并且尝试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评价结果作为来源数据（主观评价占30%权重）。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国情研究院成为影响力居前三名的高校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名列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三甲。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列民间智库前三位。

2016年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研发“中国智库索引”（CTTI），并以第三方身份，运用结果导向的智库效能测评体系，对智库机构运用资源方式的能力和效益进行评价。CTTI来源智库使用MPRA测评指标体系，确定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M（治理结构）、R（智库资源）、P（智库成果）、A（智库活动）。

201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2016）》是国内智库评价机构首次通过大数据评价方法和社交大数据资源对智库活动进行的综合性评价与排名。通过对智库及专家言论在社交媒体中的大数据分析，推出了智库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指数、智库微博专家影响力指数和智库微信引用影响力指数三个分项指标，以及智库大数据指数（TTBI）的评价结果。朱旭峰构建了智库透明度评价体系，对100家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智库进行评价研究，社会智库总体透明度的平均水平较高，中国智库的财务透明度水平总体较低，事业单位智库和社会智库的财务透明度相对较高，前者受“三公”经费公开等政策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受资助基金会规范运作的外部机制的影响，表现出影响不同类型智库透明度的差异性机制。

2017年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中心《中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2017）》发布，对中国大学智库发展状况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系统化的跟踪和扫描，提出了大学智库评价既有一般智库的共性，又有其个性，既不能单纯用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的评价方法，又不能脱离大学、学科和学者的特点。提出了中国大学智库评价“三维（FAC）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即契合度（Fitness）-X维、活跃度（Activity）-Y维、贡献度（Contribution）-Z维。经专题调研、数据收集、实力比较和契合度甄别、活跃度搜索、贡献度分析以及分项权重的设置、指标数据的集成，最后形成了中国大学智库百强排名，前三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基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AMI指标体系”，从吸引力（Attraction Power）、管理力（Management Power）、影响力（Impact Power）三个方面对国内智库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并完成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报告由总报告和分报告两部分组成，其中分报告就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四大类分别进行了评价研究。最终选出了166家智库进入“中国智库综合评价核心智库榜单”。其中，高校智库属于专业性智库之中，共有79家入选。

该排名将高校智库分为A、B、C三类分别进行评价，A类共60家，B类共13家，C类共6家。高校智库A类又分为211高校经济领域智库（16家入选）、211高校国际领域智库（14家入选）、211高校社会政法领域智库（16家入选）、211高校其他领域智库（14家入选）。高校智库B类分为普通高校经济领域智库（5家入选）、普通高校国际领域（4家入选）、普通高校社会政法领域（2家入选）、普通高校其他领域（2家入选）。高校智库C类主要是高校合作类智库，共入选6家，分别是长江教育研究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从高校层面来看，如图2-12所示，入选数量超过3个的高校集中分布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7所国内一流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入选6所高校智库。入选数量为2个的高校集中分布于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11所具有鲜明学科特色和研究积淀的高校。

依照“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入选名单高校属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为17所，入选名单高校属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为39所，入选名单高校既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大学为11所行业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学校，如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京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

五、智库的组织分析

智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及其他非官方组织共同影响公共政策体系。对智库进行组织分析的视角有包括从政治经济学及文化的视角解释组织运作的大环境，从历史、架构、文化、成员和资金来源等关键要素分析知名智库的存在形态，从网络的视角分析交流活动及利益团体的社会参与。研究美国保守型智库传统基金会，分析其起源和发展、资金来源、结构和运作，评估对外交流活动如出版物、市场和组织网络等。组织结构、资金来源、社会价值观、慈善事业及独立于官僚体系等因素等是智库成长过程的关键驱动力。智库与基金会、媒体、政策委员会和特殊利益团体间产生协同增效效应的组织网络，通过接触主流媒体，使其专业化的咨询建议被转化为政策，从而实现影响力。智库组织网络产生超越个人的创新性想法，并促进新思想和政策有效传播，通过广泛的知识交流和专业合作，提高项目执行的有效性。依据主要目标、参与动机、成员基础和网络凝聚性四个指标，智库网络分为开放性的聚合组织，捐赠领导或官方赞助的智库协会和单个私立智库组织领导下的智库协会三种类型，其共同管理任务有提升网络运转效率、通过网络平衡与协商、确保充足资金保证网络活动开展、维持结构一致性、促进合作和增进凝聚力。

研究人员专业性强，思维活跃，甚至有学者把智库专家称为思想掮客（Idea brokers）。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多数研究员都具有博士学位，著名大学工作经历，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和高水平的公共政策研究背景。德国有近一半的智库的研究人员数量少于50个，并且在学术与政策领域存在着人才流动的旋转门现象。麦德斯·托马斯对43位美国智库政策专家进行深度访谈、人种志观察和档案记录，研究其自我认同问题。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兼具学者、政治幕僚、企业家和媒体专家的四重身份。政策专家身份的本质在于不断努力平衡和协调这四重身份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以中国领导群体为研究对象，发现海归者担任高层领导的比例较低，高层领导频繁地向高校智库的海归学者寻求政策建议。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化视角下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互动是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现象。